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

七月 3rd, 2013

鲍德里亚

虚无主义不再染着世界之终结的黑暗的、瓦格纳式的、施本格勒式的煤烟色。它不再源自一种颓废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也不源自一种从上帝之死及其全部必然之后果中诞生形而上学的激进性。今日的虚无主义是一种透明,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它比其之前的历史的形式更加激进,更加重要,因为这种透明,这种犹豫不定,不可溶解地是体系和仍然假装要分析它的全部理论的透明和犹豫不定。当上帝死了,还有尼采如是宣告——面对永恒和永恒之尸体的伟大的虚无主义者。但面对万物的被模拟的透明,面对超现实(上帝没有死,他成为了超现实的)当中的世界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之现实化的拟像,再也没有一个理论或批判的上帝来认识他自己了。

世界,还有我们所有人,都已活着步入拟像,步入威慑的恶毒的,甚至并不恶毒的,而是无差异的领域:在一种奇异的时尚中,虚无主义已经被完全地实现了,不再通过毁灭,而是通过模拟和威慑。它已经从主动的、暴力的幻影,从神话和它曾经历史地所是的舞台的幻影,转入了透明的,虚假地透明的事物之运行。那么,在理论中,还有什么保留一种可能的虚无主义?什么样新的场景能够展开,在什么地方,虚无和死亡能够作为一个挑战,一笔赌注,而被重新玩弄?

我们处在一个和虚无主义的先前形式相关的新的,并且无疑不可消解的位置上:

浪漫主义是其第一次伟大的显现:伴随着启蒙的革命,它回应了表象秩序的毁灭。

超现实主义,达达,荒谬,和政治虚无主义是第二次伟大的显现,回应了意义秩序的毁灭。

第一次仍是虚无主义的一种美学形式(时髦主义),第二次则是一种政治的,历史的和形而上学的形式(恐怖主义)。

这两种形式不再关注我们,除了部分地关注,或根本就不关注。透明的虚无主义不再是美学的或政治的,不再从表象的灭绝,或从意义余烬的熄灭,从天启的最终的微妙之处中借取。再也没有天启了(只有即兴的恐怖主义还试图反射它,但它当然不再是政治的,它只剩一种显现的模式,同时也是其消失的模式:媒介——如今,媒介不再是上演某种东西的舞台,它是一场脱衣舞,一次袭击,一张打上孔的地图,我们甚至不再是观众:接受者)。天启完结了,今天,它是中性的先行,是中性和无差异之形式的先行。我会把它留给如是的考虑,即其中能否存在着一种中性的浪漫主义,一种中性的美学。我不这么认为——留下的一切,是对荒漠一般的无差异的形式的痴迷,是对消灭我们的体系之运作的痴迷。如今,痴迷(和依附于表象的引诱不同,和依附于意义的辩证理性不同)是一种完美的虚无主义的激情,它是消失的模式所固有的激情。我们因消失的一切形式,因我们消失的一切形式而痴迷。忧郁并痴迷,这就是我们身处一个非自愿的透明时代的一般情境。

我是一个虚无主义者。

我观察,我接受,我承担表象之毁灭(和表象之引诱)的巨大进程,而表象服务于作为十九世纪之根本事实的意义(表征,历史,批判等等)。十九世纪的真正革命,现代性的真正革命,是表象的根本毁灭,是世界的醒悟,是它被离弃给阐释和历史的暴力。

我观察,我接受,我承担,我分析第二次革命,二十世纪的革命,后现代性的革命,它是意义之毁灭的巨大进程,等同于更早的表象之毁灭。用意义行击打者也被意义所杀死。

辩证的舞台,批判的舞台,空了。不再有舞台。没有对意义的治疗或通过意义的治疗:治疗本身是非差异化的一般进程的一部分。

分析的舞台本身已变得不确定和偶然:理论漂浮(事实上,虚无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仍是一种绝望但绝决的理论,一种对终结的想象,一种灾难的世界观)。[1]

分析本身或许是意义之冻结的巨大进程的决定性因素。理论带来的意义之剩余,它们在意义层面上的竞争相对于它们在解剖和透明的冰冷的四级运作当中的联合而言,是完全次要的。一个人必须意识到,不论分析如何进行,不论它如何走向意义的冻结,它都助长了拟像和无差异形式的进程。荒漠扩展。

意义在媒介中的内爆。社会在大众中的内爆。大众的无限增长作为体系加速度的一个功能。能源僵局。惰性之点。

对一个饱和世界而言的惰性命运。惰性的现象正在加速(如果一个人可以这样说的话)。被遏制的形式增殖,增长在赘余中停滞。这也是超目的(hypertélie)的秘密,是比其自身的终点走得更远的东西。它会是我们自己毁灭结局的模式:在同一个方向上走得更远,太远——通过模拟、超模拟、超目的对意义实施的毁灭。通过超结局否认其自身的终结(甲壳类,复活岛石像)——这不也是癌症的晦暗秘密吗?赘疣对增长的复仇,速度对惰性的复仇。

大众本身通过加速度陷入了惰性的巨大进程。他们就是这个消灭一切增长和一切剩余意义的赘余的、吞噬的进程。他们就是这个因一种怪物般的结局而短路的回环。

今天,令人迷恋,令人痴迷的正是这个惰性之点和在这个惰性之点外部发生的事情(辩证法的审慎魅力因此逝去)。如果把特权赋予这个惰性之点,并对体系的这种达了不可返回之地步的不可逆性进行分析,是虚无主义,那么,我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

如果迷恋于消失的模式,而不再迷恋生产的模式,是虚无主义,那么,我就是虚无主义者。消失,失欲(aphanisis),内爆,消散(Verschwinden)的狂怒。跨政治是(真实、意义、舞台、历史、社会、个体)消失之模式的选举领域。事实上,它不再完全是一个虚无主义的问题:在消失,在荒漠般的、即兴的、无差异的形式中,甚至不再有悲怅,不再有虚无主义的感伤——那种仍是虚无主义、激进性之强力的神话能量,神话的否认,戏剧的预感。它甚至不再是幻灭,连同幻灭的引诱的和怀旧的,本身就着了魔的色调。它只是消失。

消失之模式的这种激进性之踪迹已经可以在阿多诺和本雅明那里找到,对应于辩证法的一种怀旧的实践。因为存在着一种对辩证法的怀旧,并且最精妙的辩证法从一开始就无疑是怀旧的。但更进一步说,本雅明和阿多诺那里存在着另一种色调,一种依附于体系本身的忧郁症的色调,一种不可治愈的并且超越了一切辩证法的忧郁症。今天,正是体系的这种忧郁症通过围绕着我们的讽刺地透明的形式占据了上风。正是这种忧郁症生成了我们的根本的激情。

不再是世纪末灵魂的怨气或暧昧的渴望。不再是虚无主义,某种意义上,虚无主义旨在通过毁灭,通过怨恨[2]的激情实现对一切事物的正常化。不,忧郁症是功能体系,拟像的流行体系,编程和信息的根本色调。忧郁症是意义消失之模式的内在性质,是意义在操作系统当中的蒸发模式的内在性质。我们都是忧郁症患者。

忧郁症是我们的饱和体系所特有的野蛮的背叛。只要平衡善与恶,真与假的希望,诚然也就是比较同一秩序的某些价值的希望,只要力量和赌注之关系的更加一般的希望已经消失。总是无处不在,体系过于强大:霸权。

反抗体系的这一霸权,一个人可以强化欲望的策略,实践日常的革命显微学,提高的分子漂移,甚或保卫烹饪。这并没有消解光天化日下检验体系的迫切之必要。

这,只有恐怖主义才能做到。

正是逆转的特性抹除了剩余,恰如一个独一的反讽的微笑抹除了整个的话语,恰如奴隶身上一道独一的否认的闪光抹除了全部的权力和主人的快感。

体系越是霸权,想象就越是被其最最微小的逆转所击中。挑战,甚至无穷小的挑战,乃是连锁失败的图像。在今天,在虚无主义的和愤愤不平的政治舞台上,只有这种无所配对的可逆性才是一个事件。只有它调动了想象。

如果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是承担霸权体系的不可忍受的界限,是承担嘲笑和暴力的这种根本特点,是承担体系被召唤着以其自身之死亡来回答的这一挑战,那么,我就是一个理论的恐怖分子和虚无主义者,正如其他带着武器的人。理论的暴力,而非真理,才是留给我们的唯一的资源。

但如此的一种情感是乌托邦的。因为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是美丽的,如果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激进性——因为成为一个恐怖分子是好的,如果死亡,包括恐怖分子的死亡,仍然有意义。

但正是在这个点上,事物变得不可溶解。因为体系把它自己的中性化的虚无主义,同激进性的这种主动的虚无主义,对立起来。在体系有权把一切,包括否认它的东西,排入无差异的意义上,体系自身也是虚无主义的。

在这个体系里,死亡本身因它的缺席而闪耀。(博洛尼亚火车站,慕尼黑啤酒节:死者被无差异所取消,正是在这里,恐怖主义,不是政治地,而是以它竭力强加的无差异的加速形式,成为了整个体系的自愿的帮凶。)死亡不再拥有一个舞台,不论是幻影的舞台还是政治的舞台,来再现自己,来上演自己,或是仪式的,或是暴力的。这就是另一种虚无主义,另一种恐怖主义的胜利,体系的胜利。

不再有舞台,甚至不再有最小化的幻觉,让事件能够吸收现实的力量——不再有精神或政治之团结的舞台了:智利、比拉夫、偷渡客或波兰有何意义?那一切都开始湮灭于电视屏幕。我们处于无结果的事件时代(和无结果的理论时代)。

不再有意义的希望。无疑这是一件好事:意义是有死的。但被它短暂地强行统治的东西,它希望实施清洗以强加启蒙之统治的东西,也就是表象,它们,是不死的,在意义的虚无主义或无意义本身面前,它们无懈可击。

这就是引诱开始的地方。



[1] 存在着除了对其起源的想象外就没有想象并且没有对其终结的想象的文化。存在着迷恋于两者的文化……其他的两种形象类型是可能的……除了对终结的想象外就没有想象(我们的文化,虚无主义的文化)。不再有任何的想象,既没有对起源的想象,也没有对终结的想象(终结正在到来,即兴地到来)。

[2] 参照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全篇使用的“怨恨”(ressentiment)一词。(英译注)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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