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七月 28th, 2013

让-吕克·南希

在充斥了我们公共舞台多年的“公案”中,有一个本质上是哲学的公案。这就是著名的“海德格尔公案”,把它从法国知识场景的视域,或至少是后台中清除出去,似乎是极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必须注意:这不总是其他国家的情形,根本不是,它也是一个值得分析的事实。)除了致力于研究它的,同样广泛地展示并分析了文档之条目的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集,似乎还有一种让辩护者和指控者在一场无止尽的审判中相互反驳的周而复始的定期的必然性,当然,这场审判中不存在一个人可以诉诸的更高的权威。

难以阐明的事情在于,这样的必然性是一种情绪的必然性还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性。无疑,人们的语气是情绪化的,而这些情绪的来源应当接受审问。在我们看来,争辩的双方都过于强硬,以至于我们很难探究其中牵涉的动机。但基本的主题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它明显不包含别的任何东西,除了在一位哲学创造者的政治委身的基础上,对这种哲学进行合法化或去合法化。无论如何,这是争论或对峙的潜在趋势,因为争执的“公案”往往如是地显现出来。

这只是一种潜在的趋势,因为绝大多数的时候,双方都乐于分开彼此的层面并引入一些保留。但至今二十多年来,整体的结果仍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哲学家是一个纳粹分子,而他的哲学因此在各方面都遭受了实质的玷污;或者,有必要宣称他不是一个纳粹,或者,那勉强并且仅仅是一个无心的过失,如果我们想要保持一种和希腊的黎明一样纯洁的思想的完整的话,而黎明的光辉正是它重新发现的。

在我看来,这一状态下的争论本身已经暗含了一个哲学的和历史的错误,并且是时候让我们自己摆脱这个错误了,因为赌注重大。

但我不打算在不区分其论证的情况下就草率地摒弃争论的派别。的确,辩护者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某种虔诚可以让人盲目或让人陷入一种否认,根据弗洛伊德的公式,就是“哦,我知道,然而……”。相比之下,指控者以一种更加坦诚和谨慎的方式采取了话题——除了少数相当粗陋的情形。进而,引人注目的、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已在这一方产生,恰恰是因为这里原则上没有逃避分析。说了这些,我不想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更加深入的区别和划分。对此,无关个人,我要表达我的惊异:为什么要把问题和就这样一个哲学家而言如此重大的政治错误产生的理论或历史的可能性之条件分开,或者,看似分开,如果不是彻底分开的话?

(我顺便注意到,相同的问题应对卡尔·施米特提出,关于他,我们近来已经看到,他勾勒出了一桩类似的公案之序幕。这些当然是不同的例子,但它们彼此相似。)

为了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同时承认思想家的政治错误和他绝对的重要性。自此,我将在这双重的初步承认的基础上展开论证。政治的错误无可争议,而一种哲学的重要性同样不可质疑,它至少对萨特、梅洛-庞蒂、阿伦特、巴塔耶、福柯、德里达、拉康、葛兰言及其他的许多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这样的哲学如何在1933年踏上了第三帝国的道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分析集中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政治的,或不如说具有直接的政治重要性:某种关于“民族”的观念。在《存在与时间》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民族如何开始取代一种“同在”,因为“同在”迷失于无名和均质,迷失于被大卫·雷斯曼(David Reisman)随后称作“孤独大众”的无差异的群体。那么,“民族”看上去就仿佛担负着重新捕获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这种历史不同于“个体”,也就是现代世界的这些无数的、残缺的诸众的熵一般的忧郁的离散。海德格尔对历史的现代转向(建构“现代”本身的东西)——或断裂——至为敏锐,也就是这样的事实:历史遭遇了其自身的晦暗而无力返回以持续或永恒的各种形式为代表的前历史模式。(兰波,一个现代人,已经为他的时代明确地表达了对永恒的欲望。)

人们会理所当然地反驳说,法西斯主义并没有重新敞开任何的历史,而是在一场戏剧化的千禧年崇拜的不变展示中捕获了现代的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海德格尔很快就认识到这点,正如纳粹认识到他的话语难以利用一样。然而,海德格尔从不在这个继续着原初脉路的方向上停止顽固的思索。为何?一个人若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就无法摆脱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所有人都要亲自来偿付。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时代——从海德格尔到我们——没有什么思想能够重新捕获这个历史的问题,但今天,在我们身边的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看见它再次浮现并坚持着,作为“民主”或“世界”的问题,作为“事件”或遗留之物,或“革命”的问题,作为“意义”或“政治”的问题——有关我们之绝境和我们之紧迫的所有重要的能指。

所以,问题是:在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历史发生了什么?回答很简单:它转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形式。后者就这样以一种双重的倾向为特征:一方面是正义的倾向,另一方面是历史的倾向。在两者之间,有一种断裂,它或许已经随马克思在那里了。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正义是康德的,历史的黑格尔的。不仅结合不存在,就连历史也变得比黑格尔本人那里的历史更加地机械和无名。“理性的狡计”获得了自由的统治。这诚然就是构成这么多思想家之私密戏剧的东西,对这些思想家而言,马克思主义只是弯转了遭到挫败的欲望而已(本雅明和巴塔耶最为清楚地代表了这点)。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斯巴达克斯派在1919-1920年的瓦解已在历史哲学遭遇的僵局中找到了它的复像或症兆。

这也是1923年(卢卡斯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现的那一年)霍克海默尔建立机构以来,沉重地压在那些开始形成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思想之上的东西。在那些年,马尔库塞在海德格尔的监督下写他的论文《黑格尔的存在论与历史性理论》。但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的精神》已在1918年出版,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思想向度之间的比照,它们揭示了一种自主的、机械的或有机的,没有主体的进步的历史,和一个主体之假定间的对立,这个主体不仅是行动者,事实上也是历史之前行的一个此时此地的有效项。历史——作为现实化,作为事件,作为到来者和兴起者(le venir et le surveir)的历史——的确不再有任何合法的继承人。胡塞尔,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最不怀疑的人,仍在1935年的讲座中谈论理性的一种“自我实现”和一种“自我启明”作为其发展的无限运动。1935年,维特根斯坦在苏联旅行,而弗洛伊德在创作他称为一部“历史小说”的《摩西与一神教》。《文明及其不满》在1930年面世。这给出了情境的一幅标志性图像。

当然,我不希望忽视的是,还有那些选择直接斗争的人,那些被流放的人(但他们没有带着另一种历史从中回归),那些难以平息地谴责恶行的人。我恰恰要把我的结论限定在这个谴责的问题上。

谴责是必要的。但阐释也是如此。海德格尔阐释了一个难题,他全部的思想——关于“存在”“技术”或“诗”——都是同这个难题的一场斗争。这个反动分子的发自肺腑的顽固,甚或愚钝的固执,只是一种不愿在我所谓的“历史”之死结上放弃的思想之坚韧的最最可见的面孔罢了。他最终唤起了“一个神”的事实,正如我们知道的——甚至这也不能遭受毫无保留的谴责。它是对另一个绝境的简练而锐利的宣示——但关键首先在于,这个绝境或这个死结也是“我们的”的绝境和死结。这块碎片落入了我们的花园。不管它是否取悦我们,我们都关注着它,因为在这里,在我们面前,不论有没有海德格尔,历史都继续断裂并一再地发生。

2003年2月28日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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