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

七月 29th, 2013

让-吕克·南希

在之前的专栏里,我谈论了“历史”:也就是进步主义的单调表征或法西斯主义的神话学狂暴所附和但并不回应的历史之危机或绝境。今天,我要提出一个必不可少的推论,它必须在“日常”的观念或至少是其指引下来看待。

正是通过同日常的比照,海德格尔提出了历史的紧迫,并且,正是以他假定的前者的“非本真性”或“非本有性”为背景,他确立了一个拥有历史的民族的同样假定的“本有性”或“本真性”。但这种对日常的轻蔑态度绝不明显,因为日常性被认为建构了存在论经验,也就是强烈意义上的“生存”的前存在论根据。换言之,海德格尔并没有坚定地站在这个根据之上,而是最终把日常的共同生存颠倒为“向死而在”的孤独,以便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共通体当中克服后者。那么,就没有一种关于日常的真理本身不是日常的,因而也是平庸的、普通的、粗俗的。

但后来,不考虑海德格尔或因为海德格尔,我们目睹了某个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日常的尝试的复活,仿佛是出于这样一种只要我们开始怀疑进步主义,同样还有崇拜或灾难主义,就会被人感受到的必要性。萨特那里有这样的东西,亨利·勒斐伏尔和情境主义者那里也有,或者,它以别的方式存在于米歇尔·德·塞尔托或福柯那里。布朗肖同样沉思了日常的困难。

这个困难经由如下的事实而显现,即我们似乎总要让日常时而服从无意义的恶名,时而又为了拯救它而让它服从历史、审美甚或宗教之吸收的超意义。在如是的突发中,日常丧失了其日常性。前者甚至可以转而反对后者,要求生活进程的一种断裂,以把它转变为仪式或偏执神经症。绝大多数时候,它同样可以保持单调的平淡。我们可以像黑格尔一样说,阅读报纸就是“现代人的日常祷告”。我们可以把一个时代或地区的日常生活提升到一个伟大的历史主体之尊严的高度。我们可以像佩雷克(Perec)一样写《生活:使用者手册》,或者,无论用不用精神分析,我们还可以转变我们日常的遗忘、拖延以及向一笔意指性宝藏的滑移。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由沉闷的简单工作构成的卑微生活”的磨损,[1]它侵蚀并瓦解了例外的时刻,而没有任何拯救的希望。

但我们必须拯救日常吗?或者至少,我们必须通过把我们自己从它当中拯救出来——通过逃避它——而拯救它吗?如果这并不必要,我们又如何不以一种平凡的方式来思考它(以一种平凡的方式来思考就是不再思考)?

换言之,我们如何思考无意义,如果无意义就是建构日常之本有标志的东西?

我们知道,赫拉克利特曾邀请他的客人到他的厨房来,并坚持诸神也可以在那里被找到。如果这些话被人转述或被人发明,那是因为它们乃恒常之物的一部分——既是哲学的,也是政治的、宗教的和审美的恒常之物——由此,作为一个普遍的法则,真、善、美必须和例外,和只在至高的条件下才出现的东西的光辉相连,如此出现的东西必然导致一种惊奇,也就是一种古老的哲学美德,或者,一种被康德称作“理性之感受”的敬意。我们想要感到,我们正在赞叹一个将其自身从一般之钝浊中免除的东西的出现。某种意义上,我们有关显现的所有版本(柏拉图的理念,胡塞尔的超验性,基督教的启示)都印刻着这个至高的区分法则:事物或真理应该升起并建构一个事件,一个生成。“出显”是这个思想领域的必要性,而全部的现象学,无论多么谦逊,都在其内部包含着一种现象的储备,并且是壮观意义上的现象。

然而,日常仍处于它的“不出显”状态。更确切地说,它并不在“出显”之中作为某种隐匿之物而存在,它本身就只是这样的“不出显”而已。它构成了它不出显的展露,或者,它编织了一个不出显的纹路,而出显的东西只是这个纹路的一束短暂的火花。出显的东西同样消失了。但不出显者,就自身而言,持留——而不存在。只要我们让它——在一个思想,在一幅绘画中——出显(好比一个人常说的“日常生活的戏剧”),我们就失去了它,我们就让它作为一个事件来到面前,或者,我们就制造了一个与之相反的,暗蚀着它的事件。

但如果日常的取消标志着事件和例外,那么,日常的顽固,不是证明了事件的取消,而是证明了它被允许的唯一真实的铭写。当生活在继续——基亚罗斯塔米的影片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点[2]——并且只有当生活在继续的时候,事件才能得到铭写。直到那时,直到事后,它才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例如,有两种陪伴死者离去的方式:一种是带着对日常的怀疑和弃绝,另一种是带对日常的不断更新的肯定。我们要么绝食,要么进食;我们要么沉默,要么言说。有时两者几乎是同时的。在一些文化里,一个人返回死者的墓前准备一顿简朴的餐饭,死者也被赋予了一份食物。

同样地,日常最为本有的抵抗模式在战争或其他形式的灾难期间显露出来。我不知道我今天能否这样说,正巧一段盲目的历史在伊拉克发动了战争(在我录制这个专栏的前夕)。但我知道,日常在战争中的浮现,如果它能够浮现的话,是和战争的目标——至少是其内在的目标——最背道而驰的,因为战争说明了例外的实现,以及一种几乎等同于英雄主义豪言壮语的卓越。

或许,我们必须试着保持这样的语言,它甚至不是一种谦逊的英雄主义。因为英雄主义总宣称要睥睨命运,即便这意味着直面一种可怕的“无脸”。但日常采取了更加狭小、更加隐秘的道路,而那并不总是为了一种逃避的隐藏。

日常所隐藏的是其自身的突发或其自身的实质,正如它隐藏了一个命运或一个绝对者的突发和实质。当我们谈论“日常”的时候,我们没有成功地命名任何的本质,甚或一个代理或一个权威,更不用说一种真、一种善和一种美了。无疑发生了的,并且应该发生的事是,日常被制成了作品(fasse oeuvre),并且,通过这些作品,它转入了例外,转入了其至高的升华。这就是黑格尔如何在佛兰德的绘画中看到“生活的星期日”,这也是金汤宝,多亏了安迪·沃霍尔,如何在缪斯的庙宇中占有一席之地。无论如何,日常的突发受到了限制,因为它标志了其自身的无常。汤罐头和日子一起流逝,不论它们是否彼此相似,而它们的依次逝去把劳作引入了无作(désoeuvrement)。

日常之内,既不存在作品,也不存在事件或例外。没有任何构成律法或信仰的东西。或者,只有这些东西的最小化形式,仿佛是被浓缩或固化了。律法说“每一天都有其悲伤”,信仰说“明天是另一天”。经验主义和顺从,抑或是另类想法的一个静静的来源?这是必须被检验的东西。

有一天,悲伤甚至到了放弃对明天之等待的地步。那一天就是最日常的一天。它的悲伤一无所剩地填满了它,“另一天”,对它而言,成为了所有日子的另类,但始终——只要我们瞥见了——是和其他的任何一天一样的日子。因此,例外,它的律法和它对“至高瞬间”的信仰,都开始和日常极其古怪地混同起来了。

“出显”和“消失”相混同,或者,用一种更加微妙的方式说,它将自身展示为“从不在真理当中出现”。“不出显”被固定了。同时,在同一个瞬间,一个生命在其独一的例外中短暂地出现,并且再次融入了其他所有生命的不出显,死者的不出显和生者的不出显。我们会说,不出显的生命作为一个整体被永恒化了,但并不耀眼地显现,而且也没有取消它们的作品或真理。斯宾诺莎说,我们把我们的性格经验为永恒的存在。我们必须补充,这就是一种日常的经验,而这同时意味着,这样的经验并不对我们出显。

2003年3月28日



[1] 见保尔·瓦莱里的《智慧》(Sagesse),第一篇第八首诗第一行。(英译注)

[2] 这里指的是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的电影《生活在继续》(La vie continue),英译为“Life and Nothing More”。(英译注)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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