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授的观念

八月 7th, 2013

阿甘本

当诗歌成为了一种尽责的实践时,人们认为,诗人,在任何的场合,都能够为他所写的东西提供一个缘由。普罗旺斯诗人把诗歌的隐秘根基的显露称作“缘起”(razo),而但丁警告说,如果诗人无法“在散文中陈述缘起”,他就有蒙受羞耻的危险。

在其短篇故事集1956年第二版的导言里,戴费尼(Antonio Delfini)为《巴斯克女人的回忆》(Il ricordo della Basca)写了一篇缘起,这篇缘起比一位诗人为其作品构想的任何一篇缘起都还要长。但和爱情诗人的通常情形一样,缘起可以误导读者。它指向了作者的传记,一份其创作当然和作品相关的传记,而读者会不禁看到其表面的价值。所以,巴斯克人,语言和诗歌之口授(dettato)的透明的起因(senhal),就变成了伊莎贝尔·德·阿兰扎迪,二十年前的夏天在勒里奇遇到的一个女孩。

巴斯克女人是如此亲密和当下的东西,以至于它无论如何不能被回忆,而回忆的这种幸福的不可能性(“我愿她如此地亲近我,以至于任何的记忆,哪怕是强加于我的记忆,都无法为我呈现她的任何图像”)就是这个短篇故事的真正主题,它因此终结于一种言语的不清,也就是一种把精神直接地——至少是表面上——混入声音的语言神话。但故事被赋予了《巴斯克女人的回忆》的题目,以表明书写是把握一次不可回忆之亲近,一次难以疏离之爱情(因此也是“这段记忆的不可挽回之悲剧”)的尝试,虽然它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了。至于别的,以这个短篇故事为缘起的诗歌,倒不真地是一种言语的不清,而是用最纯粹的斯巴克语写成的歌谣(copla),它以这样的几行诗结尾:“我发现了诗/而你正入睡;/愿我的歌对你/恰如夜晚的梦。”

当戴费尼以这样的方式反驳自身的时候,他也谦逊地肯定了二十世纪意大利文学的其他巴斯克女人,她们最有可能构成一种典范:马诺丽塔·埃彻葛雷,坎帕纳(Campana)《俄耳普斯之歌》(Canti Orfici)之《二元性》中的克里奥尔人,其名字清楚地透露了一个巴克斯起源。坎帕纳(他在诗歌中提出他的诗学)反对一种对诗歌当中的先验直观性的天真信仰,而是赞成一种二元性和双语制,在他看来,这才构成一种诗歌的经验:记忆和瞬时,文字和声音,思想和在场。在思的不可能性(“我未思,我未思念你:我从未思念你”)和唯思的力量之间,在无力回忆一种对当下的完美而多情的依恋,和从这种爱的不可能性当中诞生的记忆之间,诗歌总被分裂,而这种亲密的分裂就是它的口授(dettato)。就像图卢兹的福尔克(Folquet de Marseilles),诗人用歌声回忆他只想用歌声来遗忘的东西;或者——这就是至福——他用歌声遗忘他想用歌声来回忆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抒情诗——它独一地遵循这样的口授——必然是空洞的;它总被固定在一个总已经凝止了的日子的边缘:它没有任何要真正地言说或讲述的东西。但多亏了诗性词语在开端的这种清醒而穷竭的居留,某种像生命之经验的东西(叙述者会把它们作为其故事的材料聚集起来)才第一次进入了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记忆之书中贝雅特丽丝的踪迹塑造了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对巴斯克女人之回忆的回忆——戴费尼就是这样来定义其极度冗长的缘起的——是一份自传。

(译注:意大利语dettato,除了“口授”的意思外,还有一个源自拉丁语dictare的意思,它在拉丁文化的晚期,意味着“创作一件文学作品”[德语dichten也保留了这个意思]。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语dettato几乎准确地对应于德语的Gedischtete,也就是海德格尔和本雅明以其各自的方式来指示诗歌之本质的“诗化”。)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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