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示

四月 7th, 2012

维利里奥

“一个特征,最与众不同的一个特征,使当代的文明同先前的文明相抗衡:速度。在一代人的间隙中,变异发生了。”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这一情境继而包含了第二个特征:事故(the accident)。灾难事件的逐步扩散不仅影响了当下的现实,还引发了下一代人的焦虑和痛苦。

从事件(incident)到事故,从灾难(catastrophe)到灾变(cataclysm),日常生活变成了一个我们不断地碰撞或遭遇意外出现/突如其来(ex abrupto)/出乎意料之事的万花筒。而在这破碎的镜片中,我们要学会清楚地辨认,是什么在越来越频繁地,更确切地说,是越来越快速地,甚或是同时地,以一种不合时宜的样式,突然出现。

在一个加速的瞬间——它如同国家政治一般完全影响了艺术与道德习俗的标准——面临事态这一状况时,一件最紧迫的事情突显了:时间中的事故(the accident in Time

当出乎意料之事的威胁扭转了方向,惊奇就变成了一种论调和自然灾难的主题,一个在瞬时的电子交流的框架内的展览之主题。

正如瓦莱里(Paul Valery)在1935年所解释的那样:“过去,说到新奇,我们想到了对那些陈旧的,如果不算古老的困难或问题的解决或回答……可如今,对我们而言,新奇存在于问题自身的本质, 而非解决的方式,存在于这些问题,而非答案,被提及的方式。由此,无能为力和语无伦次的一般印象统治了我们的心灵。”[1]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灾难事件,这种对无能为力的承认,将迫使我们努力颠倒那种将我们暴露于事故当中的通常趋势,以建立一种新的博物馆学(museology)或博物馆志(museography):它必将展示事故,所有的事故,从最庸常的事故到最悲惨的事故,从自然灾害到工业或科学灾难,甚至不避讳往往被忽略了的快乐事故(幸福的意外)的范畴:幸运的一击,一见钟情(cuop de foudre),甚或恩赐解脱(coup de grâce)!

今天,多亏了电视,“幸存的事物被降低为事件-瞬间(event-instant),被降低为一个进程:一切都聚集到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上,即感知和图像的问题。”[2]

除了2001年9月11日那场历史性的恐怖袭击,以及它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不断的回放外,近来的两起事件也值得在这一点上得到某种粗略的分析。一方面,我们在十六年后得知,来自切诺贝利的污染对法国东部造成了损害,而那些负责为法国敲响警报的执政者,却在1986年4月宣称:“如果我们检测到任何东西,那将只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得到了卡昂和平纪念馆要从美国进口一颗原子弹——氢弹——的决定,以此作为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恐怖平衡”的一个标志,一个象征性的客体。

对掩盖切诺贝利事故之危害的法国专家们那轻描淡写的评论加以恰当的修改,我们会说:“如果我们展示一颗原子弹,那将只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并且,就这点而言,它开启了第一座事故博物馆的大门。

他们说发明只是一种观看之道,是一种将事故阅读为符号和机遇的方式。倘若如此,那么,便是时候让我们向那即兴而来、突然出现的事物,向那由灾难,由工业或其他的灾祸建构的科学技术的“间接生产”,开放博物馆了。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意外揭示了实体(本质)”。倘若如此,那么,“实体(本质)”的发明同样是“事故(意外)”的发明。因而,海难是船只的“未来主义式”发明,而空难是超音速客机的发明,正如切诺贝利泄漏是核电站的发明。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晚近的历史。虽然二十世纪是伟大探索——例如登月——和物理化学的重大发现的世纪,且不说计算机科学和遗传学,但呜呼,我们似乎唯有理由认为,二十一世纪反过来收获了这种由最最变化多端的灾难所构成的隐秘生产的丰收,它们的重复到了这等的地步,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们清楚地辨别为历史的现象

关于这一点,让我们再一次听听瓦莱里的说法:“工具将从意识中隐退。我们通常都说,它的功能已经变得自动化了。我们该怎样利用这点是一个新的问题:如今,意识只有作为对事故的意识才能幸存。”[3]

这种对失败的承认继而导致了一个清楚且明确的结论:“所有能够被挽回并得以重复的东西都正在隐退,陷入沉默当中。功能只于意识之外存在。”

既然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所谓目标,恰恰是标准化客体(机器、工具、载具等等)的重复,换言之,是被众所周知地控告了的实体,那么今天,我们唯有理由注意到,事实上,二十世纪的确让我们忙于一起接一起的、被大众化生产的事故,从1912年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到1986年切诺贝利的泄漏,更不用说1976年塞维索的化工厂事故或2001年图卢兹的化肥厂爆炸了。

由此,最最变化多端的灾难的系列化再生产,已经像影子一样跟随在重大的发现和伟大的技术发明之后,并且,除非我们接受了不可接受之事,意即允许事故反过来变成自动化的,否则,在二十一世纪初,对一种“情报危机的情报”的迫切需要,就将一直为我们所觉察到——生态学(ecology就是这种情报的临床症兆,它预示了一种即将降临的、后工业的末世论哲学。

 

让我们接受瓦莱里的假定:如果意识如今只有作为对事故的意识才能幸存,并且,如果功能只于意识之外存在,那么,对事故以及灾难的意识的丧失,就将不仅仅等同于无意识,而且将等同于疯狂——对我们之行动,对我们之发明的致命后果采取从容的茫然态度的疯狂。我指的特别是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这样一个情境意味着,哲学(爱智慧)将迅速地反转为其反面——换言之,愚学(philofolly,爱愚蠢)的诞生,一种对被压抑得根本无法想象、无法思考的东西的热爱,藉此,我们行动的疯狂本质不仅会有意识地让我们停止忧虑,反而会令我们震颤并迷恋。

实体的事故后,我们将看到事故在知识中的致命的出现,而计算机科学很有可能是一个标志,既因为它那无可争议的“发展”,也因为它所造成的不可度量之损害的本质。

事实上,如果“事故是某种被同质之物所隐蔽的事物的质的一种表现”[4]的话,那么,在(陆地、水上、空中)交通中,工业事故的发明,或在计算机和遗传学领域里,后工业事故的发明,将成为一种长久以来被“科学”知识的贫乏进程所隐蔽的质的表现,而这种“科学”知识被比作“精神和哲学”知识的绝对透明的领域,被比作在整个文明史中累积了数个世纪的的智慧

故而,为世俗或宗教的意识形态所发泄的浩劫,由极权主义体制所散播的灾难,将被那些由另一种思想技术散播的东西所超越,它们,一旦我们疏忽大意,就将终结于疯狂,终结于一种过度之爱,而某些当代行动的自杀性本质会证实这点,从奥斯维辛一直到确保相互毁灭(MAD)的军事概念,更不用说在2001年的纽约,由世贸大楼的自杀性炸弹客所启动的“恐怖失衡”了。

的确,不动用武器或军事工具,而只是用一架空中客机来摧毁建筑,并准备好在这个过程中死去,就是在恐怖袭击和事故之间建立起一种致命的困惑,就是用精心策划的事故之“质”来摧毁飞机之质,同样还有被献祭的无辜生命的“量”,因而也逾越了伦理、宗教或哲学曾经确立的界限。

实际上,对下一代人之责任的紧迫性,要求我们现在就揭示事故,及其工业与后工业之重复的频率。

这成了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所办展览的全部重点,及其公开宣布的目标。一个未来的事故博物馆的一次试运行,或更确切地说,是它的一个预示,展览首要地旨在采取一种反对道德和美学地标之崩溃的立场,反对那种在今天更多地是作为祭品,而非演员,被我们所如此频繁地目睹的意义之丧失。

在十多年前同样是由卡地亚基金会组织的关于速度的展览后,茹伊诺萨举办了一场名为“什么将临”(Ce qui arrive)的展览,[5]取自拉丁语accidens(英语的“未知量”[unknown quantity]),以期作为我们每天都被大众媒体所充斥的各种类型之愤怒的对应物,而大众媒体机构,那个似乎无人认识到的恐怖博物馆,引领并伴随了甚至更大之灾难的升级。

事实上,正如目睹了虚无主义在欧洲兴起的人们所说的:“最残暴的行为也变得容易,因为通向它的道路已被完全地清理。”[6]

通过逐渐地适应面对最疯狂场景时的那种漠然和冷淡(娱乐市场以某种所谓的表达之自由的名义无止境地重复播放着这些最疯狂的场景,而所谓的表达自由已然在屏幕上变幻为表现主义的释放,甚或是一种恐怖的形成主义),我们正屈从于一种残暴的、不惜一切代价的程式化所带来的的毁灭,其后果不再是虚无,而是把恐怖和恐怖主义当作英雄主义来售卖。

虽然十九世纪的官方艺术在其沙龙上竭尽所能地赞美昔日的伟大战役,并且,正如我们知道的,受挫于凡尔登的大规模屠戮,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黎明,我们目瞪口呆地观望着,试图提升艺术的酷刑,美学的自我变异,以及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自杀。[7]

恰恰是为了避免公众在恐怖面前的过度曝光,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最终同意举办这场由我亲自组织的展览,“未知量”,以此作为一个事件,其首要的目的是与当下事件所轰击的一切愤怒保持距离。

注定是要提出出乎意料之事和缺乏对主要危险之关注的话题,当引发一场对伊拉克的预防性战争的威胁无处不在的时候,展览的宣言首先要竭力对洞察,对预防性情报表示敬意。



[1] Pual Valery, La Crise de l’intelligence in Cahiers (1894-1914) (Pairs: Gallimard, 1987), vol. I.

[2] Ibid., vol II, p. 851.

[3] Ibid., vol II, p. 212.

[4] Ibid., vol II, p. 229.

[5] 2002年11月29日至2003年3月30日。(中译注)

[6] Hermann Rauschning, La Revolution du nihilisme(Pairs: Gallimard, 1939).

[7] Cf. Paul Virilio, ‘Unknown Quantity’, exhibition and catalogue, Fondation Cartier pour l’art contemporain, Pairs.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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