此时何处?此时何人?

五月 6th, 2015

布朗肖

在萨缪尔·贝克特的小说中,谁在说话?这个不断地重复看似同一个东西的不知疲倦的“我”是谁?他试着说什么?作者——他必定在书中的某处——在寻找什么?我们——阅读书的人——在寻找什么?或者,他只是在绕圈,只是在隐晦地循环,只被一种游荡之声音的冲动承载着,他生产一种没有本然之开端或终结的言语,但那也是一种贪婪的、严格的语言,它绝不会停下,它发觉自身无法忍受停下,因为一旦停下,可怕之发现的时刻就到来了:当言谈停止的时候,仍然有言谈;当语言中断的时候,它持续下去;没有沉默,因为沉默永远在那声音内部言说。

一场没有结果的实验,通过排斥那些虽然贫乏,但允许它继续的手段,它带着从一本书到一本书不断增长的纯粹性,而继续着。

正是这单调乏味的运动首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不是某个为美而书写的人(虽然那样的快乐是光荣的),这不是某个被大家所谓灵感的崇高冲动所驱使的人(灵感表达了在未知之物上捷足先登的使命或欲望中产生的新的、重要的东西)。那么,他为什么书写?因为他试图逃避单调乏味的工作,他要让自己相信他仍是这工作的主宰,即在他提高声音的那一刻,他会停止谈论。但他在谈论吗?这空虚——它成为了那个没入其中的人的声音——又是什么?他落入了哪里?“此时何处?此时何人?此时何时?”[1]

他正在斗争——这是表面的;有时,他秘密地斗争,仿佛他正向我们,也向他自己,隐瞒着什么,如此的隐瞒首先是狡猾的,然后是一种揭示自身之双手的更深的狡猾。首要的策略是在他自己和语言之间插入某些面具,某些面孔;在《莫洛伊》这本书中,人物仍然出现,所说的东西试图采取一个故事的令人安心的形式,当然,它不是一个成功的故事,这不仅是因为它不得不讲述的东西是无限悲惨的,更是因为它无法成功地讲述,因为它不会也不能讲述。我们相信这个已然缺乏流浪之手段的流浪汉(但至少他还有双腿,虽然双腿并不利索——他甚至拥有一辆自行车)围着一个目标永恒地转圈,那目标是隐晦的,它被隐瞒,被承认,被再次隐瞒,那目标和他奄奄一息的死了的母亲有关,某种难以把握的关联,正因为他在书一开始的时候就实现了目标(“我在我母亲的房间里。现在是我生活在这里。”[2]),那种关联迫使他在被隐藏的、不愿被揭示的东西的空洞的陌异性当中,围着目标,无尽地流浪——我们相信,这个流浪者服从一个更深的错误,并且,他踟躇的、断断续续的运动在一个无人称的执迷的空间中出现,执迷永远地引领着他;但无论我们感觉他有多么地衣衫褴禄,莫洛伊都没有放弃他自己,他在某些界限内保留了一个名字,一个坐标,而那些界限抵御了更加烦人的危险。在《莫洛伊》的故事里当然有一个让人苦恼的崩溃的原则,这个原则不只限于流浪汉的不稳定性,而是进一步要求莫洛伊被反射,被复制,成为另一个人,成为侦探马龙,马龙追捕莫洛伊而不逮住他,并且,在那样的追捕中,马龙(他也)开始走上一个无尽之错误的道路,如此错误的道路,以至于任何一个走上它的人都无法保持自己,而是缓慢地化为碎片。莫洛伊不知不觉地成为了马龙,也就是,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如此的变形瓦解了叙事元素的安全性并同时引入了一种寓言的意义,或许是一种令人失落的意义,因为我们并不觉得它符合这里所隐藏的深度。

《马龙之死》显然走得更远:这里的流浪者不过是一个垂死者,并且,他所通达的空间不再提供一座有着上千条街道的城市的资源,也不再提供《莫洛伊》所给予我们的有着森林和大海之视野的户外;它不过是房间,床,是垂死者用来把东西拉过来又推开,从而扩大其静止之圈子的拐棍,并且首先是那支进一步扩大圈子,使之进入词语和故事的无限空间的笔。马龙,如同莫洛伊,是一个名字和一张面孔,也是一系列的叙事,但这些叙事不是自足的,它们被讲述不是为了赢得读者的信念;相反,它们的计谋很快暴露了——故事是被发明的。马龙告诉他自己:“这次我知道往哪儿去了……这是眼前的游戏,我要玩……我想我可以给自己讲四个故事,每个故事的主题都不同。”[3]怀着怎样的目的?为了填补马龙感觉自己正坠入其中的空虚;为了让那空洞的时间(它将成为死亡的无限时间)沉寂,而让它沉寂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说些什么,讲一个故事。因此,叙事的元素不过是一种公然欺骗的手段,它建构了一种让书失去平衡的刺耳的妥协,一种破坏实验的计谋之冲突,因为故事仍然是故事,乃至于过度:它们的精彩,它们的的巧妙讽刺,一切把形式和兴趣赋予它们的东西,也把它们从马龙,从垂死者那里分离,把它们从马龙之死的时间中分离,为的是恢复我们在其中一无所信的惯常的叙事之时间,并且,在这里,叙事的时间对我们没有什么意味,因为我们期待某种更加重要的东西。

的确,在《无法称呼的人》里,故事仍试着幸存:垂死者马龙有一张床,一个房间——马霍德只是一个有中国灯笼装饰的瓦罐里装着的人之残渣;还有沃姆,未出生者,他的存在只是其生存之无能的压抑。另几张熟悉的面孔经过,无实体的幻影,空洞的图像,围着无名之“我”所占据的空洞的中心,机械地旋转。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一本书接着一本书继续的实验,获得了其真实的深刻性。不再有一个人名所安心地保护的角色的问题,不再有叙事的问题,哪怕是在一种内心独白的无形的当下;曾经的叙事变成了冲突,曾经有一张面孔,甚至有破碎之面孔的,如今丢掉了面孔。谁在这里说话?这个注定要不停地说话的“我”是谁,这个说“我还是不得不说。我将永远不会闭嘴,永远不会”[4]的存在者是谁?通过一种让人安心的惯例,我们回答:那是萨缪尔·贝克特。由此,我们似乎接近了一个非虚构的情境所关注的东西,它指向了一种真实存在的真实折磨。“实验”一词是被实际体验的东西的另一个名字——在这里,我们也试着恢复一个名字的安全性,试着把书的“内容”定位在一个人的稳定层面上,定位在一个人称的层面上,那里发生的一切在一种意识的担保下发生,那个世界免除了对我们的最可怕的贬斥,即失去说“我”的权力。但《无法称呼的人》恰恰是在无人称的威胁下所进行的一场实验,所经历的一次体验。无人称的威胁乃是一个中性之声音的接近,那声音自动地升起,穿透了听见它的人,它没有亲密感,它排除了一切的亲密,它无法被停下,它是持续不断的,它无止无尽。

那么,谁在这里说话?我们会试着说,那是“作者”,如果这个名字唤起的不是能力和支配,而是一个无论如何不再是萨缪尔·贝克特的书写者,一种让贝克特失位,剥夺他并侵占他的必要性,如此的必要性让他屈服于外在于他自身的东西,让他成为了一个无名的存在者。无法称呼的人,一个无存在的存在者,既不能生,也不能死,既不能开始,也不是离开,在空洞的位置上,传来了一个没有什么效果的空洞的话音,它不管怎样戴上了一个千疮百孔、痛苦不堪的“我”的面具。

正是这样的变形在这里泄露了它的症状,正是在变形过程的深处,一种口头的幸存,一种隐晦的、顽固的遗物,坚持着其静止不动的流浪,继续以一种毅力斗争,这毅力甚至不是指一种力量的形式,而只是无法停止说话的诅咒。

或许,这本书有某种令人敬佩的东西:它刻意剥夺了自身的一切资源,它接受自己在一个不能继续的点上开始,但它顽固地前进了179页而不诡辩,不掩饰,它展示了同一个断断续续的运动,同一个不知疲倦的、停滞不前的步法。但这仍然是外在读者的观点,读者把他所注视的东西仅仅沉思为一部杰作。当你沦为它的牺牲品时,在不可逃避的折磨中没有什么可敬佩的东西,在你不得不从事的单调乏味的运动中,没有什么可敬佩的东西,就连死亡也无法将你从那运动中解脱,因为为了首先踏入那个运动,你必须已经离弃了生命。审美的情感不是这里所要求的。或许,我们面对的根本不是一本书,而是某种甚于一本书的东西:或许,我们正接近那个诞生所有书的运动,在那个起源的点上,无疑,作品失落了,那个点总是毁灭作品,作品(œuvre)必须用永恒之无作(désœuvrement)的点维持一种不断增长的本源的关系,或冒险化为乌有。我们会说,无法称呼的人注定要穷尽无限。

我没什么事要做,就是说没什么特别的事。我得说话,这很模糊。我得说话,又没有什么要说,没有什么话,只有别人的话语。不善于说话,不愿意说话,我却得说话。没有人强迫我,没有任何人,这是一个事故,这是一个事实。从来就没有什么能让我免除它,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要发现的,没有什么能让该说的话减少,我有一片大海要喝,于是有一片大海。[5]

这如何产生?在论热内(Jean Genet)的文章里,萨特表明,热内首先忍受深刻之恶的约束,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一种强求,而文学在表达这种深刻的恶时,逐渐地赋予了热内一种权力,即将他自己从被动升向行动,从无形升向一张面孔,甚至从一种模糊不清的诗歌升向一种华丽而确定的散文。

《鲜花圣母》——作者对此毫不怀疑——是关于一次治疗,关于一次信仰转变的日志:在那里,热内解去了他自己的毒,并转向了他人;这本书让过程变得真实:它诞生了一个梦魇,一个有机的产物,诸梦的浓缩,手淫的史诗,它逐字逐句地打开了一条从死亡到生命,从迷梦到醒悟,从疯狂到健康的磕磕绊绊的通道。

这是一种我们会称之为古典的经验之形式,其传统的表达已由歌德的话“诗歌即拯救”所给出。《马尔多罗之歌》(Les Chants de Maldoror)就是一个例证:通过变形的力量,通过意象的激情,通过从夜的黑暗当中并且经由夜本身而逐渐浮现的甚至更为执迷的主题的反复,一种新的存在于白日的光芒中找到了其自身之面孔的现实;洛特雷阿蒙就这样诞生。但当文学看似把我们引向日光的时候,认为它把我们引向理性的平静的享乐,引向各部分被遵守、被调控的、实际可行的生活,那就错了。普通白日的激情——它已在洛特雷阿蒙那里上升为对平庸的危险赞颂——普通言语的激情——它已通过对陈词滥调和拼凑模仿的讽刺的肯定而毁灭了自身——同样迫使他在无尽的日光中自我毁灭,在日光中,一种典范的命运让他的死亡超乎我们的把握。

同样地,在热内的例子里,萨特已经表明,如果文学看似为一个人提供了一条出路,看似促进了其技艺的成功,那么,它也——在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突然揭示一条适合他的出路的缺席,甚或暴露其成功的绝对失败,并把成功消解为学术生涯的无足轻重。

在《鲜花圣母》那会,诗歌就是出路。但今天:有了意识,有了理性,没有对未来的直接忧虑,简言之,没有恐惧,热内为何还应写作?为了成为一个作家?那只是他不想成为的。我们意识到,如果一位作者的作品源自一种如此深刻的需要,如果他的风格是用如此精确的意图锻造的武器,如果他的每一个意象,每一个论证,都如此明显地恢复了他的整个生命,那么,他就无法突然开始谈论别的什么东西。失败者获得了一切:通过赢得作家的地位,热内一下子失去了书写的需要,欲望,机遇,以及手段。

事实依旧是,存在着一种描述文学体验的古典方法:我们看见作家将自己从他更加黑暗的自我当中拯救出来,黑暗的自我,几乎奇迹般地,成为了表达它的作品的幸福和明澈,并且,在作品中,作家找到了一个庇护所,甚至在同他人的自由交流中找到了其孤独的一种完满。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最后化身,弗洛伊德,通过坚持升华的德性,通过对意识和表达之力量的持续的信念——如此动人,如此无辜,如此天真——试图让我们相信的事情。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必须意识到体验的另一层面,在那个层面,我们看见受折磨的米开朗琪罗,着了魔的戈雅,在街灯上吊死的快乐而清醒的奈瓦尔,还有因屈服于诗歌转化的过度运动而死于自身之理性着魔的荷尔德林。这如何发生?

在这里,我们可以表明仅仅两个需要考虑的领域:首先,对生产作品的人而言,作品并不是他所居留的一个安宁的,受到保护的,躲避其生活之困难的场所;或许,他认为自己事实上不受世界的伤害,但这只是为了把他暴露给一个更大的,更凶恶的危险,因为危险找到了他,而他甚至没有反抗的武器:危险从外部向他到来,危险来自一个事实,即他处在他自身的外部。面对这样的危险,他不可以保护自己;相反,他必须屈服于危险,把自己交给危险。作品要求生产作品的人为作品牺牲他自己,成为他人,不是成为另一个人,不只是有自身之研究、自身之满足、自身之兴趣的“作家”,而是成为无人,成为作品之召唤在其中回响的、空洞的、被激活的位置。正是在这里,作品的经验,对书写作品的人而言,也是一个考验:在那里,他的完整性岌岌可危,他进入了一个他从未直接靠近过的变形的世界。

克莱门斯·布伦坦诺(Clemens Brentano)在他的小说《高德维》(Godwi)中动情地谈到了作品所产生的“自我毁灭”。或许,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一种更加根本的变化,它并不体现为灵魂和精神的一种新的倾向,它也不满足于把我和我的自我分开,它甚至和这本书或那本书的特定内容无关,而是和书的根本之强求有关。

但为什么作品要求这样的转变?我们回答:因为它无法在熟悉之物,在惯常之物,在可用之现实的商品中,找到它的出发点,因为它要求非惯常者,要求之前从未被思考、被看见或被听到的东西;但这样的回答,虽然正确,看上去仍然偏离了要点,错失了本质的东西。我们会再次回答:因为在作家生活的世界里,他居有权宜之计,依赖过去和未来之成就的连续,犹豫不决地参与一种普遍意向的真理,而作品则剥夺了作家的那个世界,为他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作为其行动的场所;事实上,《无法称呼的人》唤起了一个落到世界外部的人的这种心神不安,他永远徘徊于存在与虚无之间,因此既不能死亡,也不能出生,他被他不再相信的造物,被无意义的鬼魂,所缠绕。

无论如何,这还不是正确的回答。我们毋宁会在一个运动中找到答案。当作品试图抵达它的结论时,那个运动就把它带向一个点,在那个点上,作品和不可能性相斗争,永恒的重新开始的流动和逆流靠近了作品:无能的过度,乏味的啰嗦,以及为了成为一个资源,而必须枯竭的泉水和源头。在这里,话音并不言说,它存在;在它自身当中,没有什么开始,没有什么被说,但它总是新的,总是重新开始。作家就是听到了这个话音的人,他渴望让自己成为它的媒介,渴望通过说出它而对它施加沉默。他是让自己屈服于那持续不断之物的人,他已把它听作一个话音,他已随它进入一种领悟,他已完成它的要求,他已在其中迷失了自己,并且,由于他已经恰当地承受了它,他无论如何有把握地带来它,他通过坚定地把它引向这条界限而述说它,他通过度量而支配它。

正是这种对本源的接近让作品的经验更加危险,危险既是对承担作品的人而言,也是对作品本身而言。但这样的接近也确保了经验的本真性,只有它把一种本质的探寻制成了作品,并且,对文学而言,正因为《无法称呼的人》以最赤裸、最生硬的方式让这样的接近变得显明,它才比那些按文学的标准最“成功”的作品,更加重要。试着倾听“这个正说着话的嗓音,知道自己是一派胡言,对自己说的无动于衷,兴许还太老了太受辱了最终无法说出能让它闭嘴的字词。”[6]试着沦入中性的地带,在那里,自我为了言说,而投降,自此屈服于词语;试着坠入时间的缺席,在那里,它必须在一场没有尽头的死亡中死去:

……词语到处都是,在我身内,在我身外,居然这样,刚才,我没有了厚度,我听见他们,无需听见他们,无需一个脑袋,没办法止住他们,没办法停止,我是词语的,我是词语做成的,别人的词语,什么样别的人啊,地点也一样,空气也一样,四壁,地面,天花板,一些词语,整个宇宙都在这里,和我在一起,我是空气,四壁,被困住的人,一切都屈服,敞开,失去控制,回流,一些絮团,我是所有这些絮团,增长,结合,分开,无论我去哪儿我都同样存在,我深信不疑,朝着我自己走,从我自己出发,从来只有我自己,我自己的一小块,复苏的,丢失的,缺少的一小块,一些词语,我是所有这些词语,所有这些外来者,动词的这个遗骸,没有落脚的深度,没有消散的天空,为了说话的相见,为了说话的躲避,我是它们的全部,相互结合的这些,相互分开的这些,相互不知道的这些,不是别的事物,不,全部别的事物,我是全部别的事物,一个沉默的事物,在一个艰苦的,空洞的,封闭的,干燥的,洁净的,漆黑的地方,那里没有什么不动弹,没有什么不说话,而我听,而我听见,而我寻找,就像在笼子里出生在笼子里死亡出生和死亡出生和死亡在笼子里在笼子里出生然后死亡出生然后死亡的那些牲口……[7]

[1] “现在在哪里?现在什么时候?现在是谁?”贝克特,《无法称呼的人》,余中先、郭昌京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5页。

[2] 贝克特,《莫洛伊》,阮蓓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5页。

[3] 贝克特,《马龙之死》,余中先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4] 贝克特,《无法称呼的人》,第6页。

[5] 贝克特,《无法称呼的人》,第49页。

[6] 贝克特,《无法称呼的人》,第35页。

[7] 贝克特,《无法称呼的人》,第181-182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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