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时间

八月 10th, 2013

西尔维尔·罗特林奇

正如“黄昏的黎明”的矛盾修辞所表明的,维利里奥的作品中存在着某种极度含糊的东西,以任何简单的方式摆脱它都是不可能的。其实,这种含糊性应当被更仔细地考量:它是如此彻底地深嵌在其书写(或其研究的本质)当中,以至于绝大多数的读者将一再惊讶地认识到,这位非同寻常的速度预言家,海德格尔之后无疑最重要的技术思考者,事实上怀揣着一种激情来仇恨技术。但这激情,可能要比仇恨更加强烈的激情,具有如此的感染性,以至于这种对技术的绝对拒斥同样可被体验为一种爱或献身的形式。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条强有力的纽带,没有它,维利里奥当然什么也做不了。维利里奥的世界是一个黄昏的世界,但它又是如此的耀眼和诗意,以至于人们会把它误认为一个新的黎明。

维利里奥时常让我们想起二战期间作为一个孩子的他在诺曼第遭受的轰炸。矛盾的是,这些炸弹并不来自占领法国的德军,而是来自试图解放法国的盟军。因此,死亡来自两边(他认识的一个小女孩,一个邻居,在宵禁后被一支德军巡逻队击毙)。正是战争本身,及其对民众的冲击,而不只是德军,成为了敌人。这种肆意的毁灭对维利里奥的情感产生了一种强有力的冲击。它成为了维利里奥毕生痴迷于战争的“原始场景”。就像任何的创伤性事件一样,战争始终处于其关注的中心,而他也怀着一种预知、一种忧虑、一种兴奋,无处不在地追寻它。在强度上,只有战争能与战争相匹敌。不论你多么仇恨它,它仍然是你借以创造性地与世界相联系的方式。

许多人感到自己被这种压倒一切的暴力及其余波碾碎了(来自集中营的新闻,被揭露的恐怖),但相反地,对于维利里奥,战争似乎产生了一种令他振奋的效果,仿佛战争是某个阶段的仪式,是他步入成年的入口。战争让他触摸到了现实的根基。在1947年的一份书评中,乔治·巴塔耶说过类似的话,他赞扬那本书的作者,大卫·罗塞特(David Rousset),一个被驱逐到强制劳动营里的法国抵抗分子,“对参与一次疯狂的实验感到兴奋,几乎是欣喜”。巴塔耶丢下这样一句可怕的话:“没有什么(比这)更具男性气质,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健康的了。”[1]这个评论至今依旧让我颤栗,当然,这也是它意图对读者产生的效果。我自己绝无可能写出那样的话。这不是我作为一个孩子所体验到的战争(我比维利里奥小六岁,并且是一个犹太人)。战争把某种价值增添进了罗塞特的生命,而没有夺走人性的任何可能的意义。维利里奥对战争的回应似乎是同样具有“男性气质的”,健康的。正如罗塞特那样,到达不幸的极点让维利里奥认识到,一个真理正在那里乞求着被人揭示出来。此后,他便走上了这条道路。

所以,维利里奥的第一部著作《地堡考古学》(Bunker Archeology)[2]记录了战后如神秘的史前墓碑或旧石器时代的洞穴一般星罗棋布于大西洋海岸的德军碉堡,就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了。(正如法国人辛苦打造的马其诺防线无法抵御德国的闪电战一样,这些碉堡最终被证明是无用的。)维利里奥必定花了许多时间来拍摄这种战争的建筑,从大洋海岸一路到比利时,虽然我怀疑,他对这些厚重的子宫中暗藏的暴力的关注,要远远多于他对其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关注。正如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将清楚地表明的,令维利里奥痴迷的并不是建筑本身,而是暴力的考古学,建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记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曾经爬到这些混泥土的巨鲸身上,它们在海滩上搁浅,又把它们平滑的侧鳍卷藏到沙子底下,犹如一颗人肉炸弹。上一场战争尚未结束,而我们就已经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预备了。偶尔,我会把我的耳朵贴到堡垒坚硬的外壳上,去捕获那依旧深陷其中的战争的咆哮。

《地堡考古学》读起来就像是对维利里奥心灵的一次考古。(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患有幽闭恐怖症,从不到处旅行。)正如地堡本身在整个大陆的边缘一直紧密地监视着天空一样,维利里奥也始终审视着我们这个正在退缩的世界的领域,急切地想要发觉我们即将到来的厄运之先兆。他说:“我试图成为可能之灾难的一台潜望镜。”而地堡的幽闭恐怖的形象将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大,直到它完全地吞噬了整个的星球。这也是本书试图遵循的曲线,从空间的地堡到时间的地堡。犹如一颗时间的炸弹(定时炸弹),这个时间的地堡是更加不祥的,因为它是无形的。诞生于赛博世界的生物炸弹也是如此,如今,它正打算接管原子弹威胁遗留下的空间。

战争的恐怖无法被轻易地忘却。不论你在深夜与它们做怎样艰难的斗争,你知道,它们再一次爆发并闯入你生活的那一天终将到来,而你甚至都等不及了。还没有什么比这些构想的灾难更加强烈地激起一个人求生的本能和感知的“完全模式化”(用恩斯特·荣格[Ernst Junger]的话说)。难怪维利里奥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地采用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走向极端的策略。对普鲁士的那位理论家而言,战争总有一种超出一切限制并实现彻底毁灭的趋向,除非政治介入并阻止了它完全的释放。可一旦什么也无法阻止那台已然是我们自己的全球规模的战争机器时,又会发生什么?

战争不再是以往的战争。显然全世界还残留着昔日美好的方式,足以填满我们日常杀戮的限额。但在很大程度上,战争已经从蒸汽弥漫的战场转移到了准备和组织的无缝的进程。这种后勤学的变异,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的“技术的惊奇”,产生了一种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通过其他手段来一直追求战争的战争经济。在我们这样的跨政治的世界里,查看战争的走向逃避的可怕趋势,已经变得越为困难了,如果还不算不可能的话。我们或许正抵达一个不可逆的点,更确切地说,是这个点本身如今在逃避我们。如果一切形式的战争,从更加明显的战争到更加不可觉察的战争,都已经变得难以控制了,那么,对纯战争的理论家而言,他就只能接受相同的趋势。这就是维利里奥为了继续其黄昏的探寻而对一切理性的质疑——“你为什么总这么消极呢?”——进行顽固的抵制时所捍卫的“最糟糕者的政治”[3]。如果战争不再处于战争当中,正如每个人即将看到的,而是被埋葬在令人崇敬的实验室以及投资充分的研究机构里,那么,科学和知识本身就应该停止其不受质疑的地位。技术正在以指数的形式拓展战争的边界——不只是一场反对全部人口的战争,而是一场人类种族反对自身的战争。这种精神的错乱应该得到如其所是的表达,不是用邮件炸弹(维利里奥可不是大学—机场炸弹客),也不是用恐怖威胁,而是从知识本身的内部。这就是我们二十年前在《纯战争》(Pure War)中开始一起探索的思路,而在这里,通过和“生物炸弹”的联系,它又被赋予了全部的领域。通过对优生学根基的调查,通过走向已然成为了现实的不可想象之事的界限,我们既考古学地,又未来学地看待“生物炸弹”。



[1] Georges Bataille, “Reflexions sur le bourreau et la victime”[Reflections on the Torturer and the Victim], in Oeuvres Complètes XI. Pairs: Gallimard 1988, p. 264.

[2] Paul Virilio, Bunker Archeology: Texts and Photos, trans. George Collins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4).

[3] Paul Virilio, The Politics of the Worst, trans. Michael Cavaliere, New York: Semiotext(e) Foreign Agents Series, 1999. [La Politique de pire, Pairs: Editions Textuels, 1996].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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