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然算计的理性和西方历史之规定的遗忘

八月 22nd, 2013

海德格尔

这首诗被引用的方式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证据,即当一个人根据任意的“个人经验”,随性的品味和波动的情绪需要来挑选并利用这种思的话语时,它们得到的关注是如何之少。人们不仅往往只满足于结尾的诗句,而不思考整首的诗,他们甚至首先忽视了属于这首诗的第二首题为“回答”的诗。

这首《回答》首先提供了对第一首诗的“阐释”。这样的阐释是对第一首诗当中很容易并因此不只是随意地被误解了的东西的一种澄清和调节,如果人们人把它听作一个向往失去之家的人的一种哀叹的话。《回答》(vol. VIII, p. 359)这样说:

愿上帝宽恕!
有人以为,我渴望
回归
德国的温暖,
沉闷的德国人
得荫蔽的幸福!

我的朋友,在这里
约束并阻止我的,就是
你的理智,
可怜你!
可怜德国人
歪曲的理智!

这里不是响起了另一种音调吗?不,它和第一首诗当中回响的音调一样,只是在那里,它被更多地遮蔽起来并因此显得更美妙了。回答的第一节说出了某种双重的东西:一方面,它声明,在之前的诗中宣告自身的“乡愁”根本不是一种对旧事物的怀念,而是对一个新家的意愿;另一方面,它宣称,怀念中的家不是“德国的温暖”和“沉闷的德国人得荫蔽的幸福”。那么,尼采的思在反对德国的东西吗?

绝不是——他只是反对他自己时代的德国。这就是“创始年代”(Gründerjahre)的岁月,其中的一切都毫无根据、毫无线索地追求发展、进步和繁荣,以小范围地模仿英国人并在一夜之间攫取一个全球地位(Weltstellung)。这一地位的任何先决条件都不是垂手可得的,因为它特别地——在这里,就像在英国和其他任何地方——依赖于一个变得脆弱的世界,对这样的世界,“达尔文主义”及其“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的教条就是唯一的哲学。尼采看到了这点,经验到这点,忍受着它。根据他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巴塞尔的自述,他已经学会在老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身上部分地看到这点。

尼采从“德国”的亲密之家中驱逐的是在这里变得强大并因此显得被动的德国人的非本质(Unwesen),因为德国人,根据其本质,已注定要从这发起对欧洲及其命运的沉思(Besinnung)。自法国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兴起以来,这个命运进入了一个新的,被认为同时规定了一个全球舞台的舞台。尼采没有看着整体,而是看到了周围无处不在的平庸和狭隘;(他看到了)纯然算计的理性(Verständigkeit),这种理性无法预想伟大的、正在逼近的历史决断,因此也无法让人类和民族(Völker)为之做好准备。所以,第二节诗清楚地宣布:

我的朋友,在这里
约束并阻止我的,就是
的理智(Verstand)

纯然计算价值和利润的理性是平庸的理性,甚至当它在全球范围内以经济和政治的方式自我实施的时候,仍然是平庸的。在这里,一种对西方历史之规定的遗忘也已经开始,并且,这种遗忘没有因为它用财富、道德、民主人道主义来刷新自己的事实,而得到了任何的弥补。以深远的预谋对西方历史的命运进行沉思(Besinnung)的这一不能根植于现代(Neuzeit)的形而上学时期。虽然尼采无法认识这点,但他无论如何看到了实现欧洲思想,实现一种思的不能,这种思对其民族的特殊本质(Eigenwesen)的压制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它事实上首先把这种特殊的本质提上了一个巅峰,在那里,它可以冲破自身并因此恰好独自处于自身的历史规定当中。

“德国人歪曲的理智”坚持自身的固执,从不抵达其内在优越性的广阔,因此看不到也不想看到正在逼近的至深的历史之危险。这就是尼采同忍(mit-leidet)并帮着承载的东西,因为这种理智只是一种思的非本质,而那样的思能够被再次唤起,在历史传统的断线能够被重连的唯一的地方把它连起——如果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想要重访其历史规定和沉思(Besinnung)的本源——同希腊人的纽带(参见《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vol. XV, no, 419, pp. 444-45, 1885:“整个德国哲学——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就名家而言——是迄今为止的、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和乡愁……也许,几百年以后有人会断言,德国的一切哲学著述在这方面都享有逐步收复古希腊基地的尊严,这连同德国人要重新连结起似乎被扯断的纽带(那条连接着希腊人即迄今为止最高等‘人’的纽带)的更高要求相比,任何对‘独创性’的要求都显得小里小气,十分可笑。”选择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66-167页)。

在当时一篇题为《我们语言学家》的文章草稿里,三十一岁的尼采在1875年写下了这些话:

至今的一切历史都是从成功的角度来写的,并且假定了成功当中的某种理性(Vernunft)。这也适用于希腊历史:我们对它仍一无所获。问题如是突显:察看事物而不被普遍的荒谬所支配的历史学家在哪里?我只看到一个:布克哈特。科学中无处不在的广泛的乐观主义……

德国已经变成了历史乐观主义的温床:为此,黑格尔是有罪的。(vol. X, no. 254, p. 401)

在布克哈特身旁,尼采不仅看到了德国人,还看到了整个欧洲,它沦为了在历史行动和历史沉思中纯然算计的理性(Verständigkeit)之权力的牺牲品。他在这样的理性中看到了普遍平庸的正在兴起的统治和思的呆滞,即人的呆滞。下面的诗句写于1884年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期)(vol. VIII, p. 368):

致达尔文的信徒们

这些规矩而平庸的
英国睿智者(Verständer)
你们当成是“哲学”?
把达尔文跟歌德并列,
这叫:有辱神圣——
Majestatem genii!

(参见《尼采诗歌精选》,钱春绮译,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年,有改动。)
(尼采把德语的“英国”Engländer拼作Engeländer,意即das enge Land,“狭土”—英译注。)

这首诗还有一个题目:“致德国的蠢人”。他们是“蠢人”,因为他们为一种平庸意见的纯粹理性而抛弃了其更高之思的本原理智(Verstand)。下面的诗句说的就是这个,它同样写于1884年秋:

看一件晨衣

尽管衣着不怎么整齐,
从前德国人还保持理智,
唉,情况变得多么不同!
如今扣紧了威严的外衣,
他们却把他们的理智
交给了俾斯麦——他们的裁缝!

    (参见《尼采诗歌精选》,钱春绮译,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年。)

下面的笔记引自《善恶的彼岸》第八章“民族和祖国”(vol. VII, no. 253, pp. 223-24):“最后,请人们不要忘记,英国人以他们彻底的平庸曾经引起了欧洲精神的普遍忧郁:那种人们称之为‘现代观念’或‘十八世纪观念’或‘法国的观念’的东西——因此,德国精神极其厌恶地加以反对的东西——毫无疑问,这种东西来源于英国。”(选自尼采,《善恶之彼岸——未来的一个哲学序曲》,程志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75-76页。)

在1884年的一则更早的笔记(vol. XIII, no. 872, p. 352)里,他说:“英国人的幼小心灵是当今世上的巨大危险。我在俄国虚无主义者的感受里,比在英国功利主义者的感受里,更多地看到了一种伟大的倾向。”

然而,我们自己会成为一种败坏了的理性的牺牲品,成为一种不断增长的愚蠢和呆滞的牺牲品,如果我们只想在这些问题中看到一个玩笑,一种嘲讽,一种对德国人和英国人的愤愤不平的辱骂。那么,我们就没有听到同忍(Mit-leidens)的实质言说的声音,一个超出了一切最封闭、最狭隘和个体化的东西,忍受着欧洲正在浮现的历史之黑暗命运的声音。如果我们忘却了这个决断一切的声音,而阅读词语,那么,一切都变得可笑了。我们不负责任地贬抑了思者的忍痛之词(das erlittene Wort)。在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注释(1882-1885年)里,我们找到这些话:

超人的概念忍受着人而不仅仅独自忍受者;他只能独自创造“人”。
超人的忍受不是他的低谷;仍有比他的高峰更高的东西。

思者在忍受中升向这个高峰,不论他们何时怜悯那种已经影响了德国之家的简单理性。在两首相关的诗,《无家》和《回答》中,这样的怜悯,在两种方式的引导下,进行了言说;它在故居的不能和新家的高峰之间反复忍受。所以,两首诗的结合可以用这个标题来表述:“无处不在的同情”(vol. VIII, p. 358)。

只有当我们小心翼翼地专注于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或许才会抵达那调谐了尼采之思的无家可归的调音。如此的无家可归并不陷入一种向后眷恋的乡愁;它想要向前,即,摆脱理性的沉闷,进入精神的野外,摆脱一种目光短浅,因而也总短暂的乐观主义的喧哗(Treiben),进入关乎历史之本质的长久决断之王国的丰裕的亮光。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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