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和荷尔德林

八月 11th, 2013

海德格尔

在本然之思的这个舞台上,唯有那些已经本然地在思的人,才能够指导我们。以如此的方式来思,他们已经提前向我们言说并且已经言说了“现在是什么”。他们是思者和诗人。

当我们面对思的时候,我们为何突然命名诗人?诗人实则是思者吗?思者根本上是诗人吗?我们凭什么同时命名他们:思者和诗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但仍被遮蔽的本质的关系吗?他们的关系在于这样的事实吗,即思,和诗化一样,是一种深思(Sinnen)?

思者和诗人所特有的部分东西是:他们从词语中接取他们的深思(Sinnen)并在言说中庇护深思,如此,思者和诗人就是语言中词语的本然的守护者。那么,思,和诗化一样,总在这样的事实中体现其特别之处:它们总是一种言说和一种深思(Sinnen),而对“是什么”的沉思(Besinnung),就在其中用语言得以表述。若非如此,我们就没有理由在“思者和诗人”的同一个表述中,一起提及思和诗化,哲学和诗歌了。我们被两者之间的一种凭直觉模糊地知道的联系所触动和吸引。

或许,我们还在回想(entsinnen),我们“被唤作”诗人和思者的民族(das Volk)。我们不仅被唤作民族,我们甚至就是民族。

我们是那个民族吗?我们因为如此的事实而已经是那个民族了吗:我们历史地肯定并宣称,德国人中间有这些伟大的思者和诗人?

思和诗化的聚合看似如此密切,以至于思者不时地经由其思的诗性特征而突显,而诗人只有通过他们对思者的本然之思的亲近,才成为了诗人。我们倾向于把西方哲学的最后一位思者,弗里德里希·尼采,唤作“诗人哲学家”,并且,我们想的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诗人”。我们还知道,西方哲学的最早的思者以所谓的“训导诗”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深思(Sinnen)。反之,我们知道,诗人荷尔德林把其深思(Sinnen)当中深远的、仍被遮蔽的、热切渴望的东西,部分地归于一种对哲学的独一无二的亲近,一种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无法以这种形式来相遇的亲近,除非我们不排除希腊的诗人,品达和索福克勒斯,也就是荷尔德林活着的时候与之不断对话的人。

《哲学导论》的标题还有一个副标题,“思和诗化”。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诸多的道路为指导本然之思的尝试,保持着敞开。其中的一条道路就是在思和诗化的关系中来考虑思,并把注意力唤向思和诗化之间的关系。这条道路反过来呈现了多种的景色和许多可能的视角。一般来说,如果看似没有任何可见的立足之点就开始一场有关思和诗化的讨论,那会把我们迅速地引向无基和无果。

但如果我们在思和诗化以其历史相互关系的一种特殊必然性与我们相遇的地方,来寻找它们呢,换言之,如果我们随同作为一个诗人的思者尼采,和作为一个思者的诗人荷尔德林,来寻找思和诗化呢?两者都处于思和诗化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相互关系当中。但这种相互的关系在尼采的思和荷尔德林的诗化中得到了完全不同的描述和奠基。

从而,我们用这两个名字命名了一个思者和一个诗人,他们以一种仍几乎不透明的方式直接地关注着我们的时代,因为他们据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超越了我们。那么,尼采和荷尔德林不只是思和诗化之间的一场特别的交互游戏(Zusammenspie)的任意的例子(Beispiele)。至今有一段时间,把荷尔德林和尼采一起提及已变得流行,而不管什么样的动机决定了这样的命名,也不管尼采的思是否将自身与荷尔德林的诗化恰当地区别开来。但荷尔德林和尼采以这样一种浓墨重彩的方式一起得到命名的事实恰恰表明,我们处在了一种同他们的本质的关系里。

这个诗人荷尔德林和这个思者尼采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历史地关注着我们,即便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甚至我们只是从我们的教育中得知他们。如果我们用尼采和荷尔德林的名字取代尚未被决定的题目“思和诗化”,那么,思和诗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之关系的问题,就在一个多重的意义上对我们变得历史性和约束性的了。在这里,我们有意向地不根据众所周知的历史的前后相继来命名尼采和荷尔德林这两个名字。如此做法的原因会在随后显明。首先,让我们专注于尼采的思。

如果我们试着思考尼采的思,我们就被迫沉思他所思的东西,即,对他而言待思的东西。我们必然要立刻随同现代的最后思者尼采去思“现在存在的东西”。现代的这个最后的思者也是欧洲的思者,他同时用全球的现代世界史的历史本质来思考西方的现代本质。如果尼采思考存在的东西,并因此试着说出,存在者作为一个整体就其存在而言实际上是什么的话,那么,尼采说的是:一切的存在者,就它们存在着而言,都是权力意志。但意志和意欲总是一种生成。既然生成本身也“存在着”,那么,问题就呈现为:什么样的存在(Sein)是作为万物之生成的权力意志所本有的(eignet)。虽然根据尼采的说法,一切存在着的存在者的根本特征在权力意志中显现,但这一个存在者的存在特点(Seinscharakter dieses Seins),仍然是未经断定和未得思考的,不论我们何时仅仅满足于如是的说法:一切存在者都是权力意志。

现在,这样的思——它把一切的存在者都思为权力意志并用这个言词的框架来表达其主要的思想——到底应在什么程度上拥有一种对诗化的与众不同的亲近,起初还难以看清。诗歌要在权力意志的领域里做什么?或者,我们所谓的“诗化”不是在任何地方都不改变其本质吗?诗化在何种程度上以一种突出的方式对尼采的思而言变得本质性的,为什么这个思者必须“诗化”“查拉图斯特拉”的形象,尤其是,这样的诗化在他的思内部意味着什么;关于这一切,我们只有把尼采的思经验为本然的欧洲-星球之思,才能够加以澄清。毕竟,一个人已经沿着尼采的思在思了,并因此肯定了他的思,而不论他的思在什么地方,根据一种大声宣扬的论调,遭到排斥与谴责。这样的排斥在何种程度上仅仅击中了一个想象的形体,而对他的肯定又如何频繁地如此,这是一个自在的问题。在讲述这个之前,首先有必要问一句:排斥一种本质的思甚至是否可能。如此奇怪的举动想必是一种自我的谵妄。

尼采形而上学中的欧洲-星球特征本身,无论如何,只是其哲学的那一根本特征的结果,而他的哲学经由这样的特征——几乎是和他的知识(Wissen)背道而驰地——返回到了西方思想的命运之中,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它的决断。只要我们没有考虑现代的最后思者之思的这一根本特征,同尼采的直面就仍然没有开始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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