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太人性的

三月 10th, 2012

齐泽克[1]

当下的时代不断地宣称自己是后意识形态的,但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否认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最终的证据,即我们比以往更深地陷入到意识形态之中。意识形态表现为自身的对立面,表现为非意识形态,表现为在所有的意识形态标签下,我们人性身份的内核。

与好人/坏人的过分简单化的对立不同,怀有艺术抱负的间谍惊险片展示了“我们”这边的角色所具有的“现实的心理复杂性”。然而,对我们自身“黑暗一面”的这种“诚实”的供认远没有暗示一种平衡的视角,而是代表了它的反面,即对我们至高地位的秘而不宣的断言:我们是“心理上复杂的”,充满了疑虑的,而对手是单向度的狂热的杀人机器。这里就暗含着斯皮尔伯格《慕尼黑》(Munich)的谎言:它想要“客观”,想要表达道德的复杂性和不明确性,心理的疑虑,复仇和以色列视角的成问题的本质,但其“现实主义”完成的却是对摩萨德特工的进一步“救赎”:“看,他们不只是冷酷的杀手,而是充满了疑虑的人——他们有疑虑,而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关于真实地执行了复仇行动的幸存的摩萨德特工对电影的敌视(“没有什么心理的疑虑,我们只是做了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我们不得不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的立场中有更多的诚实。[2]

这就是为什么,乔纳森·利特尔(Jonathan Littell)出色的《善良者》(Les bienveillantes)[3]是如此创伤性的,尤其是对德国人:它从一个德国参与者,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玛克斯·奥的角度,以虚构的第一人称的口吻,提供了对大屠杀的解释。问题在于:要如何渲染纳粹刽子手经历并符号化其困境的方式,同时又不产生对他们的同情甚至辩护?利特尔提供的,用有些无趣的话讲,是一个虚构的纳粹版本的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因此,他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弗洛伊德式教训:我们应该拒绝这样的观念,即反对将他者妖魔化的正确方法就是把他者主体化,倾听他的故事,理解他是如何感受情境的。(或者,用中东对话里某一派的话说:“敌人就是其故事你还没有听过的人。”[4])为了实践这个文化多元主义宽容的高尚格言,冰岛当局近来制定了一项实施这种对他者之主体化的特殊形式。为了抵制不断增长的仇外情绪(移民工人增多的结果),还有性偏见,他们组建了他们所谓的“活图书馆”:种族和性的少数派(同性恋,黑人或东欧移民)有偿地到一户冰岛家庭中去拜访,跟他们说话,让他们熟知自己的生活方式,日常活动,梦想,等等——这样一来,曾被视为对我们生活方式之威胁的有毒的陌生人就成了一个我们可以同情的人,拥有他自己的复杂世界……

然而,这样的程序有一个明显的局限。我们可以想象自己邀请一个纳粹暴徒来讲述他的故事吗——就像利特尔的玛克斯·奥,他不请自来了?我们愿意证明,希特勒是一个敌人,因为我们没听过他的故事?一位塞族记者近来报道了一则来自某政客的奇怪的新闻:在长时间痛苦的谈话后,政客说服了躲在别墅里的米洛舍维奇向警方投降自首。米洛舍维奇说好的,并希望自己能去底楼打理一些事情。谈判者担心米洛舍维奇要自杀,表达了他的疑虑,米洛舍维奇让他冷静下来,说自己曾给妻子(米拉·马尔科维奇)许诺,会在临走前替她洗头发。这个私人生活的细节“赎回”了米洛舍维奇统治造成的恐怖,使他变得“更人性”了吗?我们可以想象希特勒给爱娃·布劳恩洗头发——我们甚至都不用想象,因为我们知道,莱因哈特·海因里希,大屠杀的设计师,喜欢在夜间空闲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弹奏贝多芬晚期的弦乐四重奏。回想一下,在一本书的背面,通常用来总结对作者“私人”生活之描述的话:“空闲的时候,某某喜欢玩猫,种郁金香……”——这样一种把作者“人性化”的补充就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暗示着“他和我们一样是人”。(我不禁要为我自己的书提议:“空闲的时候,齐泽克喜欢上网搜儿童色情片,并教他的儿子拔蜘蛛腿……”)

我们关于主体性的最基本的经验就是“我内心生活的丰富”:这是我“真正的所是”,不同于我在公共生活中承担的符号决定和责任(父亲、教授、哲学家)。在此,精神分析的第一个教训是,这种“我们内心生活的丰富”是根本地虚假的:一道屏幕,一个虚假的距离,其作用,可以说,是拯救我的表象,让我真实的社会-象征身份变得可以觉察(可以为我的想象性自恋所通达)。因而,实践意识形态批判的途径之一,就是发明可以揭穿这种“内心生活”及其“真挚”情感之虚伪的策略。这样的策略在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的电影里得到了系统化的施展:

我的第一部电影,《兰花园丁》(The Orchid Gardener),以一行字幕开始,说电影要献给一位死于白血病的女孩,并给出了女孩的生卒日期。那完全是捏造的!而且是操纵的,玩世不恭的,因为我意识到,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开始一部影片,那么,观众就会更加严肃地看待它。[5]

在这里运作的不只是(对情感的)操纵而已:在冯·提尔的女性三部曲(《破浪》[Breaking the Waves],《黑暗中的舞者》[Dancer in the Dark],《狗镇》[Dogville])里,他都把我们从我们最内在的存在中唤起,用女性牺牲者的终极的原型图像(她有金子般的心灵,却遭受着痛苦),激起我们不由自主的怜悯。通过“操纵”,他展示了这种怜悯的谎言(我们通过目睹牺牲者的受难而获取淫荡的快感),并就此扰乱了我们的自我满足。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的“真相”只在我那被想象的“内心生活”所模糊了的象征身份当中(就像一种对拉康的简单化阅读表明的,把能指的主体和想象的自我对立起来)?

让我们以一个人为例,他在内心深处编织着施虐的幻想,而在公共生活中,他彬彬有礼,遵守规范,诸如此类:当他上网并在一个聊天室里吐露那些幻想的时候,我们说,他是用虚构的形式来表达他的真相。但情况难道不是相反的吗,在这里,礼貌的人格是真相,而施虐的幻想充当了一种防御?就像犹太老笑话的一个新版本:“你很有礼貌,所以,你为什么不表现得你好像很有礼貌呢?”那么,因特网,我们据说在那里把我们最深刻的真相表露到屏幕上,不就真地是我们施展防御性的幻想,让自己远离作为真相的平庸常态的一个位址吗?[6]

这里要区分两种情形。当我作为一个冷酷的经理,从内心深处感到这只是一个公共的面具,而真正的自我在精神的调和中显露时(想象我的朋友告诉人们:“他冷酷的工作效率不应该蒙蔽你们——他其实是一个很文雅、温柔的人……”),这并不同于我作为一个在真实交往中彬彬有礼的人,到了因特网上,就让位于暴力幻想的时候。主体身份的位址发生了改变:在因特网的情形中,我认为自己其实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只是在玩弄一些暴力的幻想罢了;作为一个新世纪的商人,我认为自己只是在商业交易中扮演一个公共的角色,而我的真正身份是由调和所开启的内心自我。换言之,在两个情形里,真相都是一种虚构,但这种虚构得到了不同的定位。在因特网的情形里,可以想象我会在某一时刻“摘掉面具”并爆发,在真实生活中施展我的暴力幻想——这样的爆发其实就颁布了“自我的真相”。在新世纪商人的情形里,我的真相是我的公共人格,而这里的“摘掉面具”,在现实中颁布新世纪的自我,即实际地抛弃我的商人品质,就包含了我主体位置的真实转变。因而,在两个情形中,“摘掉面具”以不同的方式运作着。在因特网的情形里,这一姿态是希特勒用实质的反犹主义措施所做的事情(实现反犹主义的幻想),是一个虚假的行动,而在新世纪商人的情形里,则是一个真正的行动。

为了解决表面的矛盾,我们应该在拉康的三元组“想象界—符号界—实在界”(Imaginary—Symbolic—Real)中重构这两个情形:我们面对的不是两个,而是三个因素。我在网上玩弄的肮脏幻想和我在精神调和中开启的“真正自我”具有不同的状态:前者属于实在界,后者属于想象界。那么,三元组是I—S—R。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因特网的情形里,我彬彬有礼的公共人格是抵抗幻想之实在界的想象界—符号界,而在新世纪经理的情形里,我的公共人格是抵抗想象界“真正自我”的符号界—实在界。[7](并且,为了在理论上迈出关键的一步,为了让这个三元组发挥作用,我们不得不加上第四个概念,即主体性的空洞内核:拉康的“被划除了的主体”[$]既不是我的符号界身份,也不是我的想象界“真正自我”,更不是幻想的实在界内核,而是空洞的容器,它就一个纽结一样,把三个维度连接到一起。)

我们内在的关于我们生命的经验,我们给自己讲述的、解释我们正在做什么的故事,是一个谎言——真相在于外部,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这里就蕴含着利特尔小说的艰难教训:我们在那里遇到了某个其故事为我们所完全倾听的人,但无论如何,他依旧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纳粹刽子手真正无法忍受的并不是他们所做的可怕之事,而是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依旧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我们给自己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就这样模糊了我们行动的真正的道德维度。在做道德判断的时候,我们应该忽略故事——这就是为什么,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对剧作家的建议不仅在美学上是正确的,同时还包含了一种深刻的道德合理性:

舞台上的角色应该单调,就像时装秀上的衣服一样:你所得到的不应该比你看到的更多。心理现实主义是可憎的,因为它允许我们通过遁入角色的“奢华”,在个体性格的深度中迷失自我来逃避令人不快的现实。作家的任务是阻止这样的逃避,把我们驱逐到某一点上,让我们用冷静的目光来直面恐怖。[8]

同样的意识形态“人性化”(在众所周知的“是人都会犯错”的意义上)策略是以色列国防军(IDF)意识形态(自我)表现的一个重要组成。以色列媒体喜欢沉溺在以色列士兵的不完美和心理创伤当中,既不把他们表现为完美的战争机器,也不把他们呈现为超人的英雄,而是把他们描绘成普通人,身陷历史和战争的创伤,偶尔也会犯下错误并迷失道路。例如,2003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拆除了一个“恐怖分子”嫌疑犯的家庭住房,其间,他们表示了特别的善意,甚至在用推土机拆毁房子前还帮这家人把家具搬了出来。稍早的时候,以色列的媒体报道了一件类似的事情:一名以色列士兵在巴勒斯坦人家中中搜查嫌疑犯的时候,那家人的母亲呼喊女儿的名字好让她镇静下来,而士兵惊奇地发现那个被吓坏的女孩的名字居然和自己女儿的名字一模一样。于是他心血来潮,拿出钱包向那位巴勒斯坦母亲展示女儿的照片。我们很容易就能发觉这样一种同情姿态的虚伪:那种认为我们可以不管政治的差异,在根本上具有相同的情感的想法,抵消了士兵所做活动带来的冲击。因此,那个母亲唯一恰当的反应应该是:“如果你真地和我一样是人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做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呢?”而士兵也只能用精妙的职责为自己开脱:“我并不想这样,但它是我的职责……”由此他回避了对其职责的主观担当。

这样一种人性化的关键是强调个体面临的复杂现实与他违背本性、被迫扮演的角色之间的裂痕。就像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的《以色列国防军》(Tsahal, 1994)[9]里,一名对自己的职业军官身份感到不可思议的受访士兵所说的:“在我的家族中,军人并非传统。”讽刺的是,朗兹曼在这里遵循了和斯皮尔伯格一样的人性化技巧,而斯皮尔伯格恰恰是朗兹曼绝对蔑视的对象。就像在《浩劫》(Shoah)里,朗兹曼的《以色列国防军》也完全以现在时运作,拒绝任何的档案战争场景或提供历史内容的叙事。影片一开始就直入主题:各式各样的军官回忆1973年战争的恐怖,而我们在背景中看到一台播音器,它复制了对恐慌时刻所发生的一切的真实记录,当时以色列部队在苏伊士运河东岸遭到了埃及士兵的蹂躏。这个“音景”成为了一个触发器,把受访的(前)士兵带回了他们的创伤性经历:他们冷汗淋漓,再现了众多同伴被害的情形,并完全承认其人性的软弱、惊慌、恐惧——不少人公开坦言,他们不仅担心自己的性命,还担心以色列自身的存在。这种人性化的另一方面是士兵和武器,尤其是坦克的一种亲密的“泛神论”关系。正如一名受访士兵所说:“它们有灵魂。如果你把你的爱献给一辆坦克,关照它,那么,它会回赠你一切。”

朗兹曼关注的是以色列士兵对一种永恒的紧急状态和灭绝威胁的经验,这通常被用来证明影片对巴勒斯坦视角之排斥的合理性:我们只能在随后看见巴勒斯坦人,他们被降低为了非主体化的背景。影片的确展示了巴勒斯坦人事实上是如何被当作底层社会来对待的,他们服从于军事和警察控制,受到官僚主义程序的扣留;但影片中,对以色列政治的唯一明确的批评是由以色列作家和律师(阿维格多·费尔德曼[Avigdor Feldman]、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阿摩司·奥兹[Amos Oz])提出的。根据一种善意的解读(例如珍娜·玛斯林[Janet Maslin]在《纽约时报》上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影评),我们可以宣称,“朗兹曼让这些面孔替他们自己说话”,让巴勒斯坦人的压抑显现为一个背景的在场,在沉默中更加势不可挡。但真地如此吗?以下是玛斯林对影片临近末尾的一个关键场景的描述,当时朗兹曼正同一位以色列建筑承包商讨论:

“当阿拉伯人得知以色列人将永远在这里时,他们要学会忍受”,这个人坚持,他的新房子正在占领地区被建造起来。当他说话这会,阿拉伯工人就在他身后忙碌地劳动。面对着其定居点建筑工作提出的棘手的问题,这个人直率地反驳起他自己。他同样自挖脚跟。不论朗兹曼(他以剥离以色列人同这块土地的关系为己任)在什么时候提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他都拐弯抹角地坚持“这是以色列的土地”。最终,导演放弃了争辩,贤明地笑了笑,张开手臂拥抱了建筑商。在这一刻,他把《以色列国防军》中所有的悲伤和沮丧都表达了出来,仅仅是用一个姿态。[10]

朗兹曼会同样“贤明地笑笑,张开手臂拥抱”背景里的巴勒斯坦工人吗,后者会就以色列人把他降低为一个征用自己土地的有偿工具,而表达一种毁灭性的愤怒吗?这里就蕴含着《以色列国防军》的意识形态含糊性:受访的士兵扮演他们“作为普通人的自己”,化身为他们已经建造好的将其行动人性化的面具——当沙龙作为一个平和的农民而现身的时候,一种意识形态的神秘化就达到了其无以超越的讽刺性的高潮。

有趣的是,类似的“人性化”如何不断地在最近有关超级英雄的大片浪潮(《蜘蛛侠》[Spiderman]、《蝙蝠侠》[Batman]、《全民超人》[Hancock]……)中出现。批评家痛斥这些电影如何超出了原本单调的漫画角色,沉溺于超自然英雄的犹豫、软弱、怀疑、恐惧和焦虑,他们同内心恶魔的斗争,他们和自身黑暗面的相遇等等,仿佛这一切都让商业超级大片变得更“艺术”了。(这里的例外是沙马兰[M.Night Shyamalan]出色的《不死劫》[Unbreakable]。)

就真实生活而言,这样的人性化进程无疑在朝鲜近来的一份通讯稿中达到了顶点,根据它的报道,敬爱的金正日主席在全国首届高尔夫球公开赛中胜出,他以19击18杆进洞的成绩完成了整个比赛。我们可以想象宣传官僚的思路:没有人会相信金每一杆都能进洞,所以,为了让事情现实一点,我们退让一步,只有一次,他打了两下……

不幸的是,同样的人性化毁掉了《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The Baader Meinhof Complex, 2008),它原会成为对德国“红军支队”第一代人(迈因霍夫、恩斯琳、巴德尔)命运的精彩描述。影片的主观立场,即作为认同点而提供给观众的隐含位置,是迈因霍夫,一个无论如何依旧“人性”的“恐怖分子”,受到恐惧和疑虑的困扰,不断地对其困境进行反思,不同于具有“天使”的完美,却表现为无情之非人的恩斯琳和巴德尔。将他们分开的裂隙最清楚地表现在他们各自的自杀上:迈因霍夫绝望地上吊,因为其整个的道德-政治世界已经崩塌,而恩斯琳和巴德尔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一份冷酷地计划好了的政治宣言。(在这方面,迈因霍夫是布鲁诺·甘茨[Bruno Ganz]扮演的负责搜捕恐怖分子的警方调查官的对应点:和他那些只想处决恐怖分子的同事不一样,他还反思恐怖的起因,并考虑更广阔的意识形态-政治背景。)

我们应当无所畏惧地把这个对虚假的、成问题的“人性化”的洞察,延展到“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的基本的集体形式上,即延展到为共同体(种族的、生活方式的、性的、宗教的……)提供根基的象征纹路上。在此,康德对理性的公共使用和私人使用的区分会很有用:关于“身份政治”之形式的关键问题是,它关注的是“私人”身份——其最终的视域是容忍并混合这种身份,而每一个普遍性,每一个切断整个领域的特征,都被当作压抑的东西而遭到排斥。相反,保罗的普遍性,是一种斗争的形式。当保罗说:“没有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一个快乐的人类大家庭,而是说,一个重大的划分切断了所有这些特殊的身份,使它们最终变得无关紧要了:“没有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只有基督徒和基督教的敌人!”或者,用今天的话讲:只有那些为解放而战斗的人和他们的反动派对手;只有人民和人民的敌人。

难怪“有毒主体”的话题近来已经普及。在《有毒人群》(Toxic People)一书中,利丽安·格莱斯(Lillian Glass)界定了30种这样的人,有些甚至贴着幽默的标签,例如“微笑的两面三刀的卑鄙小人”。[11]她提供了一个有毒人群小测验来帮助读者界定一个有毒的恐怖嫌疑犯属于那个类别,并提出了十条应对他们的技巧,包括幽默、直接面对、冷静质问、训斥-责备、爱和友善、将心比心等等。既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有毒的,格莱斯还提供了一份“有毒形象清单”,使我们能够鉴别自己破坏性的行为方式。

阿尔贝特·伯恩斯坦(Albert J.Bernstein)(在修辞上)更进一步,动用了恐怖神话,直接谈论伪装成普通人掠食我们的情感吸血鬼——他们也许就潜藏在你的办公室里,家中,朋友圈里;甚至在你的枕边。[12]他们聪明,富有才华和魅力,赢得你的信任和感情,接着就吸干你的情感能量。他们的主要类别包括自恋型、反社会型、偏执狂型和戏剧型。伯恩斯坦不出意料地也提供了一系列的防御策略,防止这样黑暗的吸血生物吸干你的血。

“有毒主体”的话题正在进一步扩大,超出了其直接所指的人际关系。通过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方式,谓语“有毒的”如今涵盖了一系列从属于完全不同层面的的特性(自然的、文化的、心理的、政治的)。因此,一个“有毒的主体”会是一个带有致死疾病、需要被检疫的移民;一个需要挫败其致命阴谋并将他关押到关塔那摩的恐怖分子;一个散播仇恨、需要让他闭嘴的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者;或者,一位虐待并让儿童堕落的父母、教师或牧师。

但在一种黑格尔式的普遍化姿态中,我们应该在这里完成从谓语到主语的过渡:从自主自由的主体立场看,在父母,即这个让主体在建立其自由和自主过程中服从于权威的寄生的中介的观念中,不是存在着某种“有毒”的东西吗?如果要从父母身份中得到一个临床的教训,那么,它不就是没有干净的、无毒的父母吗:某种力比多的污垢总会玷污理想的父母形象。我们应该把这一普遍化推向极致:最终有毒的是邻人本身,是其欲望和淫荡享乐的深渊。那么,所有调控人际关系的法则的最终目的,就是隔离或中和这个有毒的维度,把邻人降低为一个寻常人。因而,在(另一个)主体身上寻找偶然的有毒成分是不够的,因为主体本身在形式上,在他性的深渊中,就是有毒的——使它有毒的是决定主体之一致性的小客体a(objet petit a)。当我们认为自己真地了解一个亲近的朋友或亲戚时,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突然之间,这个人做了什么——说了一句出乎意料的粗俗或无情的评论,做了一个淫荡的姿势,在需要同情的时候投下冷酷而无情的一瞥——我们便意识到自己其实不了解他;我们意识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这时,寻常人就成了邻人。

仿佛是以一种讽刺的方式向吉奥乔·阿甘本的例外状态理论致敬,2008年7月,意大利政府宣布意大利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来应对当下典型的的邻人问题:非洲和东欧移民的非法入境。8月初,意大利政府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指示性的一步,在大城市的敏感地带(火车站、商业中心……)部署4000名武装士兵进行控制,并就此提高了公共安全等级。如今,政府又计划用军队来保护女性不受强暴。这里要注意的是,紧急状态在没有任何大规模惊慌的情况下被引入了:生活继续正常地进行……这不就是我们在全球发达国家遇到的状态吗,这种或那种的紧急状态(因为恐怖主义威胁、移民等等而被调动)被当作确保事物正常运行的必要措施而接受了下来?

那么,这种紧急状态的现实又是什么?2007年9月20日的事件将说明一切:当时有7位突尼斯渔民因为从海上救出44名非洲移民而前往西西里受审。一旦被证实“帮助或煽动非法移民”,他们就将面临一到十五年的监禁。8月7日,渔民在西西里附近距离兰佩杜萨岛30里的地方抛锚后入睡。被尖叫声惊醒后,他们看到一艘橡皮艇载满了饥饿的难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在汹涌的波涛中翻滚,即将覆没。船长决定把他们带到兰佩杜萨岛上最近的港口,而到了那里,他和他的全体船员都被逮捕。所有的评论都认为这次荒唐审判的真正目的是劝阻其他的船员不要做相同的事情:当他们发现自己面临同样的处境,据说是用木棍打走了移民,听任其淹没时,他们并未受任何的处分。[13]这个事件证实了阿甘本的牲人(homo sacer)概念:一个从公民秩序中被排除出去,谁都可以杀死他而不受处罚的人,正从自视为人权和人道主义救援之堡垒(不同于美国及其“反恐战争”的过度)的欧洲中心出现。事件的唯一英雄是突尼斯渔民,他们的船长,阿贝德卡里姆·巴永希,只是宣称:“我为我做的事情感到开心。”

1938年,罗伯特·布拉西亚克(Robert Brasillach),一个自诩是“温和”的反犹主义者,提出了“理性的反犹主义”的公式:

我们勉强允许自己在电影中为查理·卓别林,这个半犹太人鼓掌;欣赏普鲁斯特这个半犹太人;为耶胡迪·梅纽因这个犹太人鼓掌;而承载着希特勒嗓音的无线电波是以犹太人赫兹命名的……我们不想杀害任何人,我们不想组织任何的大屠杀。但我们同样认为,阻止无常而本能的反犹主义活动的最好方法,就是组建一种理性的反犹主义。[14]

这不就是我门的政府在应对“移民威胁”时所采用的相同态度吗?在把民粹主义的种族主义视为“非理性的”,不符合我们的民主标准而理直气壮地拒斥掉之后,他们开始“理性”地签署种族主义的保护性措施……正如今天的布拉西亚克们,有些甚至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告诉我们的:“我们勉强允许自己为非洲和东欧的运动员,亚洲的医生,印度的软件工程师鼓掌。我们不想杀害任何人,我们不想组织任何的大屠杀。但我们同样认为,阻止无常而暴力的反移民的防御措施的最好方法,就是制定一种理性的反移民的保护性措施。”这个对邻人进行消毒的视像清楚地呈现了一种从直接的野蛮到人面兽心的野蛮的过渡。

在这里,贝卢斯科尼作为一个“人性的,太人性的”领导人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今天的意大利实际上就是我们未来的实验室。如果我们的政局是宽容-自由的专家管理和原教旨主义-民粹主义之间的分裂,那么,贝卢斯科尼的伟大功绩是把两者结合起来,是同时掌握了两者。可以论证的是,这样的结合使他无懈可击,至少是在不远的未来;而意大利剩余的“左派”如今也乖乖地把他当作命运,接受了下来。这种对作为命运的贝卢斯科尼的沉默接受或许是其统治的最悲哀的一面:他的民主,可以说,是那些不战而胜的人的民主,是那些凭借犬儒腐败而统治的人的民主。

贝卢斯科尼那下流粗俗的赌注,当然在于,只要他代表或扮演了普通意大利人的神话形象,人民就会认同他:“我是你们中的一员,有点腐败,偶尔犯法,我和老婆吵架是因为我迷上了另一个女人……”即便他扮演的是一个高尚的政客,骑士,那也更像一出荒唐的歌剧里,一个可怜男人的白日梦。然而,他“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是一个普通人”的这种表象绝不该迷惑我们:在滑稽的面具下面,他掌控的是以无情的效率运行着的国家权力。即便贝卢斯科尼是一个没有尊严的小丑,我们也不应该对他大笑不已——或许,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玩他的游戏。他的笑声更像《蝙蝠侠》或《蜘蛛侠》电影里超级英雄的敌人发出的淫荡而疯狂的笑声。为了理解其统治的本质,我们应该想象《蝙蝠侠》里的小丑掌握了权力。问题是,专家管理和一种滑稽表象的结合本身并不是自足的:它需要某种别的东西,也就是——恐惧。



[1] Slavoj Žižek,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9, p. 37-51;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 Ne York: Verso, 2008, p. 11-17.

[2] 电影里有一个精巧的细节,它提供了“理应知道的主体”的一个完美例子:当摩萨德特工想得知那些策划了慕尼黑惨案的人的下落(以处决他们)时,他们转向了一个神秘的法国组织,一个在郊区别墅里过着普通的乡土生活的大家庭:孩子和家禽在院子里乱跑,而家中未被说明的男性成员,似乎知道一切关于整个恐怖组织和地下间谍之下落的事情。

[3] See Glenda Elizabeth Gilmore, Defying Dixie: The Radical Roots of Civil Rights, New York: Norton 2007.

[4] Epigraph of “Living Room Dialogues on the Middle East,” quoted from Wendy Brown, Regulating Avers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Von Trier on von Trier,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3, p. 252.

[6] 正如通常那样,这点要得益于埃里克·桑特纳(Eric Santner)。

[7]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些区别,让我们比较一下两个政治-意识形态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我是一个共产党公务员,遵循意识形态的仪式,却在内心与之保持距离,相信我只是在玩一场肤浅的、无关真正自我的游戏(就像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说的,“生活在别处”)。或者,像埃里克·安卜勒(Eric Ambler)小说里的那样,我嫁给了一个富婆,为了让她保守的亲朋好友感到不适,我开始阅读共产主义文学并挑衅地假装相信——但逐渐地,我陷入了自己的游戏并真地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8] Elfriede Jelinek, quoted in Nicholas Spice,Up from the Cellar.London Review of Books,June 5,2008, p. 6.

[9] Tsahal是以色列国防军在希伯来语里的首字母缩写。

[10] Janet Maslin, “Tsahal: Lanzmann’s meditation on Israel’s defens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1995.

[11] See Lillian Glass, Toxic Peopl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12] See Albert J.Bernstein, Emotional Vampires: Dealing With People Who Drain You Dry,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2.

[13] See the report by Peter Popham, “Tunisian fishermen face 15 years’ jail in Italy for saving migrants from rough seas,” Independent, September 20, 2007, p. 30.

[14] Quoted by Rodbod, “Challenging Mind,”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 //www.europalandofheroes.com.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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