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之蓝》前言

五月 13th, 2013

巴塔耶

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每个人都依赖于故事小说,来发现生命的复多真相。只有这样的故事,偶尔在恍惚中被人阅读的小说,拥有让一个人面对其命运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保持一种对建构一个故事的东西的激情追求:我们应该如何让我们的努力朝向小说的更新,更确切地说,朝向它的不朽?

众多的心灵无疑专注于各式各样的将会弥补熟悉形式之过度的技术。但这有何意义——假定我们渴望找出一本小说会是什么——除非一个根据首先已被确定并清楚对描绘了出来?一个揭示生命之可能性的故事并不必然地是一个魅惑;但它呼唤一个暴怒的时刻,没有这样的时刻,作者就将始终看不见这些可能,即过度的可能。对此,我能肯定:只有一种无法忍受的、不可能的折磨才能给作者实现广泛幻觉的手段,而那种幻觉,正是对惯习强加的狭义限制感到厌倦的读者所期待的东西。

我们如何细细品味那些其作者还没有被明显地向其中的著作?

提出这个原则乃是我的目的。我谢绝为之辩护。

我应该仅仅列出一些能够证实我所坚持的东西的题目(只有一些:我可以列出其他的,但无序最好地反映了我的意图):《呼啸山庄》《审判》《追忆似水年华》《红与黑》《欧叶妮·德·弗朗法尔》《死亡判决》《萨拉辛》《白痴》……

笨拙地表达自己乃是我的目的。

然而,我并不是要刻意地表明,一次愤怒的爆发,或苦难的容忍,足以自在地赋予故事一种揭示的力量。我已经提到这些事情,为的是能够说,《正午之蓝》奇异的反常完全地指向了一种捕获了我的痛苦。这些反常就是《正午之蓝》的根据;但我远没有假定,这个根据就是品质的担保,所以,我拒绝出版这本写于1935年的书。读完手稿后有所感触的朋友如今催促着让它出版,而我已经决定把事情留给他们了。无论如何,我多少已经忘却了它的存在。

1936年之前,我已经决定不再多想它。

同时,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让同小说的情节相关的历史事件显得无关紧要。面对悲剧本身,为何还关注它的前奏?

如是的推论符合小说本身在我身上激起的不满和不安。但那些语境如今已变得如此遥远,以至于我在事件的烈焰中写下的故事,已然落入了和别的故事一样的范畴:它们的作者经过精心的选择,把它们设在过去的一个无关紧要的阶段。今天,我远远地出离了故事从中浮现的心境;但这份关注,它原本是一份主导的关注,不再适切了;而我也因此遵从了朋友们的判断。

1957年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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