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炸弹一

四月 5th, 2012

保罗·维利里奥

科学的平民化抑或军事化?

如果真理可以实证,那么,当代科学的真理乃是它所实现的进步的程度还远不及它所招致的技术灾难的规模。

科学,在东西方冷战的军备竞赛中运行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已发展出了一种追求极限表演(limitperformance的独一视角,最终不利于发现一种对人类有用的、逻辑一致的真理。

现代科学,已逐渐地沦为了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操作性仪器和探索性研究之间致命困惑的结果——它已经远离哲学的港湾,并迷失了道路,而没有人为此感到不安,除了少数的生态主义者和宗教领袖。[1]

诚然,如果“思的经验”事实上就在实验科学的起源之中的话,我们今天就不得不注意到模拟的物理过程的减少,转而是重要的虚拟程序的增加,后者据说能够促进知识的增长。

技术仪器的操作性现实,科学思想的决定性真理——知识的两个根本不同的方面,在这里被融合到一起,而显然没有人对此情境持有异议。

科学,不再像以往那样依附于“真理”,它更多地依附于即刻的“效果”;现在,它正走向自己的消亡,从光环中世俗地堕落……作为一个痛苦的现象——一个被其装置和工具的成功所掩盖的事实——当代科学正在它所涉及的进步的过度中迷失自我。正如一个战略攻势会被其战略性征服的规模所瓦解掉一样,技术科学也在逐渐地毁灭所有知识的学术资源。

在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诸如兴奋剂这样的东西是被禁止的,因为运动员的努力会被药物的滥用所摧毁;极端的科学正在远离对现实的耐心的研究,转而变为一个逐步虚拟化的现象之一部分。

在违背本心地陷入“恐怖平衡”的星球死亡竞赛后,“后现代”科学如今又参加了一种同样疯狂的新型竞争:一场在机器和基因工程的领域中实现极限表演的竞赛,它把各种科学学科引向了“后科学极端主义”的理性放逐之路。

科学,那个曾经热衷于智力冒险的缜密领域,如今却陷入技术冒险主义的泥潭,变了心性。“过度(excess)的科学”,极端(extreme)的科学——一种极限科学(limit-science)或科学的极限?

众所周知,过度的东西是不重要的东西。“没有意识的科学是灵魂的毁灭”(拉伯雷(Rabelais)),而无意间,意识不到自身即将终结的技术科学只是一种运动而已。

“极限运动”——人们故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实现一种创纪录的表演。

“极限科学”——它担负着一切科学都会消失的巨大风险。作为一个悲惨的现象,知识突然间成为了控制论的(cybernetic,而技术科学,作为大众的技术文化,变成了现实加速度(the acceleration of reality的令人眩晕的旋转的媒介,而不是曾经的历史加速度的媒介,由此威胁了一切的逼真性(verisimilitude)。

哥白尼和伽利略的一种相对真理(relative truth)的表象科学(science of the appearance只过去几个世纪,技术科学便再一次成为了那种相同真理的表象科学,随之而来的知识虽不像控制论的知识那样广博,却也是一种忽视所有客观现实的知识。

在极大地加速了世界表象化(representation)的多种方法后,伴随着光学、电子光学甚至近来虚拟现实空间的建立,当代科学正在真实(the real)的黯淡,在科学消失的美学中投入一种对抗(contrario

依旧依附于一种相对真理之发现的逼真的科学(science of verisimilitude可信的科学(science of plausible,还是在今天致力于一种高度虚拟化现实之研究和发展的不可信的科学(science of implausiblity?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二元选择。

实际上,科学的唯一视域就是真实性的视域,是研究者实验的严格性。不幸的是,我们知道围绕着某些“发现”的是什么样的媒介滥用。我们知道一种不断增长的品性:要迫不及待地地宣布某项特殊实验的结果,这在事实上无异于一种为大众舆论所左右的极端主义科学操作。科学对新发现的宣布所能带来的效应的关注要远远甚于它对真理的关注——尽管一种基因的发现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会服务于普遍的善。

在这些幻灭言语的例证中,我们或许会对运动英雄科学家之间被谨慎地维系了的混淆进行有效的批判,这种混淆同样也是两类冒险者之间的混淆:把自身暴力地推入物理极限当中的冒险者,和把自己置于伦理极限当中、遍身白装的冒险者——他把冒险的狂喜体验为其自身以及人类种族的死亡。

让我们回顾一下鲍勃·邓特—菲利普·尼奇克事件。1996年9月26日星期二,六十余岁的癌症病人鲍勃·邓特(Bob Dent)成为了第一个享用所谓的《临终法》(Terminal Act),这部同年七月份实施的澳大利亚法律的人[2]。

医生菲利普·尼奇克(Nhilip Nitschke)研发了一台控制邓特IV系统的计算机,与该机器相连后,邓特第一次对它说了“是”。

九天之后,根据法律的规定,他再一次点击了“是”。在此,他面临的选择是:“如果点击‘是’,一个致命的注射将在三十秒内实施,而你会死去。”

从这些事实的整体——毫无选择余地的九月怀胎,九天自愿死亡,三十秒改变主意——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科学之极限,关于一种类似于安乐死的科学的问题。这是程式化死亡或计算机辅助式自杀的科学吗?

关于这种“决定的死亡”,有太多要说的东西,其中,医生的参与被局限于研发一种责任推诿机器,使积极的安乐死能够在造成突然死亡的控制论程序的面具背后继续前行。

行动的新虚拟化(virtualization)的临床案例:遥控的电子运作把病人的罪和科学家的责任一同抹除了。

菲利普·尼奇克,他无需背负实施安乐死的罪名,但相比军火贩子又好不到哪里去。他不仅成功地利用了《临终法》恰到好处的模棱两可,同样利用了即将到来的控制论时代的虚无主义。

就像卡斯帕罗夫(Kasparov),这位世界象棋冠军与一台被专门设计出来以打败他的计算机对弈一样,菲利普·尼奇克也开创出了一个“命运”的伴侣。

然而,我们不要忘了,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发生的事情——不耐烦地结束生命——早就在程式化恐怖平衡的岁月里,在东西方“确保相互毁灭”(MAD)的系统中发生过了:虽然其发展由于苏联的内爆而中断,但真正的“末日审判机器”只需自动触发核天启就能够决定人类被动的安乐死。



[1] 教皇保罗二世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就批判过科学的军事化及其死亡文化。

[2] 在被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撤销之前,该法在北部地区被一直施用到1997年5月27日。

(lightwhite 译,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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