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朗肖

五月 31st, 2013

让-吕克·南希

对布朗肖的攻讦似乎没有尽头(至少,就那些甚至被发动起来的人而言……)那么,在我们超越这浅薄而不必要的插曲前,我们不得不等待多久?问题无论如何和一个更一般的问题相关:在我们超越那些围绕着过去做出的草率判断(甚至都不完全符合过去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或遗留给我们的使命)而自以为是地进行的膝跳反应前,我们不得不等待多久?这相当于清楚而响亮地宣称,放弃一切的“极权主义”形式和一切的“意识形态”(用美学的术语,一切的“浪漫主义”形式),并不是任何东西的结论,而只是重复了同一个古老的共识之克制,它甚至不是抓住真实问题的先决条件。

暂且听一听对布朗肖的攻讦:一方面是道德的和政治的(反犹主义的指控),另一方面是文学的(神秘主义和/或虚无主义的指控)。有时这两个方面被分开看待;有时它们走到一起(例如,右翼的浪漫主义,和/或虚无主义对反犹主义的过度弥补)。

这些攻讦在道德(政治)上是可笑的,在文学(哲学)上是无意义的。这需要说很多,至少作为一个简单的原则声明,以表明布朗肖不是没有问题的,而是说,问题不能用这些话提出。

它们在政治上是可笑的:布朗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使用的极少的反犹主义表述(连同其他就它们同纳粹主义及其对犹太人之迫害的对立而言同样绝对的表述)是对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的、大量谈论反犹主义本身的粗俗的让步——它当然应该受到谴责,但布朗肖谈论的并不比福楼拜、波德莱尔或康德他们的反犹主义言论更多。

社会的反犹主义和(纳粹主义所完善的)教条的反犹主义或许紧密相关——这是一回事。但它们之间的区分,事实(de facto)和法理(de jure)的区分,是必要的(无论如何在1940年之前的时期)——这是另一回事。布朗肖那里的反犹主义不仅从来不是一种思想,而且他的思想从来不和反犹主义同流合污,即便是当他的立场在政治上偏右的时候。[1]

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右翼思潮而言,我们本质上可以把各种传统的反动主旨和那些属于另一种对现代世界之混乱无序的由来更久的反应的主旨,清楚地区别开来(这诚然不总是直截了当的)——的确,六十年后(甚至根据布朗肖所理解的六八年五月事件),面对现代世界的混乱无序,仪式性地炫耀民主的人本主义及其“价值”似乎仍不是充分的回应(并且,它往往很简单地,玩世不恭地充当了一种继续统治和剥削的意识形态门面)。

快速的总结:民主,自由,法治和世俗国家不总等于一种无异于历史和文明,甚或资本主义本身之变异的挑战。更确切地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废除左和右的政治对立,远离它,而是要求我们在已经建立的确定性之缺席中,重新思考它(并且不要以一个出于起因的需要而被简单化了的过去为基础),不要让自己被“人本主义”和人性的真实状态所蒙蔽,不管是这不是我们意愿的。

这里,“在已经建立的确定性之缺席中”,至少意味着:就共通体而言没有自信(并且就“人民”或“城邦”而言没有可利用性)。另一方面,它同样意味着这样的确定性,即共通体的所有和每一个想象的表征都已经让共通体的本质发生了改变,同时不再有意义,除了在共同——而非共融之中。这成双的命题定义了潜藏在法西斯主义和死亡集中营之下的东西,即被残酷、赤裸地带入集中营之焦点的东西,它同样定义了思想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布朗肖毫不犹豫地承担了其中的一部分。

对布朗肖的攻讦在文学上是无意义的:布朗肖的作品无疑没有完全摆脱浪漫主义,如果浪漫主义是指艺术尤其是文学(有关共通体并且在共通体当中)的宗教。布朗肖的作品总会以浪漫主义为源头;但如果我们把怀疑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的辛勤的日常工作置于一边,那么,二十世纪还有什么样的作品,以不论何种方式,在浪漫主义那里找不到它的源头呢?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考虑布朗肖的运动,那么,它似乎也是由一个对文学宗教的不断抵抗的进程——不安地,艰难地,有时甚至是不情愿地?但也是不懈而严谨地——构成的。布朗肖那里没有文学的虚无主义的神秘主义,如果这只是因为,文学的对象越来越多地不是“文学”,而是相反地,是从文学迷恋(或消遣)当中撤离。一切,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总已经转向,并且将沿着理解并阐释如下这些话的所有可能的方向,继续转向,这些话源自布朗肖在1932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赋予我们(法语)文学的人性的或人本的善名会是不可想象地无所根据的,如果它面对人仅仅是为了把人离弃给他自己或把他变成研究的一个有用的对象。”[2]布朗肖的全部书写都在言说这个并且以这个方式言说。

最终,布朗肖,以“书写”和“无作”(désoeuvrement)的名义,面对着意义的境况,其生产和流通,既是迷恋和消遣的所有形式,也是意指和共通的所有过剩形象,简言之,是所有被悬置的神话形式。同每一个“新神话学”(这诚然不是一开始就被给予布朗肖的)的决裂定义了一种对浪漫主义和“文学”本身的撇弃。

当然正是这个神话的问题突显了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就像今天它通过思考共通体和历史的问题来运作。更确切地说:在这里,导致这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之间差异的,是同神话的关系,以及同神话或神话学观念的关系(这可以在日常的基础上得到证实,同样可以通过在历史的序列中对布朗肖文本的一种阅读得到证实)。这同样意味着:如何容忍并维持神话之缺席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未来,想象界如何解释象征界(即粘合,意义)的问题。或者,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说:在未来,我们所谓的“主体化”——意即对其共同存在之同一性的挪用——这如何在未来运作?

在这一切当中没有“文学”,没有“文学理论”,也没有神秘主义,只有一种追问的努力,它要求思想“允许自身通过书写被拆解至碎片的境地”,而可被听闻之物当中的词语,至少,是对想象的一切总体化形式的断然拒绝。[3]关于文学,若有必要如此,那么,只有从另一边才有可能开始再次的谈论,这也适用于政治。(当然,这一切可以被截然不同地看待;我们可以宣称,这里至关重要的东西只是文学;但那样的话,文学的名字,在它自承担其现代意义以来就已经维系着的谜中,只是对神话之抹除的一个经过加密了的暗示。)

这,对我而言,似乎是我们进入一切有关布朗肖的讨论之前,也就是,关于我们自己,关于我们暴露于现时代之脆弱的存在方式的一切讨论之前,有权要求的基本的宽容,而现时代的脆弱本身就是对一个断裂历史的继承。



原题为“A propos de Blanchot”,发表于L’Oeil de boeuf 14/15 (May 1998)。

[1] 在这里,历史的精确是必不可少的。得益于莱斯利·希尔(Leslie Hill)的《布朗肖:极致的当代》(Blanchot: Extreme Contemporary, London: Routledge, 1997),以及克里斯朵夫·比特(Christophe Bident)在《莫里斯·布朗肖:无形的伙伴》(Maurice Blanchot: Partenaire invisible, Seyssel: Champ Vallon, 1998)中的传记研究,问题的事实如今已被恰当地确立了起来。

[2] Maurice Blanchot, “La Culture trançaise vue par un Allemand,” La Revue, française 10 (March 27, 1932), 363-65.

[3] Maurice Blanchot, L’Écriture du désastre (Paris: Gallimard, 1980), 95; trans. Ann Smock, The Writing of the Disaste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57.

(lightwhite 译)

分类目录: 缪斯 | 标签:,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