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观念

八月 5th, 2013

阿甘本

与现时代概念分析的普遍过剩相匹配的,是一种现象描述的独一缺失。事实上,少数基本写于1915至1930年的哲学和文学作品,仍然维持着它们对岁月之情感的掌控,而有关我们思想和心灵状态的令人信服的最近的描述,则要追溯到五十多年前。的确,二战之后,法国存在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五十年代晚期的欧洲电影)尝试过对人的基本情绪进行一种普遍的重新评估,但这样的尝试——几乎在一夜间——就变得难以置信地乏味和过时。不论是萨特的恶心,还是加缪笔下人物的抑郁荒谬,都没有给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中对“畏”及其他情绪(Stimmungen)的描述,增添任何的东西。如果我们要为我们的疏远和社会的悲惨寻找一幅图像,那么,《存在与时间》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或约瑟夫·罗斯的小说,或本雅明《帝国全景:德国通货膨胀巡视》的发热的、断续的评注,都是我们必须返回的。至于爱的现象学,没有人可以为《追忆似水年华》(La Recherche)的那些纸页增添更多的东西,因为那是爱的濒死之相(facies hippocratica:希波克拉底面容)的特征得以固定的最后场景,而羞耻和乱性再也找不到像卡夫卡的故事一样生动的叙述了。

甚至超现实主义——它带着无可置疑的不朽,重绘了岁月之情感的地图——也没有做出成功的尝试。如今,超现实主义的氛围,及其兰波式的垃圾和并不协调的混合,产生了一种有些轻佻的拟古主义的情调,本雅明已在巴黎的拱廊中察觉其原型;如果它仍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不是因为它奠定了一个时代的品味,而是因为它清楚地显示了现代情感的本质的乌托邦特征。

如果情感是每一个历史时代必须藉以度量自身的斯芬克斯之谜,那么,我们的时代必须解决的谜题,就是在一战阴云笼罩之下的巴黎,或在通货膨胀时期的德国,或在见证帝国之陨落的布拉加,被人第一次提出的谜题。这并不意味着,从那之后不再产生有价值的哲学或文学作品——它仅仅意味着,这些作品并不包含时代之新情感的清单。当它们不把自身限定于对过去的重访,或对细微差别的耐心记录时,它们的伟大之处恰恰体现为,它们毅然决然地撇开心灵状态问题时的冷静态度。情绪的流露,对灵魂的这一沉默音乐的倾听或转录,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的欧洲永远地终止了。

对这一现象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和所有的解释一样,它并不让人满意)就是,在此期间,原本作为一个界限的东西,即知识精英的经验,变成了大众的经验。在思想最险峻的顶点,虚无戴上了其一无表情的面具,哲学家和诗人如今发现自己正和一个无尽的、庞大的群体为伍。大众的情绪不是可以记录的音乐;它只是嘈杂。

更加明确地显露的东西,是私人生存和私人生活之本真性的令人目眩的丧失。正如我们不再相信点缀,正如今天没有哪个理智的人想要在房子的装饰或衣服的款式上留下他的标志,我们再也不期望情感能为灵魂提供多少的东西。畏惧和绝望中蕴含的辩证之反转的能力,“伤人者亦治人”(τρώσας ἰάσεται)和治愈的承诺——对海德格尔而言,这仍是时代之最终希望的保证——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声誉。并非经验畏惧的辩证对立不再可能,正如真正欲望的人当然可以感受到情绪的宣泄力量,而是我们不再梦想着提出一个经验——更不用说一类的经验了——作为本真性之宣示的基础。

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官,不再让我们承诺。它们在一旁幸存着,光彩夺目,却一无是处,如家养的宠物。而勇气——在它面前,我们时代的不完美的虚无主义正在不断地后撤——诚然就体现为这样的认识,即我们再也没有情绪,我们是最早不和情绪相协调的人,是最早,可以说,绝对无音乐的人:没有情绪,即没有一种召唤。这不是一个幸福的处境,正如一些卑鄙的造物要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它甚至不是一个处境,如果一切的处境总是一种在某个意义上预先布置并提供命运的方式。但它是我们的情境,是这样一个衰落的位址,在那里,我们发现自己被一切的召唤和一切的命运所离弃,被前所未有地暴露着。

如果个体历史当中的情绪是和人类历史当中的时代一样的东西,那么,在我们冷漠的灰光中自我呈现的,就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被目睹的绝对无时代之情境的天空。在每一个历史时代和每一个命运中依旧未被说出的存在和语言之展露,或许正在真正地走向终结。人的灵魂已经失去了它的音乐——被理解为不可通达的本源之灵魂当中的总谱的音乐。我们被剥夺了一个时代,疲惫而无命运地,我们抵达了我们在时间当中的无音乐之栖居的至福的门槛。我们的词语已经真正地抵达了开端。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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