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布朗肖

二月 25th, 2013

让-吕克·南希

《无尽的对话》[1]:这个题目——他的全部作品中最引入注目的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莫里斯·布朗肖的思想的一个象征。不是真正地作为一种立场或姿态的思想:一种自信。首先,布朗肖拥有对话(entretien)之可能性的自信。在(同他人,同自己,同对话所追求之物的)对话中承担起来的是言语同塑造言语之真理的意义之无限性的更新了的关系。

书写(文学)命名了这种关系。它不转录一份证词,它不发明一种虚构,它不传达一种讯息:它追踪意义的无限旅程,当意义让自身缺席之际。这样的让缺席不是否定的;它塑造了意义本身的机遇和挑战。“书写”意味着不断地接近言语的极限,言语唯一指定的极限,它的指定让我们(言说者)不受限定。

布朗肖能够以这种方式认识现代性的事件:世界—超越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和经验或真理之间的一切可靠划分的消失。他在书写中回应了给予那部分仍然沉默的自我一个声音的使命。

给予这样一个声音就是“留心缺席的意义”[2]。留意的、小心的、深情的警觉。它想要照料真理的给予所经由的这些缺席的预留:我们内部对我们外部之无限性的经验。

这种经验在神圣的手迹及其存在的解释学被关闭的时刻得以可能和必要。文学——或书写——始于这些书的闭合。但文学并没有建构一种亵渎的神学。它挑战一切的神学以及一切的无神论:意义的一切建立。在这里,“缺席”不过是一个运动:一种让缺席。它是走向所有言语之无限性的不断的过程。“巨大的缺席,从我身上并且从一切事物那里缺席,同样是对我而言的缺席。”《黑暗托马》所说的“缺席”不是一种存在或一种权力,而是我自己外部的自我的不断转变,由此,“其存在的纯粹感受”到来了,虽然总是即将发生的。

这种存在不是作为自我的不经协调的喜爱和永恒的生命,也不是它的死亡。但布朗肖所说的“死”(mourir)——它完全没有和生的终止相混淆,相反,它是如此亲近布朗肖的德里达所命名的生或“幸—存”[3]——塑造了不断地接近作为真正意义的让缺席的运动,在让缺席当中抹除了虚无主义的一切踪迹。

这就是经由书写能够“以其无的形式,将有的形式赋予无”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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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法兰西文化部国家庆典高级委员会(Haut Comité des célébrations nationales)纪念莫里斯·布朗肖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而作。

[1] L’Entretien infini (Paris, Gallimard, 1969).

[2] The Writing of the Disaster, translated by Ann Smock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42.

[3] Jacques Derrida, ‘Living On’, translated by James Hulbert, in Harold Bloom et al.,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79), 75–176. 德里达的文章是对布朗肖的故事《死亡判决》(L’Arrêt de mort )的解读。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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