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塔耶与黑武士

三月 24th, 2012

齐泽克[1]

康德的局限,他在自身突破上的妥协,他在遵循其结果时的失败,都可以通过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所阐释的必须(must应该(ought的区分,[2]而得到更好的理解:在有关道德命令的构想中,康德似乎把它们混淆了,把必须(实在界层面上的命令,艰难的“我不能不做”)降低、解(误)读为一个应该(不可通达的符号理想层面上的应然[Sollen],你所渴望的事情无法完成)。换言之,康德把作为发生了的不可能之事(“我不能做”的事情)的实在界误读为作为不可能发生之事(“我无法彻底完成”的事情)的实在界。也就是说:在康德的伦理学中,真正的张力并不是主体认为他仅仅出于职责而行动的观念,和事实上有某种病态的动机在运作的隐秘事实(粗俗的精神分析)之间的张力。真正的张力是完全相反的:在深渊之中的自由行动是无法承受的、创伤性的,所以当我们出于自由而完成一个行动的时候,为了能够承担它,我们把它经验为由某种病态的动机决定的。在这里,我不禁要引入康德有关图像化的重要概念:一个自由的行动是不能被图像化,被整合进我们的经验的;所以,为了把它图像化,我们不得不把它“病态化”。一般来说,康德自己也把真正的张力(认同并承担一个自由的行动的困难)误读为一个行动者无法确定自己的行动是不是实际的自由的,是不是由隐秘的病态冲动驱使的标准张力。所以,只要我们关注必须和应该之间的区分,康德著名的“Du kannst, denn du sollst!”就不应该被译成“你可以,因为你必须!”,而是更加同义反复地,译成“你可以,因为你不能不做!”这也是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洛伦佐·基耶萨(Lorenzo Chiesa)的,他对“康德同萨德”的话题提出了一个富有洞察力的批判性解读:

康德的伦理学和萨德的“反伦理学”都致力于加剧并最终打破律法和作为内在僭越的欲望之间的辩证法,圣保罗已经以如下的方式表达了这种辩证法:“如果不是因为法,我还不知道罪。”律法和欲望之间中介的缺失表明,两者中的一个应该假设性地生成一种律法的纯粹享乐,例如康德,或者(最终也是不可区分的)享乐的纯粹律法,例如萨德……至善和道德律之间的裂隙在康德那里的消除,必然导致和一切德性共同存在的内在僭越的空间的消除;正如拉康反复指出的,没有这样一个空间……社会就不可能:“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花在打破十诫上,这就是社会何以可能的。”(E-69)“……社会作为对这些箴言的僭越的一个结果而繁荣。”(E-78)[3]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康德式的理想社会(在那里,人克服了“根本之恶”,克服了铭刻于人性当中的对恶的倾向,道德律会和人性重合,所以,遵守道德律不再被经验为对我们自然的自我主义的一种痛苦的、创伤性的羞辱了),和萨德在《法国人,你们还要再努力……》中描绘的全然“非道德”的社会,是一样“不切实际的”。每一个“实际存在的社会”都是完全无视道德法则的极端和完全没有违背的极端之间的一种妥协,这两个极端都是对社会的致命威胁。象征规范是不可能(遵循),但又是必要的

然而,在这里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是,对康德而言,根本之恶无法被废除,所以,一种新的、和道德要求相一致的人性的观念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天使一般的诱惑。说到人性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到,对康德和萨德而言,诉诸“自然”都是他们藉以从其理论大厦的最终后果中退缩的一种症兆性姿态:“自然,在萨德和康德这两位普遍性的思想家那里,都是依旧未被思考的东西的一个症兆。”[4]也就是说,在两个情形中,我们面对的都是这个概念在结构上的一种必然的含糊性。康德首先把自然定义为现象的整体,现象现实的整体,只要它被普遍规律聚集在一起(并服从规律);但随后,他又谈论另一个作为道德目标之王国,作为一切理性的道德存在之共同体的本体自然。自由对于自然(原因和结果的自然链)的过度再一次被自然化了……另一方面,萨德首先把自然当作物质的一个冷漠的体系,它服从永恒的变化,无情地遵循其进程,屈从于永恒的神圣主宰。但他又宣称,当我们在折磨同伴并毁灭他们的过程中,在对生殖的自然循环的打破中发现快感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满足自然的最内在的要求;因而,他秘密地引入了另一种形式的自然,不再是通常事物的“超善恶”的冷漠的运行,而是一个已经被主体化了的、僭越的/魔鬼的实体,它要求我们追求恶并在道德和怜悯的一切形式的毁灭和献祭中发现快感。这个秘密的自然,拉康所谓的“恶的至高存在”,不就是康德的作为超感性的理性存在之共同体,作为道德目标之王国的自然的萨德式对应(或颠倒)吗?

这种含糊性还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表述:事实上,是什么把快感给予了萨德的主角?是简单的“回归自然的天真”,无拘无束地遵循同样要求毁灭的自然规律,还是说,快感是和违背道德律内在地联系着的,所以给予我们快感的是对我们正在亵渎的意识?无罪和亵渎的堕落之间的这种含糊性是不可化约的。[5]因而,在康德和萨德这两个情形中,自然作为遵循其进程的冷漠机制的“基本的”、中立的观念,得到了另一个有关自然的“道德”观念的补充(道德目标的超感性王国;追求毁灭的邪恶道路的魔鬼命令)。并且,在两个情形中,自然的第二种观念标志了一种退缩的姿态,一种回避其立场的最终悖论的姿态:在存在秩序中没有任何的本体论担保的自由的不可思议的深渊。

对拉康而言,康德对律法和欲望的“辩证法”的克服,以及相伴的“内在僭越的空间的消除”,是伦理学史上的一个不可逆转的时刻:取消这场革命,回归昔日的美好时代,用禁令的僭越来维持我们,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绝望的新保守派试图恢复“旧价值”最终是一种失败的、倒错的策略,想要强制不再被严肃看待的禁令。难怪康德是自由的哲学家:伴随着他,自由的僵局出现了。也就是说:伴随着康德,对我们藉以肯定我们之自由的任何先行确立的禁令的依赖都不再有效了,我们的自由被断定为自主的,每一个限制/约束都是完全由自我假定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颠倒有关“康德同萨德”的标准解读,根据那种解读,萨德的倒错是康德的“真相”,是比康德更“根本的”;它得出了康德自己都没有勇气面对的结果。但萨德是康德的真相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相反,萨德的倒错是作为康德妥协的后果,作为康德回避其突破之结论的后果,而出现的。萨德是康德的症兆:虽然康德的确从其道德革命的结论中退缩了,但萨德形象的空间是由康德的这种妥协打开的,是由他不愿一走到底,不愿对其哲学突破保持完全的忠诚的结果。萨德远不简单而直接地是“康德的真相”,他是康德如何背叛其发现之真相的症兆:萨德主义的淫荡的享乐是一个见证了康德的道德妥协的烙印;这一形象的表面的“根本性”(萨德的主角在其享乐意志中一走到底的决心)就是其反面的面具。[6]

进而,拉康的“精神分析伦理学”远不是研讨班,而是他危险地接近了“真实之激情”的标准版本的困境时刻。这个研讨班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真实之激情的哲学家,如果有过那么一个哲学家的话——思想之间的出人意料的共鸣,不是毫不含糊地指向了这点吗?拉康的道德格言“不要向你的欲望妥协”(我们总应该把它记在心理,虽然拉康在后来的作品中没有提及)不是巴塔耶的命令“要思考一切,要思考到让人颤栗的地步”,[7]的一个版本吗:要走得尽可能地远,直到对立统一,直到无限的痛苦转变成了至福的喜悦(这体现中国人遭受可怕的凌迟折磨的照片上,一幅在巴塔耶的《色情》[Eroticism]中被复制了的照片),情欲享乐的强度遭遇了死亡,圣徒和极端的放荡重叠,上帝本身被揭露为一头凶残的野兽。巴塔耶的神圣领域,“被诅咒的部分”,不就是拉康在谈论安提戈涅的时候,提出的“迷恋”(ate)的领域吗?巴塔耶关于“同质性”,交换的秩序,和“异质性”,无限耗费的秩序之间的对立,不是附和了拉康关于象征交换的秩序和实在界的创伤性遭遇的过度之间的对立吗?“异质性的现实是一种力量或震惊的现实。”[8]巴塔耶把放荡的女人提升到上帝的地位,怎能不让我们想到拉康的论断,女人是上帝的一个名字?更不用说巴塔耶有关僭越经验的概念,“不可能性”了,那也是拉康对实在界的限定……正是这种“一走到底”,走向不可能性之极端经验(作为成为本真的唯一方式)的冲动,让巴塔耶成为了真实之激情的哲学家:难怪他迷恋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种反民主的生命之过度,“一个表象的世界,一个老人们掉光了牙齿的世界。”[9]

巴塔耶完全清楚,这种僭越的“真实之激情”如何依赖于禁令;这就是为什么,他公开地反对“性革命”,反对其生命末年开始兴起的性纵容:

在我看来,性机能紊乱是被诅咒的。在这个方面,不管看起来如何,我反对今天似乎要把它清除的趋势。我并不赞成那些把忽视对性的禁止当作一个解决途径的人。我甚至认为,人的潜能取决于这些禁止:没有这些禁止,我们就无法想象这种潜能。[10]

因而,巴塔耶把律法和欲望的辩证的相互依赖带向了顶点:“体系是需要的并因此是过度的”,就像他重复的,“通常,罪犯自己想要死亡作为对其罪行的回答,以最终赞同对他的制裁,他想要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制裁,他会是可能的,而不是其所是的。”[11]这也是为什么,巴塔耶最终反对共产主义:他赞同革命的过度,但害怕过度耗费的革命精神会在随后包含一个新的秩序,甚至比资本主义的秩序更加地“同质”:“一场革命的观念是令人陶醉的,但后面会发生什么?世界会重新打造自己并弥补今天压抑我们的东西,以便在明天采取某种别的形式。”[12]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巴塔耶是严格意义上的前现代的:他依旧陷于律法和僭越的辩证法当中,禁止的律法生成了僭越的欲望,进而迫使他得出一个正在衰落的倒错的结论,即为了能够享受违背,一个人不得不先确立禁令:一个明显无效的实用主义悖论。巴塔耶不能认识的只是康德哲学革命的后果,即绝对的过度就是律法本身的过度的事实:律法作为一种绝对不稳定的“异质性”力量介入了我们以享乐为目标的生活的“同质”的稳定性。在精神分析伦理学的研讨班上,拉康自己也明显地在这个关键点上发生了动摇:在第四章里,他沿着保罗的“僭越”模式(禁令本身产生了僭越它的欲望)来解释律法和欲望的关系;但随后,在研讨班临近结束时,他又走向了绝对命令(道德律)和纯粹欲望直接同一的完全康德式的构想。[13]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恶?是一个迫使善自我实现,从潜能进入现实的障碍(诱惑,试验场)吗?对谢林而言,恶就是应该保持纯粹潜能状态的东西的实现:同一个只要保持在背景当中就能够为个体活动提供安全的关护/保护基础的力量,将它的实现转变成最具破坏性的愤怒。沿着这样的思路,对瓦格纳而言,再也没有什么比一个女人受到权力欲望的驱使而介入政治生活,更加地恐怖和令人厌恶了。和男人的野心相反,一个女人想要权力,是为了保护她自己狭隘的家庭利益,或者更糟糕的,她个人的任性,即便她认识不到国家政治的普遍性维度。这就是对谢林所谓的“同一个在其无效性当中承载并掌控我们的原则会在其有效性当中消耗并毁灭我们”[14]的一种解读:一种力量,当它保持在合适的地方时,是温和的、安定的,可一旦它介入一个更高的、不是它自己的层面,就会变成其根本的反面,变成最具毁灭性的愤怒——同一个在家庭生活的封闭圈子里是爱的保护性力量的女性,当她在公共和国家事务的层面上得到展露时,就变成了淫荡的暴怒……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黑格尔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一个基础(Ground)的抽象普遍性,一旦得到直接的实现,就会变成绝对恐怖的毁灭性暴怒,威胁着摧毁所有特殊的内容。我们应该把这个原则一般化:恶本身就是一个基础之实现的原则

这就是《星球大战》(Star Wars)[15]冒险故事的意识形态兴趣,更确切地说,是其关键时刻的意识形态兴趣:从“善良”的(天行者)肯·阿纳金到“邪恶”的(黑武士)达斯·维达的颠倒。在这里,《星球大战》在个体层面和政治层面之间建立了一种明显的平行关系。在个体层面上,是大众佛教的陈词滥调的“解释”:“他变成达斯·维达是因为他执迷于事物。那使你变得贪婪。而当你贪婪的时候,你就走在了通往黑暗的道路上,因为你害怕失去。”[16]绝地武士会被描述为一个封闭的男性共同体,它禁止其成员有浪漫的依恋:瓦格纳《帕西法尔》(Parsifal)中的圣杯共同体的一个新版本。但更有意思的是政治层面:“共和国如何变成帝国?它和如下的问题是平行的:阿纳金如何变成达斯·维达?一个好人如何变坏?民主制如何变成独裁?不是帝国征服了共和国,而是帝国不就是共和国吗?”帝国从共和国的内在腐败中产生:“有一天,莱亚公主和她的朋友们醒来并说:‘这不再是共和国了,它是帝国。我们都是坏人。’”我们无法忽视这种古罗马指涉的当代涵义:从民族国家到全球帝国的转变。所以,我们恰恰应该以哈特(Hardt)和内格里(Negri)的《帝国》(Empire)为背景,来解读《星球大战》的问题(从共和国到帝国):从民族国家到全球帝国。[17]

《星球大战》世界的政治隐义是多元的、不一致的,而这也是其“神话”力量的关键所在:自由世界对抗邪恶帝国;民族国家的退却(布坎南-勒庞的右翼内涵);保卫“民主”共和国、抵制邪恶帝国的地位崇高者(公主、绝地武士会精英成员)的症兆冲突;最后,对“我们都是坏人”的正确的关键洞察(邪恶的帝国不在外部;它通过我们这些“好人”对抗外部的邪恶帝国的方式而出现——在今天的“反恐战争”中,问题就是这场战争会把美国变成什么)。也就是说:一个政治神话本身并不是一个具有某种确定的政治意义的叙事,而是一个空洞的、具有多种不一致甚至相互排斥的意义的容器:不要问“但这个政治神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其“意义”恰恰是充当一个包含多元意义的容器。

《星战前传I:幽灵的威胁》(Star Wars I: The Phantom Menace)已经在这场混战中给出了重要的暗示:青年阿纳金的“基督”特征(他的母亲宣称自己在纯洁受孕的情况下怀上了他;他获胜的比赛明显是在附和《宾虚》[Ben Hur]这部“基督传”里著名的马车比赛);其次,他被认定是那个具有“恢复原力平衡”的潜质的人的事实。既然《星球大战》的意识形态世界是新时代的异教世界,恶的核心形象应该和基督产生共鸣就顺理成章了:在异教的视域里,基督的事件是最终的丑闻。

这把我们带到了《西斯的复仇》(Revenge of the Sith),冒险故事的最后一部:打破这些相同的新时代主题的代价就是叙事质量的降低。这些主题是从阿纳金到达斯·维达的转变(整个系列的核心时刻)为什么缺乏真正的悲剧雄壮性的最终原因。电影没有聚焦于阿纳金的傲慢作为一种压倒一切的欲望(他想要干预,想要行善,想要为他所爱的那些人[阿米达拉]一走到底并坠入了黑暗的一边),而只是把他展现为一个犹豫不决的武士,因为屈服于权力的诱惑,落入了邪恶西斯的陷阱,而逐渐地滑入了恶。换言之,卢卡斯缺乏勇气去真正地应用他自己建立的从共和国到帝国和从阿纳金到达斯·维达的平行关系:阿纳金本应出于他对无处不在的恶的目睹和斗争的过度依恋而变成一头怪物。不是在善与恶之间摇摆,他应该通过自己对善的依恋的错误模式而变成恶的。例如,当帕尔帕庭,共和国的参议员,向他表明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是邪恶的西斯大帝,并透露了自己想要组建一个帝国的野心时,他就利用了阿纳金的恐惧及其他弱点,揭露年轻的绝地武士的自私和自负,把绝地武士会描述为堕落无能的,导致了阿纳金的全部痛苦。

在影片的末尾,当阿纳金得知帕德梅已经帮助奥比旺找到了他时,他狠狠地揍了她。接着,在同奥比旺的决斗后,恢复了意识的阿纳金问帕德梅在哪,当帕尔帕庭告诉他,是他自己杀死了帕德梅时,他大叫起来……这两个场景概括了影片的失败:两次一样的无法遏制的愤怒的爆发,第一次是对帕德梅,第二次是对第一次的愤怒感到懊悔——在这里,阿纳金似乎只是在不同的位置,在“坏”的(对帕德梅的愤怒)和“好”的(懊悔和对她的爱)之间摇摆不定。电影真正的任务应该展示阿纳金对帕德梅的过度的爱,他对帕德梅的过度的依恋,如何使他走上了恶的道路……

奥比旺和阿纳金的最后决斗终结于阿纳金失去了平衡,掉入熔岩坑中,他遭受了重创,被烧得极其脆弱。奄奄一息之际,他被帕尔帕庭的亲信救活,并被带到医疗机构养护起来:他浸泡在疗养液里,四肢不全,变得恐怖地畸形。帝国的医疗机器人治好了他,把他打造成身披铠甲的星际恐怖者,也就是我们所知的达斯·维达。最后,变成了维达的阿纳金出现在医院里,穿过了星际驱逐舰的船桥,加入了他的新主人,西斯大帝,银河的帝王。他们望着窗外的终极武器,已经开始建造的死星。维达发出邪恶的呼吸声,如今更像是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人。

这里有两个关键的时刻。在决斗结束前,奥比旺向阿纳金做了最后的请求,让他回到善的轨道上来;阿纳金拒绝了,尽管他已经遭受重创,但他还是集中最后的力量,绝望地试图还击。我不禁要把阿纳金的抵抗看成是一个真正的道德立场,类似于莫扎特的唐璜,他同样拒绝了石客最后一分钟提供的救赎。在两个情形中,内容层面上看起来是恶的选择的东西,在形式的层面上,是一个坚持道德一致性的行动。也就是说:他们都清楚,从功利的自我算计的角度看,放弃恶是明智的;他们都处于生命的终点,知道自己坚持恶的选择没有任何的好处——无论如何,在一种看似不得不神奇的道德的捍卫行动中,他们出于原则,英勇地保持了对他们选择的忠诚,而不考虑任何物质或精神获利的妥协。

通过这种道德一致性,通过这种对存在之选择的忠诚,阿纳金作为一个主体出现了——整个《星球大战》故事里的唯一的主体。在这里,我们应该赋予“主体”一词严格的哲学地位:与(人)个人相对的主体,作为一个人身上的非人怪物性的过度内核的主体。这就是为什么,达斯·维达不简单地是阿纳金的一个面具:用阿尔都塞的公式说,作为个体的阿纳金被质询为主体达斯·维达。

这种新诞生的主体性的特殊媒介是声音:古怪地共振的声音,达斯·维达在随后系列里的标志,外在与内在古怪地同一了的声音。他的声音通过一台机器被增强了,被人为地扩大了。然而,关于这个被紧密注册了的声音,仿佛内在的生命本身就在里面直接地回响着。它是一种幽灵的声音,而非一个身体的有机的声音:不是作为日常的外部现实的一部分,而是“心理现实”之实在界的直接表达。

《星战前传III》的失败是双重的。首先,它在自身的观念上失败了:它没有把阿纳金向恶的转变展现为他对善的过度依恋的结果。然而,我们对善的过度依恋会导致恶的观念是一种老生常谈的智慧了,一种对道德化的法西斯主义危险的标准警告;我们应该做的,就蕴含在电影的二个失败,其真正错失了的机遇里。我们应该把这整个的星丛颠倒过来,把阿纳金表现为一个的形象,一个代表了善的“魔鬼”基础的形象。也就是说:我们道德委身的起源,不恰恰是我们“过度”的关怀和依恋吗,不恰恰是我们打破日常的生命之流的平衡,并为了我们追逐的理念,把一切置于危险之中的意愿吗?这也是真正的基督教之爱所关注的:对被爱者的过度关怀,一种扰乱整体之平衡的“有偏见”的委身。这就是为什么,在冒险故事的第三部的结尾,达斯·维达让自己的儿子,卢克,摘掉他的面具,这样,卢克就能看见父亲的人性面孔;这种对一个人面孔的展示就等于在道德上退回到尼采所谓的“人性的,太人性”的维度当中。临终之际,达斯·维达将自己去主体化了,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日常的凡人:他失去的是作为主体的维达,是那个驻留在黑色金属面具背后的空虚(不要把它同面具背后的人性面孔相混淆)当中的人,那个在人为共振的声音中发出共鸣的主体。



[1] Slavoj Žižek, 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6, p. 91-103.

[2] Bernard Williams, Moral Luck, Cambridge: Cambrideg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25.

[3] Lorenzo Chiesa, “Imaginary, Symbolic and Real Otherness: The Lacanian Subject and His Vicissitudes,” thesis, University of Warwick,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2004, pp. 223-224.

[4] Monique David-Menard, Les constructions de l’universel, Pairs: PUF, 1997, p. 64.

[5] 相同的含糊性的另一方面是萨德在快感的唯我主义和亵渎的主体间性逻辑之间的摇摆:关键是我必须忽视他者的尊严,把他降低为一个满足我的一时妄想的工具,这样,他者不是被主体化,而是被降低为一个非人格的工具,一种我独自享乐的自淫的来源,还是说,我从这样一种意识中获取快感,即我正在羞辱他者并引发了他无法承受的痛苦?

[6] 在《巴迪欧无齐泽克》(Badiou without Žižek, Polygraph 17[2005])中,布鲁诺·波斯蒂尔斯(Bruno Boostels)对拉康的“康德同萨德”所打开的“反哲学系列”提出了一个批判的分析,在“康德同萨德”中,第二项,一个反哲学家,被认为阐明了哲学家的道德立场的淫荡“真相”:拉康的“康德同萨德”直接把变态倒错的萨德主义世界指定为人类历史上对象征律法之道德分量的最根本之坚持(康德伦理学)的“真相”……萨德,因为其有关自然在无处不在的倒错上的复杂性的所有幻想,被证明比康德更加诚实和根本。浪荡子,就像在卧房里找到灵感的精神分析家,是一个把痛苦的、原本为哲学家隐藏、唾弃或否认的“真相”给予我们的人。拉康文本背后的解释图型揭示了一个秘密的双重束缚,它把最崇高的道德律和变态欲望的黑暗大陆及淫荡的超我命令连接了起来:这块黑暗的大陆在部分地被萨德发现后,在一个多世纪前被弗洛伊德征服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波斯蒂尔斯如何忽视了拉康的“康德同萨德”的核心点。

进而,这个阅读“X同Y”的程度并不限于拉康,它具有一个被波斯蒂尔斯奇怪地没有提及的马克思主义的血统: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重点不恰恰是阅读“黑格尔同政治经济学”吗,即在资本的思辨的循环运动中发现黑格尔理念的循环运动的“淫荡秘密”?

[7] Michel Surya, Georges Bataill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2, p. 479.

[8] Georges Bataille, Visions of Exces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54.

[9] Surya, Georges Bataille, p. 176.

[10] Georges Bataille, Oeuvres complètes, Pairs: Gallimard, 1971-1988, vol. 3, p. 512.

[11] Ibid., I2: 296.

[12] Ibid., I2: 232.

[13] 我们甚至惊讶地发现,甚至雅克-阿兰·米勒也把律法和欲望的同一还原为这种僭越的模式,因此忽视了拉康的完全康德式的重点:“‘欲望即律法’代表了一个被压缩的俄狄浦斯公式。它意味着:欲望和律法具有同一个对象,因为律法是禁止欲望对象的词语,并且通过这种禁止,它把欲望引向了这个对象。所以,这意味着欲望的原则是和律法的原则是一样的。”(Miller, “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u Séminaire de L’angoisse de Jacques Lacan,” p. 93.)

[14] F. W. J. Schelling, Die Weltalter. Fragmente. In den Urfassungen von 1811 und 1813, ed. Manfred Schröter, Munich: Biederstein, reprint 1979, p. 13.

[15] 前传三部曲(中译注)。

[16] George Lucas, quoted in “Dark Victory,” Times, April 22, 2002.

[17] 那么,如果,在政治上,张艺谋的《英雄》(The Hero),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好莱坞的回应,是《星球大战》的真正选择呢?一个无名的剑客(李连杰)卷入了刺杀秦王的复杂阴谋,后者痴迷于成为统一七国的第一位中国皇帝;然而,在阴谋的过程中,无名的剑客开始明白,秦王虽然是一个无情的暴君,但他追求的是一个统一中国的伟大的爱国梦想,所以他决定放弃自己的阴谋,牺牲他自己和他最亲密的朋友,以促成整个中国的“大一统”。我们能够想象《星球大战》以这种方式被重写吗:西斯大帝是一个伟大的银河统一者,而阿纳金牺牲了他的朋友以实现宇宙的和平与“大一统”?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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