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朗肖的陪伴下

五月 15th, 2013

让-吕克·南希

我们的这个二十世纪始于一阵狂热的文学(和艺术)活动,并伴随着一场深刻的剧变,它通常也被人们用反叛、颠覆或革命的观念来看待,被视作对跨越言说之界限的微微可以觉察的——或无论如何为人所向往的——可能性的一种抵达,为的是书写不可能者并因此生产一种意指模式的秘密公式,以把握无意义和不可意指,非记忆和无意识,不可言说和未知。在以往的一切神话学耗尽穷竭之后,观念,将要彻底地重新坚持神话的全部力量并再次为它披上一套新鲜的法则。

但这狂热的骚乱中潜伏着灾难,而全部的“文化”不久便将自身揭示为一种纯粹野蛮的充满仇恨的借口。由此开始了这样的时代,对我们而言,它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丧失天真的岁月”——完全地不再相信任何文学的岁月。[1]

但布朗肖的声音,仿佛是从一者和另一者,从狂热和耻辱之间的间隔内部浮现出来,曲折地编排着它的道路,依旧缓慢且朦胧地坚持着符合一个处境之艰难的尝试(在那样的处境里,每一个运动都知道自己[事实上]是一个陷阱),依旧用一种提高了的、艰苦的、总是留心的警觉——甚至到了无限制的重复的地步——坚持一个文明的独一陨落及其意义或真理的诸多游戏。并且,布朗肖的声音是一种着手捕获书写之必要性的声音,把它作为自我离弃而非自我理解的一个运动。

布朗肖喃呢的声音令人不安,即便它尽其可能地接近了那应让它结巴的所在:它谈论一个会永远使之无效的时刻的确定性(并在那样的基础上向前移动);但同时,作为一个结果,它尽可能地靠近如是的风险,即离弃的运动本身会成为另一个有待把捉的对象,另一场文学的事业——而事实上在布朗肖那里真正要紧的事情乃是“把我们从通常的文学世界里解放出来”的需要。[2]

由此,布朗肖的声音将自身理解——或宣告——为某个虽然活着,但已经被报道为失踪了或被人相信死了的人的声音:死了,也就是,虽然依据那些仍然持存的词语的相同性[mêmeté](即便历史本身已被劈成两段),在他自己的词语中继续活着,但他只能用他喉咙里破裂的声音来言说。而维持这样一种声音的,乃是“绝对的责任”:对总是无所担保、无所回应的东西的责任。[3]

随着这种陪伴着我俩并且其本身得到了确证的永恒风险和极端脆弱,布朗肖和我将已经是同道的旅人和对话的搭档,必然如此。正如我慢慢发现的,尚在求学之际,在文学的巨大财富(就像人们常说的)当中,他的声音便是那个与它们交织在一起,而模糊了图像并打断我之注意的声音。虽然一开始就受到误导,但我随后还是在布朗肖那里找到了所有伴侣当中最熟悉又最陌生的一位,同时也是最秘密、最隐匿的一位,这得益于他独一的晦暗所投下的亮光。

这位伴侣对我而言的熟悉之处在于,自福楼拜以来,文学始终在担忧它自己,虽然它别无选择,孓然一身,孓然地以厌恶之心撇开自己(有必要回想一下福楼拜骇人听闻的告白:“文学,据我所知,乃是一种可怕的痛苦,如同一根卡在我屁眼里而我无法享受的假阳具”);而他的陌生之处在于,人们可以完全恰当地说,绝对忧虑的声音,和任何声音一样孓然的声音,别无选择,而只能加倍地孤立自己,撇开自己,并在自身无限的骚动中迷失自己。任何人都没有再次找到它的使命,除了挑战它。但奇怪的是,它恢复了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可能和责任:轮到我们让自己处于危难当中了……

在一个不再(至少不是完全地)由狂热和耻辱的尖锐对立,而是由一种操心(souci)组成的世界里,操心自身就对其意谓犹豫不定,并且怀疑“文学”是否还有任何意义,哪怕是自我怀疑的意义,或者怀疑意义如今是否又跑到了别的什么地方去(但当然不是通过宗教、科学或哲学),因为意义总是跑到某个地方,哪怕它逆流而行,或者悄悄地,处于自身之缺席。

 


原题为“Compagnie de Blanchot”,发表于Ralentir travaux 7 (Winter 1996/97);调整后收录于Revue des sciences humaines 253 (1999)。

[1] Maurice Blanchot, L’Amitié (Paris: Gallimard, 1971), 137; Friendship, trans. Elizabeth Rottenberg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17. 疾病让我不可能为《人文科学评论》Revue des sciences humaines)的这个布朗肖专题写一篇新的文章。在罗杰·拉波特(Roger Laporte)的善意认可下,我被迫用一篇重印的文章来勉强应对,我希望一些读者还没有读过它。它首刊于克里斯朵夫·比特(Christophe Bident)为第七期《减速》(Ralentir travaux 7)收集的一系列论布朗肖的文章。因此,我发现自己距离我原先希望的和我本应围绕布朗肖而写的东西无限地遥远。但既然我无法以这样的方式书写,我就离布朗肖在《不逾之步》(Le Pas au-delà)的结尾提到的“过于长久的言说”(la trop longue parole)所释放的存在前景更近了吗?无法围绕着他书写不是让我更加地靠近他了吗?或许是这样吧,但为此,我绝没有免除我欠他的债,或欠别人的债,无限的债,而书写只是这种债的另一个名字。的确,因为它是无限的,它不再是一份债;它更像一场游戏,而这场游戏就在于逃避疾病和苦难所揭示的带着其全部的残酷之精确的无意义性。在这一刻,让我把布朗肖在《不逾之步》里说的另一段话送还给他:“痛苦的嘴用平静说话。”这种平静的言说说出了和我们之间奇怪的共通之互换一样的东西,其中,同-在(bing-with)从无所同之在(being-without)那里夺走了“无”,诚然就是从后者那里夺走了它的意义。

[2] Blanchot, L’Amitié,173 ; Friendship,150.

[3] 见布朗肖1963年2月8日致艾利奥·维托里尼(Elio Vittorini)的信,载1990年9月第十一期《线》杂志(Lignes 11),第278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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