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观念

八月 7th, 2013

阿甘本

肖勒姆(Gerhard Scholem)曾经写道,在对象之缺席的教义中,有某种令至高意识无限悲伤的东西。而对象之缺席的观念,是从《光明篇》(Zohar)的开篇,以及每一个神秘主义者的终极教诲中提出的。在《光明篇》的这些段落里,疑问代词“什么?”(Mah)处于知识的最极端的界限,在它之外,任何回答都是不可能的:“当一个人提问,并试图永远一步步清楚地领悟和理解时,他就抵达了‘什么?’,也就是:你已经理解了‘什么?’,你已经领悟了‘什么?’,你已经寻找了‘什么?’。但一切仍和开始的时候一样难以理解。”然而,根据《光明篇》的说法,另一个更加内在和隐晦的疑问代词标志了宇宙的更高界限;这就是“谁?”(Mi)。如果“什么?”是问“什么东西”(中世纪哲学的quid[东西/物])的问题,那么,“谁?”就是问名字的问题:“难以理解者,古老者,创造了它。而‘谁?’是他?他是‘谁?’……因为他既是问题的对象,也是不可泄露者,隐秘者,他就被称为‘谁?’在那之外,不再有任何的问题……既存在,又不存在,既难以理解,又被名字所封存,他除了‘谁?’没有别的名字,一种被揭示,被名字所称唤的渴望。”

一旦抵达了“谁?”的界限,思想显然不再有一个对象;它经验到一个终极对象的缺席。然而,这并不令人悲伤;更确切地说,悲伤只是对这样一种询问而言的,它把一个问题错认为另一个问题,继续问“什么?”,但在“什么?”那里,不仅不再有答案,就连问题也不再有了。真正令人悲伤的事情会是终极的知识仍具有一个对象的形式。恰恰是知识的一切终极对象的缺席把我们从事物的不可弥补的悲伤中拯救出来。所有可被置入一种对象化语言的终极真理,哪怕它看似令人满足,都必然是真理的一个厄运,可以说,是我们对真理的判决。向真理的这种确定性话语的漂移是哲学和诗歌所坚决反对的一切历史语言的一个趋势,但人类语言的意指力量及其不可避免的死亡都依赖于它。真理——根据一种柏拉图式的爱(eros)——灵魂所固有的敞开,将自身塑造为事物的最终的、不变的状态,也就是一个命运。

尼采试图通过永恒轮回的观念,把他自己从这样的思想里拯救出来,即在那个最糟糕的时刻,当真理看似要把它自己永远地封闭在事物状态当中的时候,说出“是”。永恒轮回事实上是一个终极之物,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终极之物的不可能性。将自身封闭于事物状态的真理的永恒重复,作为重复,也是这样一种终止的不可能性。或者,用尼采的至高公式说:amor fati,命运之爱。

命运和记忆之间的这种可怕的妥协——由此,只能作为记忆之对象的东西(相同者的轮回)每每被把握为命运——就是我们的时代无法与之协调的真理的不满之图像。因为灵魂的敞开——真理——既不向一种无限的命运打开自身,也不将自身封闭于事物状态的永恒重复,而是通过在一个名字中敞开自身,而仅仅照亮了事物,并且,通过在事物中封闭自身,而无论如何坚持自身的表象,并记住了名字。礼物和记忆,无对象的敞开和只能作为一个对象而存在的东西之间的这个艰难的交叉口,根据《光明篇》作者的说法,就是义人所居住的真理:“‘谁?’是宇宙的至高界限;‘什么?’是最低的界限。约伯继承了两者:他从一条界限逃向另一条界限,从‘谁?’的最初界限逃向‘什么?’的最终界限,并将自己保持在中间。”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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