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生命

七月 11th, 2013

让-吕克·南希

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形式吗?或者,根据一个更贴近亚里士多德而不是维特根斯坦的表述,哲学把形式赋予了生命吗?这个问题立即收到了两个相反的回答。“是的”,根据一种信念(doxa)或一种普遍的感受,哲学应该给出意义并增强一种由此意义来调控的行为。“不是”,相反的情感这样回答,它把哲学视为一种意义或真理之话语的实践,但公正地说,或者事实上,这样的实践已被剥夺了一切动员的能量。

这两个假定都可以在哲学家中间找到。笛卡尔就坚持一个人应该少做哲学,而要心怀一个目标,即通过医学、力学和道德,坚定地探知一个人在世界上,在生活中行动的原因。相反,海德格尔,甚至当他谈论生存之调动的时候,也宣称,一个人不应该相信如此的调动会在谈论它的书本中有效。

一方面,一个人假定原因的秩序产生了能量,另一方面,一个人肯定了这种能量之有效性所属的秩序不同于原因的秩序。因此,一个人提出了从一个秩序走向另一个秩序的问题。

哲学中有这样的时期或这样的人物,在那里,对一种生命形式的指示是极为鲜明的: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主义,叔本华和尼采,还有别的其作品中的这种指示失去了可见性的人,仿佛是被观念、分析和理论掩盖了。“观念或生命”——这似乎是一个抉择,关于这个抉择,人们事实上已经普遍地听到了针对哲学家的抱怨,而哲学家自己有时也增添了对此的抱怨和焦虑。

我们毋宁必须注意到,这样的张力是内在于哲学的。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忽视或鄙弃生命的形式。但也没有一个哲学家——没有一个配得上“哲学家”之名的人——可以假定,这样的形式就是一种理念,一个能够从抽屉或书本中得出并运用到街上的图式。

但这不是运用或调动之困难的问题。它关注的是这样的事实,即一位哲学家立刻就让被理解为框架和内容,或者意指和经验的“形式”和“生命”的概念,变得无效了。

这两个概念既不是一开始就被给予的,也不是最终为了那个问题而被给定的。哲学恰恰体现为在这样一个空间中运作,那里既没有意义的配置,也没有感受的直接性——因此就没有通过一者调解另一者的可能性。换言之,既不是宗教的本真性,也不是“过活经验”的本真性。

在宗教和过活经验之间——在一个,让我们注意,人们也可以发现政治、科学和艺术的空间中——哲学拥有,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空隔本身的使命。不是形式,也不是生命,不是观念,也不是直觉,而是从一者到另一者,更确切地说,从另一者内部的一者,穿越另一者,同样也是一者反对另一者,一种无可解决的张力。这不是缓减张力的问题,因为它享受着自身正如它忍受着自身。既不是一种对生命的塑型,也不是一种对直接者的悲悯。它不是一个幸福的中介,它是哲学决定,意即一整个文明的严峻而尖锐的边缘。

但面对这个,哲学家理解了,恰恰是生命本身被调动起来并因此可能迷失它的道路而没有所揭示者或所感受者(或由两者的某一混合)提供的任何担保。进行哲学化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者,并且如果生命就在于被它自身所意向,那么,在哲学化的行动中,它是被其自身的意义之空缺所影响。它因此采取了某一种形式,以及伴随形式的某一种力,这就是在这种必然性面前持守自身的形式和力:它的意义从不被给予它,而这恰恰是向它指示了其真理的东西。因此,真理从不是简单地可以通达的,而是总已经陷入了其自身的实践。

通过转写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最终命题,我们可以不论多么粗略地说:“意义不是哲学的回报,而是它的实践。”因此,与其说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形式”,不如说它是形成自身的生命,也就是符合它对一切被给予的形式或意指之过度的思本身。这当然也意味着,这种生命甚至在它的死亡中思其本身。

我记得有一天,当我在一辆运送的救护车上时,司机问我的职业是什么。他接着这样说:“哲学——那应该对你现在的处境很有帮助。”几乎没有考虑我自己,我立刻就想,他没有错。并且我仍然认为他事实上是对的,即便我不知道如何阐明这一推理。但我同时也想,通过这个论述,我的救护车司机证明了他也是一位哲学家。他对哲学的自信,虽然可能看着天真,却包含了一个行动,这个行动让他的生命采取了形式,转变了其日常形式,正如它同时转变了我的生命。如是转变的证据就是:我还没有忘了它。

2002年11月22日

(lightwhite 译)

分类目录: 哲学专栏 | 标签: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