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德国唯心主义

三月 19th, 2012

齐泽克[1]

通过把行动界定为被建构之现实的一种悬置,定义为主体从现实当中的回撤,我们到达了一个层面,使我们得以解释精神分析的驱力理论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之间的关联,后者把现实当作某种被建构的、由主体所“假定”的东西。

随着实证主义的自我心理学的兴起,精神分析理论丧失的维度就是它同常识性的(同时也是科学的)理解的对立,这种理解把所谓的“外部现实”当作某种被提前给定的东西而如其所是地接受下来,并把“心理机制”的问题化约为这种机制如何成功地让它本身适应现实,与现实相联系、相“结合”的问题。在这样的视角中,“正常”是指一种向现实敞开的心理机制,而心理是“病态的”,如果它没有确立与现实的恰当关联,却建构了自身“脱节”的世界。对这种把自身同如上的现实观念对立起来的“因循守旧”的精神分析,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当然是:精神分析所指的“现实”作为心智“明晰”的一个标准并不是中立的现实本身,而是社会现实的被历史地指定了的形式。通过提供“适应现实”的理想主体,因循守旧的精神分析使自身屈从于现存的社会现实,屈从于社会现实的统治关系,并把它同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距离范畴化为“病态的”了。

然而,这一批判的视角受限于一个事实,即它依旧保留了心理机制和现实相对应的观念,尽管只是一个在即将到来的非异化的社会中才得以实现的“协调性观念”。更深远的一步(或者退回到分裂的一种非历史的绝对化当中的一步,如果我们用上述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目光来看的话)已经由弗洛伊德本人完成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起点就是心理机制的逻辑和现实要求之间的一种原始的、不可化约的、构成性的(可以说)不协调:恰恰因为这种不协调,“文明的不满”成为了定义人之境况本身的东西。“依其自身的本质”,心理机制并不适应现实:它根据“快乐原则”而运作,完全不顾现实所强制的约束;于是,自我保存的条件就把放弃“快乐原则”的绝对主导地位强加给了心理机制,把“快乐原则”转变为“现实原则”。这里要注意的关键是,“现实原则”的统治并不是心理机制通过内在的、自发的“成熟”路径而得以实现的,它是通过一系列的创伤性切割(缺失的“集合”、整合)的手段而被强加、勒索来的:我们对现实的最最“自然”的敞开表明,对心理机制的固有逻辑施加压力的禁令已经成功地瓦解了固有的逻辑并成为了我们的“第二天性”。

但即便是这样一种观念,“自发”地渴望纯粹的快乐原则之统治的心理机制和现实要求之间的不可化约的不协调性,依旧把“现实”接受为某种被提前给定了的东西,一个独立于心理机制的肯定性实体,它从外部施加压力,扰乱了心理运作的平衡。的确,我们说的根本不是心理机制和现实之间的任何被提前确立了的协调:精神分析理论关注的对象是心理机制被迫走出“快乐原则”的闭合回路并进入同现实之关联的创伤性进程;而这里的“现实”依旧是简单的,被提前给定了的,所以,心理不得不适应它。通过引入“超越快乐原则”的维度,晚期的弗洛伊德完成了更深远的两步,只要我们思考其全部的后果,正像拉康所做的,那么,它们就彻底地改变了上面呈现的图景。“死亡驱力”的假设便直接关注这点:它表明,扰乱“快乐原则”运作下心理机制的和谐回路的异质身体,入侵者,并不是某种外在的东西,而是完全内在的:在心理的固有运作中,虽有“外部现实”的压力,但还是有某种东西坚持完全的满足。换言之,虽然心理机制被彻底地孤立了,无法获得“快乐原则”所渴望的平衡,但它会继续围绕着一个其内部的创伤性入侵者而旋转——“快乐原则”受到的局限是其所固有的。[2]关于这个异质的身体,这个“固有的局限”,拉康的数元当然是小客体a:小客体a是暗礁,是打断“快乐原则”的闭合回路,并让其平衡的运动出轨的障碍。

最后一步是在其肯定的维度上理解这个固有的障碍:的确,小客体a阻止快乐的循环闭合,它引入了一种不可化约的不快,但心理机制在这种不快本身,在围绕着无法获得、总是遗失的客体的无止境的重复循环中,发现了一种倒错的快感。对这个“苦中之乐”,拉康的命名当然是享乐(jouissance),而在追寻客体的反复失败中得到满足的循环运动,其真正目的也因此和通往其目标的道路相一致的运动,就是弗洛伊德的驱力(drive)。驱力的空间是一个悖谬的、弯曲的空间:小客体a不是空间中存在着的一个肯定的实体,它最终不过是空间本身的一种弯曲,恰恰当我们想要直接得到客体的时候,它便诱使我们去制造这样一种弯曲。为此,拉康是如此地迷恋于典雅爱情:贵夫人就是这个弯曲欲望空间的悖谬的客体,它提供给我们的只有无尽的曲折和考验,来作为获取它的方式——更确切地说,贵夫人本身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将欲望空间的弯曲物质化了的纯粹表象而已。[3]拉康描绘的图式类似于一只眼球的横切面,这绝非偶然:小客体a事实上就充当了“快乐原则”掌控下的心理机制的闭合回路上的一个裂口,这个裂口让闭合回路“出轨”,并强迫它“看世界一眼”,去考虑现实。这便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拉康有关小客体a是现实之支撑的命题的:通过“快乐原则”的闭合回路上的裂口,通过其中间令人尴尬的入侵者,对我们所谓之“现实”的通达才为主体敞开。在心理经济中,“现实”的位置是“过度”的位置,剩余的位置,它从内部扰乱并阻断了心理机制自我包含的平衡的自足——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强迫心理机制放弃“快乐原则”的独一统治,因而,“现实”是和这种内在的障碍相关的。[4]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小客体a,这个在心理机制中心的陌生的身体,和所谓的“外部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要忽略的关键一点是,小客体a充当了一种固有的、内在的“过度”,从内部阻碍了心理机制的“顺利运行”,是其内在的对抗,而现实,根据定义,总表现为一种外在的限制;拉康对这样一种内在的自我阻碍的命名当然是实在界(the Real)。由此得出的根本结论是——和“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同样是由早期的弗洛伊德提出)的老生常谈的外在对立相反——“现实”不是某种被提前给定了的东西,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其本体状态是第二位的东西,换言之:某种被建构的东西,恰恰是在建构这个概念的德国唯心主义的意义上。我们所谓的“(外部)现实”通过一种原始的“拒斥”行动建构了自身:主体“拒斥”其内在的自我阻碍,“拒斥”驱力对抗的恶性循环,并把它们“外化”为驱力之要求和相反的现实之要求的“外在”对立。正是在这里,在精神分析内部,德国唯心主义的成就“归返”了在后黑格尔的思想当中“被压抑了”的东西:作为主体之史前史的建构过程,即在主体能够确立和“外部现实”之关系以前必须进行的事情——这个过程,在费希特那里获得了我(将自身)确立(为)客体的绝对行动的形式,而在谢林那里,表现为上帝之史前史的对抗,这一对抗在上帝说出语词的时刻得到了消解。



[1] Slavoj Žižek, Enjoy Your Symptom!: Jacques Lacan in Hollywood and out, New York & Lodon: Routledge, 1992, p. 46-50.

[2] “快乐原则”的这种固有僵局的最好指示是美国大众意识形态的现状,所谓的“无主义”(nonism),即无意识形态:根本的弃绝态度(弃绝污染、弃绝食物中的脂肪和胆固醇、弃绝应激情况……)。简言之,一种以快乐为指向的生活的最终代价就是,主体被来自四面八方的超我禁令所轰炸:不要吃肥肉和牛肉,避免有农药的食物,不要抽烟,不要污染:这再一次从经验上确证了拉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提出的著名命题“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会被允许”所做的矛盾的颠倒:一切都不会被允许,哪怕是吃、喝、抽这样最清白的享乐。

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得到任何东西,不过它们是以一种无菌的、非实质的形式呈现的:任何东西,包括最残酷的幻想,例如“鼠人”,弗洛伊德著名的精神分析对象的幻想(被一只插入屁眼的老鼠折磨)。近来,关于一位电影明星的一则被掩盖了的丑闻揭示了,这种幻想的展示已经成为了好莱坞的时尚:兽医拔去老鼠的牙齿和爪子,并把它放到袋子里,用绳子拴住它的尾巴;当人把袋子塞到肛门深处的时候,老鼠的绝望的运动就会带来刺激,直到老鼠窒息而死;然后,用绳子把它拔出来……(这位好莱坞影星的问题是,他在拉绳子的时候太过用力,以至于死耗子留在了身体里,他不得不寻求医疗帮助)。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消费“无主义”的悖论:你可以得到任何东西,但它们是以被剥夺了实质的形式呈现的——无糖无脂的蛋糕,无醇的啤酒,无咖啡因的咖啡,无牙无爪的耗子……

[3] 我们都知道相对论完成的重要一步,从物质“弯曲”“扭曲”了空间的命题到我们所谓的“物质”不过是空间的弯曲的命题——或许,这种同源性能够让我们理解拉康关于小客体a 的纯粹形式地位的假定:小客体a远不是欲望路径弯曲、出轨的肯定的、物质的成因,只要它被当作一个肯定的实体(例如,典雅爱情中的贵夫人),它就不过是欲望空间本身的被弯曲了的结构的一种空想的物化。既然精神分析承认的唯一“实体”(“物质”)是享乐,我们同样可以说,享乐最终不过是快感/不快空间的一种纯粹形式的弯曲,是让我们在不快本身当中体验快感的一种弯曲。

[4] 关于“超越快乐原则”的悖论,参阅Joan Copjec, “The Sartorial Superego”, October 50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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