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列维纳斯

五月 4th, 2013

保罗·利科

昨夜,我倾听亚西尔·阿拉法特出席的伯利恒午夜弥撒:一个或许会触动某些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典礼。接着,数小时后,犹太哲学家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我崇敬的朋友,死亡的新闻,抵达了我。一个并不协调的巧合。为了缓减震惊,我到我的书房中寻找他的一本小书:《上帝,死亡与时间》(Dieu, la Mort et le Temps)。

它包含了一个名为“死亡与时间”的课程,列维纳斯于1975-1976年在索邦举行的最后的课程,接着是同时展开的另一课程,“上帝与存在神学”。我不应谈论列维纳斯的死亡,而要谈论列维纳斯对死亡的谈论。

“死亡与时间”本质地包含了一种同海德格尔及其著名的“向死而在”之命题的对峙。列维纳斯说,海德格尔试图从死亡开始来思考时间,并从虚无的焦虑,从有限存在的终结出发,来思考死亡。列维纳斯提出的恰恰相反:从时间开始来思考死亡。由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这意味着放弃存在的观念并且也暗示着放弃虚无。但为了实施这个表面上不可能的任务,首先必须拒绝海德格尔的起点,即面对“我”死亡的焦虑(“畏”),并毅然地从同他人死亡的相遇开始。赌注是巨大的:虚无之他,这应和了列维纳斯的最伟大的著作之题目:存在之他或超越本质(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1974年)。

时间的“监禁”和“忍耐”

一场同存在与虚无的存在论困境的持久斗争成为了列维纳斯不得不说的整个运动的基础。时间和死亡都要从这个困境中被移除。并非他和海德格尔毫无共通之处,而是他们两人都不使用关于死亡的二手知识——死亡不曾有过回应,就像道别,就像受难。

同海德格尔的决裂在命名所谓的最本真之经验的时刻得以完成:面对死亡的焦虑。在列维纳斯看来,这已经是把太多的东西赋予了意向性,一种意谓的倾向,进而,指向了虚无。我对死亡的最初通达,是他人之死带给我的情感——我的被感染——他者向我吐露的。这样的情感反过来假定了一种把虚无归于死亡的时间经验,它以自身的有限性为标志。

这种潜在的经验是时间之持续的经验,是我在列维纳斯称之为“忍耐”的无以伦比的被动性模式当中“容忍”着的时间之“监禁”。这样的忍耐趋向虚无;它没有意向性。我们可以趋向时间内部的容含,不是时间,不是时间的持续。所以,忍耐并不包含任何像期待一样的东西,更不用说任何像虚无之期待一样的东西了。

我们接下来应该问的是,是否存在着某种比虚无更可怕并且更受怕的东西;然而,我们不能从这样的问题开始,而是从随着他者的死亡到来的情感开始。这样的情感并不包含任何原初的焦虑,甚至最本质的焦虑。它毋宁重新唤醒了我如今受损的责任之契约,一种完美的伦理关系。

死亡向着他者的脸敞开”

进而,这样的关系是完全肯定的。否定性的根源不得不从别处追寻。“死亡的否定性特点”,列维纳斯表明,“被铭刻在仇恨或杀戮的欲望当中。正是在同他者的关系里,我们思考带有否定性的死亡。”我更怕什么,如果不是杀戮?列维纳斯在其课程的最后一次讲座中说得很清楚:“死亡向着他者的脸敞开,他者的脸就是‘尔不当杀人’之戒律的表达。让我们试着从暗示了死亡之全然意义的谋杀开始。”

一种纯粹伦理的接近只能遭遇暴力的死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死亡。

从他人的死亡回到的死亡仍被允许吗?在这里,列维纳斯的低语临近了沉默的边界。他谈到一种“无表征的情绪”,就像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谈到了一种“带着无知的不安”,一种“如死亡面前的顺从的情绪”。这里还有什么可以思透的东西?对这种“像一个在其追问当中并不包含任何回应之元素的问题的情绪”,我们能说什么?

事实上,沿着这个方向不能发现甚或寻找太多的东西。出于一个和时间持续之本质相关的根本原因,也是如此;列维纳斯把时间持续的本质同笛卡尔意义上的无限联系起来,就像《整体与无限》中提到的那样。我们在思考限定它的有限之前,思考的正是完全肯定的无限。同样,在列维纳斯看来,无限超越了它所包含的一切,它是包含者之于被包含者的过度,不可包含者。

因此,当死亡再一次被置于时间之持续的背景当中,同无限相联系的时候,它只能把自己宣布为一件丑闻,一个危机。一道关键的门槛在此被抵达了:我们绝不允许忍耐落回到“存在/非存在”的选言命题。我们不得不不断地不言(dé-dire)这个选择,再一次采取《存在之他或超越本质》当中著名的“言—不言”的命题。

为何要这样的约束,这样的沉默?因为从他者的死亡到我的死亡的转化,由于缺乏预见和期待所实现的支撑,被不断地推延下去。我们只能坚持我们的忍耐,比任何的被动性还要被动。把无意义的危险,意义之缺失的危险,主动地铭刻在我们的忍耐当中,将已经是把其被动性从我们的忍耐当中撤回。所以,依旧在一旁未得思考的东西,归根结底,是我们在他者死亡面前的顺从,以及时间对无限的指涉;无限仍是异者,是不可度量的尺度。

比虚无更可怕的

那么或许,不论列维纳斯已经说了什么,有着一条从时间到死亡的道路,正如对海德格尔,会有一条从死亡走向时间的道路。

我们只能重复:“死亡在其不安而非它所提出的问题中是扰人的。”那么,回到“是否存在着某种比虚无更可怕的东西”的悬而未答的问题:是的,“可怕者作为我和有限之间的失衡而跳出——作为上帝面前的存在,作为向着上帝( à-Dieu)本身。”

上帝一词已被念出。在1975-1976年的第二次课程中,一切从它开始。但这里,任何轻松的回答都是不可得的,只要我们,再一次,不得不思考无存在的上帝,也就是任何存在神学的外部:千百年来,存在神学的错误就是把上帝当作一个同存在相混淆的存在者。

我们已在《存在之他或超越本质》中读到:“但倾听一个不被存在所包含的上帝是一种和下面的事情一样重要或危险的人性可能:据说已经落入了形而上学和存在神学的存在从遗忘当中带出。”关闭存在神学的道路,即伦理的道路,唯一地突显了自身。在这方面,最后一次课程的精华部分,或许是再一次采取了证词之庄严主题的部分,早在《整体与无限》时期,这个主题就详细地阐释了在脸的冷漠当中的无限者之荣耀

读完第二个课程后,回到第一个课程,我们会问,不只是列维纳斯是否成功地从时间开始思考了死亡,还有那个由他同海德格尔的消耗性对峙强加给他的紧迫的问题,他真正的关注点。这是一个麻烦,但合理的问题,如果列维纳斯思考的不仅仅是烦(操心)或畏(焦虑),还有责任:在他身上唯一地激起一种终极恐惧的责任,将他人置于——或允许他人进入——死亡当中的责任。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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