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或毒性的防治

四月 3rd, 2012

鲍德里亚

艾滋病,计算机病毒,恐怖主义……当一个身体、系统或网络将其全部的负面因素都驱逐出去并分解为简单元素的一种组合时,毒性就显现了。在这个意义上,病毒性是和分形化及数字化紧密相关的。因为计算机和电子机器已经成为了抽象、虚拟机器和非身体,而病毒在它们中间为所欲为(它们比传统的机械机器更加脆弱)。因为身体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非身体,一台被病毒占据的、电子的、虚拟的机器。

身体当下的病理,已然超出了惯常药物之所及,因为它不是作为形式,而是作为公式,来影响身体。癌症的身体是一具成为了其基因公式之牺牲品的身体。而艾滋病的身体是一个其免疫、控制及抗体的系统受到了损害和削弱的身体。

这些新的病理是一个编码化、模式化身体的疾病;是编码和模式的缺陷。

人类,被视为一台电子的、控制论的机器,为病毒和病毒性疾病提供了完美的处所,就像计算机为电子病毒提供了完美的地域。

这里,再一次没有任何有效的预防或医治;转移“虚拟地”入侵了整个的网络;去符号化的机器语言不再对病毒做任何的抵抗,正如去符号化的身体一样。传统的机器事故或故障还有一种陈旧而美好的弥补措施,但抗体的突然失效、异常和“背叛”(且不说对其功能的一切蓄意“入侵”)是无可救治的。

病毒性是闭合电路的病理,是集成电路的病理,是乱交和连锁反应的病理。在一种广义的隐喻意义上,它是乱伦的病理。

因同一而生存者,亦将因同一而死亡。交换的不可能性,互易的不可能性,相异的不可能性,隐藏了一点,即其他不可见的、恶魔般的、难以捉摸的相异性,绝对的他者,病毒,其本身便由简单元素和无限之循环构成。

我们处在一个乱伦的社会当中。艾滋病首先在同性恋群体和吸毒者中间出现的事实,与充当闭合电路的群体之乱伦不无关系。

过去,血友病发生在具有近亲结婚史和具有高度族内婚世系的家庭中。而长期袭击柏树的奇怪疾病是一种病毒,它最终被归结为冬夏气温差异的缩小和季节的混同。再一次,是一个为自我同一所击中的幽灵。在对相似性的每一次强制和对差异性的每一次删除中,在事物与自身形象相毗邻或与自身编码相混淆的每一个情形中,都存在着一种乱伦毒性的威胁,一种恶魔之相异的威胁,击打着失去平衡的惊人机器。在其他例子里,这又采取了恶之原则的复活形式(这里没有道德的维度或罪感可言:恶的原则是和逆转的原则及灾难的原则相一致的)。在一个走向全面肯定化——因此也是去符号化的——的系统中,恶,就其一切形式来说,等同于可逆性的根本法则。

对肯定性的持续不断的生产具有一个可怕的后果:如果否定性引发的是危机和批判,那么,绝对的肯定性,就其自身而言,引发的是灾难,恰恰因为它无力蒸馏出危机来。每一个查获了其否定的批判性因素并将之放逐或删除的结构、系统或社会机体,都有全面内爆或逆转的灾难性风险,就像每一个追杀并消灭其全部细菌、病菌或寄生虫——简言之,是其所有的生物敌人——的生物机体具有患癌的危险,即被一种肯定性吞噬自身细胞的危险一样。对这种被自身抗体所吞噬的危险,我们如今还无能为力。

艾滋病(和癌症)应当合理地成为我们现代病理和一切致命病毒性的原型。当身体暴露在人工修复术和基因幻想曲面前的时候,它的防御系统就被扰乱,而生物逻辑就被摧毁了。这个分形的身体,注定要目睹其外部功能的增生,和内部细胞的无尽分裂。它转移:某种意义上,内在的、生物的转移是和那些外在的转移,是和修复术、网络、连接相对称的。

在一个被过分保护的空间中,身体丧失了其全部的防御。我们知道,在手术室里,有这么一个令细菌或病菌无以生存的防治层面。如今,恰恰是在绝对清洁无瑕的空间中,我们目睹神秘的、异常的病毒性疾病浮现。因为病毒只要一有空间就会生存并繁殖。只要有细菌,就不会有病毒。在一个清除了旧“感染”的世界里,在一个“理想”的诊断世界里,展露了一种触摸不到的、不可调和的病理,一种诞生于消毒本身的病理。

第三种病理。正如我们抵抗我们社会中的一种新的暴力,一种诞生于一个宽容与安定的社会之悖论的暴力,我们也抵抗新的疾病,那些被其人工的防御(医学的防御和计算机的防御)所过度保护的身体的疾病。结果,身体变得易受每一种病毒,易受最“反常”、最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之影响了。一种不再基于意外或失常,而是基于“异常”的病理。社会机体亦是如此,同样的原因产生了同样反常的效应,同样不可预料的功能紊乱和一系列的异常现象、恐怖主义,类似于细胞的基因失衡,一种同样是由过分保护和过度编码引起的现象。社会体系,一如生物机体,正在丧失其自然的符号防御,并且是和其修复术的不断增长的技术复杂化成正比。医学不会轻而易举地应对这种全新的病理,因为医学本身就是被过分保护的体系之一部分,是对身体怀有保护主义预防热忱的体系之一部分。正如恐怖主义问题没有表面上的政治解决方案,艾滋病或癌症在当下也没有任何的生物医治措施。因为同一个原因:这些都是异常的症兆,是一种从体系自身的深渊中浮现的暴力类型和疾病类型,是回应性的暴力或病毒,抗议对社会机体的过分的政治保护,和对身体的过分的生物保护。

然而,这种毒性的新形式还并不清晰,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艾滋病为有关性的新禁令提供了论证,但不再是道德的禁令:而是关于性循环的功能性禁令。这打破了现代性的所有戒律。性,就像金钱、信息一样,必须自由地循环。一切都必须流动起来,而加速是不可避免的。冒着染上病毒的危险重新唤起性爱,就和阻止以美元的癌性增长为燃料的国际贸易一样地荒谬。如今,患艾滋病就是:性的停滞。这是体系的一个矛盾吗?或许,这样的悬置还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并且是和性解放的同样不可告人的目的矛盾地相关的?

体系的自行管理已是众所周知。我们知道它们如何生产自身的意外,如何中断自身的运作,以便在一个有悖于自身原则的基础上幸存。所有的社会都因违背自身的价值体系而得幸存:它们不得不拥有这样一个体系,但它们也不得不否定它,与之背道而驰。如今,我们至少根据两个原则而生存:性解放的原则,以及通讯和信息的原则。但所有的物种似乎是通过艾滋病和癌症才生存着的,艾滋病生成了一种针对性解放原则的解毒剂,而癌症是基因编码的瓦解,因此是信息的病理,是对计算机控制的全能原则的反抗。如果这一切都标志着对精子、性、符号、词语之强制流动的一种拒斥,标志着对强制交流、程式化信息和性乱交的一种拒斥呢?如果这一切都是对流动、电路和网络的一种致命抵抗呢——坦白地说,这样的抵抗是以一种新的致死的病理为代价,但这一病理最终将让我们免受某种更可怕的东西之伤害?我们会说,艾滋病和癌症就是我们为自身体系支付的代价:我们是在用一种致命的形式来驱除其庸常的毒性。

没有人可以预言,这样的驱魔会如何有效,但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癌症所抵抗的,到底是什么——更可怕的可能性是什么(是基因编码的绝对霸权吗)?艾滋病所抵抗的,到底是什么——更可怕的可能性是什么(是性传染、是彻底的性乱交吗)?毒品的问题也是如此:言归正传,我们不得不问一句,到底是什么,是其代表的何种逃逸路线,让我们远离一种更可怕的恶(对理性的麻醉,规范的社交性,普遍的系统化)?恐怖主义也是如此:难道不是其次要的、回应性的、发泄的暴力使我们免受一种流行的共识,一种不断恶化的政治白血病和溶解,以及国家的不可见的透明化之伤害吗?一切都是模糊的、可逆的。毕竟,正是通过神经症,一个人才最有效地让自己不受疯狂之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艾滋病不是上天的惩罚;它毋宁是物种面对网络的增生和加速,面对完全乱性和身份彻底迷失的危险,而做出的一种防御性的情感回应。

如果艾滋病、恐怖主义、经济崩溃和电子病毒不仅仅为警察、医学、科学和专家所关注,同样也为整个的集体想象所关注,那是因为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里,它们不是纯粹的意外事件。它们代表了我们体系的全部逻辑,并且可以说,只是那种逻辑的令人惊骇的结晶点。它们的力量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而它们的效应本身,经由媒体,在想象的内部,成了一种病毒性效应。

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内在现象;它们遵从毒性的相同协议,并且产生了超乎其实际冲击的染毒效应。例如,一个单独的恐怖主义行动就迫使我们根据恐怖主义的假设,去重新审视整个的政治维度。艾滋病的出现,哪怕是在统计上处于较低的水平,也迫使我们根据病毒性免疫缺陷的假设,去重新审视疾病和身体的频谱。而摧毁了五角大楼内存库或用圣诞节问候淹没整个网络的最细小的计算机病毒,就足以破坏计算机系统的可信性,并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所有的数据,留心可能的渗透、蓄意的假情报、风险及不确定性。客观上,这不乏有趣的一面。

这是极端现象和普遍灾难的特权,因为所有这些病毒性进程都无疑达到了灾难的地步(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而是作为事物显现的一种异常方式)。灾难的秘密秩序存在于所有这些当代进程的不可分性之中——同时也在这些反常现象与整个体系之庸常性的亲和力之中。所有的极端现象都是相互一致的;它们是相互一致的,因为它们和整个体系是相互一致的。

这意味着,寻求体系的合理性以整合其赘余是无用的。认为极端现象可以被废止,是一种完全的妄想。随着我们的体系变得更加复杂,它们将变得更加极端。而这是幸运的,因为它们是尖端的疗法,是针对这些体系的顺势疗法。用善来对抗恶,不再作为一种策略而存在了。在透明的——自我平衡的或自行流动的——体系中,唯一剩余的策略就是用恶来对抗恶:更大之恶的策略。唯一可能的策略是一种致命的策略。这甚至算不上选择的问题:我们就看着它在我们眼前发生。那么,存在着一种针对艾滋病、股票市场崩盘、计算机病毒等等的同疗法的毒性。股票市场崩盘、恐怖主义、计算机病毒等等,都是水准线之上的灾难。而其他的十分之九的灾难都淹没于虚拟之中。

完全的灾难会是一个所有信息都无处不在的情境,一种完全透明的状态——其后果已被计算机病毒幸福地模糊了。多亏了那种病毒,我们不会径直地走向信息和通讯的终结。那会是死亡。作为这种致命透明的一种赘余,病毒同样充当了一种警示符号。它就像流体的加速度:它生成骚动和异常状况,中断了它的进程,或将之分散。混沌则充当了一种原本会陷入绝对空虚的东西的界限。而极端现象,在其秘密的混乱中,充当了一种混沌-预防,来抵制秩序和透明的一种极端扩张。那种灾难,真正的灾难——多亏了它们——依旧是虚拟的。如果它物质化了,那会是终结。而今天,虽然有那样的灾难,我们还是目睹了某种思想进程之终结的开始。同样地,在性解放的情形中,我们正在目睹某种享乐进程之终结的开始。如果完全的性乱交发生了,那会是性本身在无性的爆发中被废除。股票市场的崩盘和贸易也是如此。投机作为极端现象,作为骚动,打断了真正贸易的完全解放。通过模拟价值自动的超循环,通过让经济模式短路,它同样让一切交换的自由交流所代表的灾难短路——贸易的这种完全解放是价值的真正灾难性时刻。

面对着这种完全失重的危险,面对着这种存在的不能承受之轻,一种普遍的乱性,一种将我们抛向空虚的进程之线性,这些突如其来的我们称之为灾难的旋风,恰恰让我们远离灾难。这些异常状况,这些极端现象,重现创造了重力和密度的领域,阻止了事物的完全分散。我们会把这看作是我们社会正在隐藏其自身“被诅咒部分”的特殊形式,正如那些部落通过投海自尽来摆脱人口的过度——某些成员同疗法的自杀保持了整体的自我平衡。

那么,灾难将自我揭示为物种的一种温和策略。或者,确切地说,我们的病毒,我们的极端现象——真实的,但又被局部了的——将使我们保持虚拟灾难之能量的完整,这种能量是驱动我们一切进程的发动机——在经济,在政治,在艺术和历史当中。能量本身,就其概念而言,不就是一种灾难的形式吗?

(1987年6月1日)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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