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观念二

八月 8th, 2013

阿甘本

纪念英格伯格·巴赫曼

一道独一的光线将照亮卡夫卡的故事《在流放地》,如果一个人意识到,流放地前司令官发明的酷刑机器其实就是语言。但同时,它也变得甚至更加复杂。在故事里,机器原本是一个审判和惩罚的工具。这意味着,语言,对人来说,终究也是这样的一个工具。流放地的秘密和一部当代小说中的人物揭示的一样,他说:“我会告诉你一个可怕的秘密:语言是惩罚。一切事物必须进入语言,并根据其罪行的大小在那里毁灭。”

但如果这是一个赎偿罪行的问题(军官绝对清楚这点:“罪责无可质疑”),那么,惩罚的意义在于何处?这里,再一次,军官解释得很明白:关键是第六个小时。在“耙子”把犯人拒不服从的命令写入肉体的六个小时后,犯人开始辨认文字:“第六个钟头里犯人是多么安静哟!连最蠢的家伙这时也灵醒了。这个过程由眼睛四周开始,由此延散开来。看着这种景象,使人禁不住都想跟着躺到‘耙子’底下去。往后就没有多少好看的了,犯人只不过是开始解读写上的字而已,嘴巴向前撅着,状似悉心倾听。您也看到了,用眼睛辨认那些文字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我们‘耙子’上的犯人要凭自己身上的创口进行解读,自然就更费劲了;他要花上六个钟头才能最终读懂。这时,‘耙子’将他完全刺透,叉起来扔进坑,‘扑哧’一声掉在血、水和棉絮里。”(参见卡夫卡,《在流放地》,萧培生译。)

所以,犯人在其最后的时辰中成功把握到的是语言的意义。人——我们会说——作为言说的存在者过着他们的生活,却不理解言说的意义;但每个人的“第六个钟头”都会到来,那时,最蠢的家伙也不禁理解了。这当然不是理解一种逻辑的意义,即某种一个人可以用双眼读到的东西;而是理解一种更深的意义,它只能通过创伤得以辨认,并且属于一种仅仅作为惩罚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逻辑在判断中有其专门的领域:逻辑判断事实上完全就是刑罚判断,就是刑罚判决。)理解这种意义,度量一个人自身的罪责,是一项艰难的使命,而只有当这项使命完成了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够说,正义得到了实现。

但这样的阐释还没有穷尽故事的蕴意。相反,只有当军官认识到自己无法说服旅行家,于是,他把犯人放了并取代了犯人在机器上的位置上时,其中的蕴意才开始真正地自我揭示。这里的关键在于,铭写的文字必须被刻入他的肉体。它没有一个和写在犯人身上一样的具体命令的形式(“要尊敬你的长官!”),而只是纯粹的命令:“要公正!”但恰恰是当装置试图写下这个命令的时候,它不仅崩溃了,还错误地执行了任务:“‘耙子’不是在写,而只是向下戳……这毕竟不是动刑场面,这简直是形同谋杀。”所以,军官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应得之救赎的迹象:“别人在机器里得到的,军官却没有得到。”

在这个点上,出现了两种可能的阐释。根据第一种阐释,扮演审判者的军官事实上违背了“要公正”的戒律,因此必须遭受惩罚。但机器,不公正者的必要同谋,必须和他一起被摧毁。军官没有在自身的惩罚中找到其他人相信可以找到的救赎,不难由这样的事实来解释,即他事先知道了要刻写的文字。

但另一种解读同样可能。根据这种阐释,“要公正”的命令不是军官已经打破的法令,而是毁坏机器的指令。而军官已经完全地意识到了这点,因为他告诉旅行家:“‘那么该是时候了,’他终于说道,突然看着旅行家,两眼明亮,蕴含着某种恳求、某种希望参与的召唤。”毫无疑问:他带着摧毁机器的意图,把指令塞入了机器。语言的终极意义——故事如今看似在讲述的东西——就是“要公正”的命令;但语言机器绝对无法让我们理解的,正是这个命令的意义。更确切地说,为了做到这点,语言机器只能停止执行其刑罚的功能,只能崩裂成碎片并从惩罚者转化为谋杀者。由此,正义战胜了正义,语言战胜了语言。军官没有在机器中找到其他人已经找到的东西,如今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了:在这一刻,语言没有留下任何供他理解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表达和活着的时候一样:目光平静而充满了信念,一根粗粗的铁刺穿透了他的额头。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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