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

七月 31st, 2013

让-吕克·南希

艺术节、双年展及其他的艺术展会和市场组构成的时季,在各处恢复了大约二十年前,围绕着我们以一种独一的方式称作“当代艺术”的东西而展开的激烈争论。“当代艺术”这个表述的最明显的意义,是指定了一种与其自身的讨论不断协调的,并且与其自身的追问或悬置同时代的艺术;简言之,就是与这种对自身的远离,与这种亲密的分离同时代的艺术,因为要在任何领域中将自身经验为“当代”的事物,它必须拥有这样的远离和分离。

我喜欢这样的争论,它的激烈同时揭示和掩盖了问题的重要性——它通过其强度揭示了这种重要性,但又往往用它制造的噪音掩盖了它。让我们试着不制造太多的噪音,来识别关键之物的重要性。“艺术”命名了一种具有双重特殊性的实践:一方面,它最终只能用作品(产品,建构,创造,有形的事物)的观念来定义,而不是用范畴化的对象(例如知识、权力、拯救、幸福、正义等等);另一方面,这种实践只能在其具体形态(绘画、音乐、电影、表演等等)的多样性中获得统一性。“艺术”的特殊性因此可以在外向性和多样性,甚至在差异性中,被再次找到:它既不是对象的范畴化统一,也不是可感作品的直观的统一。无论如何,存在着某种统一性,存在着某种恰好由“艺术”一词所指定的“统一”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的“艺术”一词,已经徘徊了几乎两个世纪,正如我们知道的(但这个词的历史无疑标志了历史本身的一个巨大转变,即便在“艺术”中发现的“一个”东西是和人性一样地古老:这个词的早期生命唤起了一种从一开始就被人培养的权力……)。

“艺术”一词的显然又隐晦的意义恰恰挑起了人们的争论。它是一种不可能之统一的意义,是一种遗失之意义的意义。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顽固地从不停止生产意义的意义之缺失——至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即这场争论用各式各样的声音发出的惊叹来争辩艺术的固有特征:“这是艺术!”,“这不是艺术!”,“到底什么是艺术!”。

从中,我们学到了某种本质的东西:在形形色色的人类活动中,有一种实践,虽然其意义无法被范畴化(即不服从一种意指),但其可感的功效总是不可还原地多元的,并且是强制性地必要的:诚然,这种必要性,并不是那些个体的必要性,他们渴望成为“艺术家”,却不想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想要享受艺术作品(不论是大众艺术,还是相反的,限于圈内的艺术是另一个问题)的共同世界的“艺术家”。

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把一种——共同的也是每一个人自己的——有关意义之流溢的感觉或感受,赋予我们自身。我们有一种欲望,要根据一个任何意义(既不是知识,也不是拯救,正义等等)都无法渗透并且任何统一都无法净化的真理,来进行感觉和感受。

所以,当代艺术及其争论,带来了一种欲望,既不是对一个对象的欲望,也不是对一种意义的欲望,而是一种对感受,对一种自我感受的感受的欲望,这种欲望要把一个人自身经验为不可还原的,既不能还原为一个意指,也不能还原为一个存在或一个身份。一种在可感性当中享受如下的事实的欲望,即没有一个独一的终极的形式,能够让这种欲望在其中达到尽头。

或许,精神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有关这种欲望的宝贵的线索。不是通过试着分析艺术——我们太清楚这种尝试的可怜结果了——而相反地,通过把艺术,或至少是艺术的礼物,描述为“不可分析的”,就像弗洛伊德在一些场合坚持认为的那样。这件礼物的不可分析性对应于这样的事实,即艺术作品在症状的位置上出现,还是如弗洛伊德所说。取代症状意味着摆脱阐释的秩序。一件艺术作品是阐释的失败或断裂(或者是阐释的无限的重新开始或敞开,两者是一样的)。因此,艺术作品类似于“梦的中心”,而弗洛伊德把“梦的中心”指认为一个会让并且必须让阐释永远地失去的点。(在此,我要戏谑地补充:弗洛伊德本人把分析指认为一种“阐释的艺术”……这应当是一个矛盾的公式——除非我们更进一步,从中推断出,艺术,说到底,就是弗洛伊德和整个精神分析所说的欲望和/或梦……它因此成为了当代的一个症状……)

那么,对艺术的欲望——就像梦的渴望,或许,如果我敢这样说,就像共通体的,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的梦之渴望——会是一种超越了一切可感对象的欲望,是对欲望之感觉本身的欲望。或许,斯宾诺莎已在他的conatus(欲力)中认识到了,还有尼采的永恒轮回的意志,海德格尔的生存之决定……

但同时,没有一位哲学家能够坚持这点,而不最终让自己摆脱其欲望观念所包含的对“知识”的贪求。哲学家或分析家,同样还有认识学家,神学家,或政治学家,都在这个极限之处遭遇了一种非知识的抵抗,一种不可知论的冲动和脉动,这种本质上多元的、可感的不可知论,乃是理解一种须在一切意义上得以理解的“意义之结局”的唯一方法。在这个结局,在这种创造一件可感作品的无所拘束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种能量,它把我们带到世上,并把我们置于同我们自己,同每一个人和所有人的关系之中,它让我们沉默地抵抗意义的一切强加,同时肯定一种总是超出自身的言语,也就是与想要固定真理的“终极之词”的一切形式背道而驰的言语。

弗洛伊德常说,他无法谈论有关音乐的任何东西,甚至不能分析它,但他相信自己可以分析绘画。所以,他勉强地认识到了一种不承担意指就接近言语的东西,认识到了允许我们如是聆听(entendre)的东西,即它如何是一个无所理解(entendre)的倾听的问题,他认识到了一种在永恒的内在性状态,因而也在其抹除,其隐没的有节奏的重复中提出一个在场的东西——正是这并且只有这敞开了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以及我们身上所有可以被敞开的部位。

2003年6月27日

(lightwhite 译)

分类目录: 哲学专栏 | 标签: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