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

七月 30th, 2013

让-吕克·南希

之前的专栏和我们所谓“战争”的爆发同步:今日的专栏则和直接的战后处境同时。在这一个月内实施的行动最终极有可能成为一个象征的和真实的路标,让三十年来世界一直在经历的巨大转变的历史后退。循环或推翻,变革或崩溃,我们无法决定,因为我们再也不可能相信,我们可以掌控一段标记清晰的历史进程。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可能在入侵伊拉克的背后,寻求某种黑格尔式的“理性之狡计”,就像一些人敢于坚持的那样。因为维持这样的假定,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方面,美国的民主代表了正在自我发展的理性;另一方面,这种假定的理性最终可被移植到美国外部。

就我们不能成为这个意义上的黑格尔主义者而言,我们同样不能成为美丽灵魂。但我们有理由害怕这样的危险:战争所激起的愤慨——通过难得如此一致世界舆论的力量,它被放大到了一个例外的程度——有可能充当一个诱惑和陷阱。当然,我现在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愤慨。这场侵略是令人憎恶的,玩世不恭的,野蛮的。成千上万人死亡,还有更多的人受伤或成为孤儿,伊拉克人民的饥渴和痛苦,“阿拉伯国家”(就像人们常说的)的耻辱的悲痛,我们早期文献和我们最早的宇宙起源学之证据的毁坏,更不用说欧洲的分裂,这一切都呼求正义——而自从这样的毁坏在一种粗糙的,本质上野蛮而可悲(如果我们能够对这样的爆发感到些许的悲悯的话)的保证下,得到实施以来,呼求变得愈发地强烈了。

但作为一个诱惑而冒险运作的东西,乃是这样的指控体系,它把美国的绝对之恶指认为一个戴着一顶德克萨斯帽的撒旦的突然出现。在阿拉伯人中间,这样的指控有时到了提及“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地步;乔治·布什的形象成为了众矢之的,他被攻讦为一个充满了暴怒的传教士。无论如何,一个人远没有探究事件背后的真正问题。

诱惑始于“战争”一词。我们应该早就知道(卡尔·施米特从所谓的第一场“世界”战争中诊断出了),只要人们索求一种国际的监管机制,不论这样的索求是经济的、战略的、道德的,还是综合了这一切的索求,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就不存在。那么,这假定了一种全球适用的权利,但这一权利的法理及其实际的运作都受制于一个独一的权力(权力受到了那些服从它的人的唆使)。掌控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不再是权利;毋宁是法律被一种实质的全球民主所独揽,并且,它事实上不是作为一个“帝国”的法律,而是一种普遍的后勤事业的法律。对这种后勤学的管理,依据的是一种无止尽的先天算计,也就是计算一种自我生产的双面权力所执行的无目的之手段的增长:一面是技术的自我生产,另一面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费用的自我生产。它是管理的问题,事实上,每一颗炸弹都会是一笔投资。

这常被人称作资本,而我们有权不再被诱惑着相信,资本可以被还原为布什或沃尔福维茨的名字。相反,资本让我们前所未有地得知了其匿名性。至于其他的,我们知道萨达姆·侯赛因本人,或本·拉登,以及阿拉伯世界的这么多其他的政治和宗教的名字——更不用说来自其他世界的别的名字——如何同这样的匿名性相融合。

我们还应该不被诱惑着忽视如下的事实,即资本是自我生产的,并且它也被自我再生产为“民主”,同时被命名为祭礼。毕竟,在伊拉克,今日的民主正在碾碎复兴社会党最初在所谓“真实”社会主义的时代和阴影下试图引入的东西,一种民主的现代性。同样,向神灵的任何的祈祷,都只是更加清楚地揭示了一种政治的实为宗教的本质,这种政治想要让我们的多样性服从一种无限自我生产的等价物,或者,就像人们愿意称呼的,一种无限同义反复的等价物的根本统一性,严格地说,是把我们的多样性献祭给等价物的根本统一性。

换言之,我们再也无权让自己逃避这样的事实,即过去的三十多年来,资本的进程明显在消灭并侵蚀一切在我们的民主和(反)神学中有所承诺的东西,即便这些承诺要求一种严格的内在解构。二战以来的运动可以被总结如下:由于无力强化民主制和无神论,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权利给予或抛弃给了一个唯一的神学民主的强大力量,而在所谓的“诸文明之战争”的掩护下,这种神学民主正在撕裂自身。

我们都身陷其中(法国和德国的政治终究也无法豁免)的这种野蛮的自我管理,不允许我们在某种本质的事情上被迷惑:“民主制”和“无神论”不再指涉任何可靠的东西,“社会主义”或“宗教信仰”也是如此。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在一种由意义所担保的和平的基础上来谴责战争。至于词语和概念,我们必须彻底地翻新它们。意义就是我们面前的黑夜,我们必须睁大双眼进入其中,而启蒙或启示,哪怕是爆炸的武器之火光,也无法把它照亮。

2003年4月25日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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