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意志作为存在者之实质和最终之事实

八月 26th, 2013

海德格尔

在每一位思者的根本思想(Grundgedanken)当中,为思者之所思提供“根据”(Grund)的东西得到了思索。思者思考存在之物。思者思考存在者。思者在存在者存在和存在者是什么的唯一思虑中思考存在者。存在者“是”什么,存在者如何“存在”,以及它们“存在”的事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存在者之存在。一位思者的一切的思都在说存在者存在,以及什么样的特征弥漫了存在者。思在其主要的思想当中言说存在者的主要特征。

尼采的主要思想是“权力意志”的思想。在1886年出版的文本《善恶的彼岸》中,尼采说道“……世界,其实质(essenz)就是权力意志……”(vol. VII, no. 186, p. 115)。实质(Essenz)是西方形而上学当中一个关键词之名字的缩写:essentia。无论何时被人问起——形而上学的思者不断地以“存在者是什么?”(quid est ens?)这种方式进行询问——essentia都提供了存在者之quid-esse(所是)的答案。“世界”,即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者,在其主要的特征当中的普遍之所是,在实质(essenz)被命名的时候,得到了表达。世界的实质,根据尼采的说法,就是“权力意志”。在德语中已经成为essenz(实质)和essentia,即“所是”(Wassein)之准则的词,是Wesen(本质)。字面上意味着存在者之存在的德语词Wesen(本质),很快在形而上学的传统意义上得到了阐释,而我们可以用“本体”(Wesenheit)的名字来更好地指示它。

存在者之本质(Wesen)将自身向尼采的思揭示为一种权力意志。自西方思想开始以来,一种含糊性已经渗透了思者的言说;而这种含糊性几乎还没有在其本源和含义中被人经验到,因此,思者频频地说“存在者”而不是“存在”。以形而上学之思如是宣示自身的如此之方式进行言说,使得存在者和存在之间的差异看似成为了某种毫无差别的东西。所以,一个人同样可以说“存在”而不是“存在者”,却不招致任何的损害,或遭受任何的阻拦。

但让我们沉思(besinnen)片刻:这面墙“在”这里。墙是某个存在者。但墙不是“存在”。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存在者,我们才能说:“墙”。但如果墙是一个存在者,那么,它显然“拥有”“存在”。它在什么地方拥有它的存在?这一个存在(dies Sein)藏在了哪里?我们可以列举现存之墙的所有现存的特点并把它们串连到一起,但它们不等于它的存在(Sein)。它们不等于存在,因为墙的现存之特点,还有作为一个存在者的墙,已经取决于墙的存在(Sein)。存在是某种并非存在者的东西,并且,存在不是现存之墙以外的第二个存在者。我们就这样偶然发现了存在者和存在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差异,但还不能迅速地澄清它。

然而,这样的隐晦并不和我们所尝试的沉思(Besinnung)相符,因为它被证明过于简略并且依旧肤浅。当前的所有西方之思就站在存在者和存在之差异的这一隐晦当中。它如此坚定而绝然地站在这一隐晦当中,以至于思者之思还不曾留意到如是的差异本身,尤其是留意到差异的值得追问性。这几乎未被人经验到的思之急难的根据仅仅在于思者的无能,还是在于存在者之存在本身?倘若是在存在者之存在本身,那么,存在本身就始终拒绝了它对这一差异之敞亮的进入。想必是这样的。

只有这应得到我们首要的关注:存在和存在者之间流行已久的差异之遮蔽决定了思者之言说的隐晦和模糊,因而,思者的如此含糊的言说一再地终结于平常言说的疏忽并不断地给它一种全新的肯定。

对疏忽的这一指示,对存在者和存在之话语,以及思者之全部言说的关注,就试图思及尼采之思的那种和我们自己的思一样的思而言,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尼采的心有所思的言说是以一种不寻常的疏忽为标志的。这有广泛而深远的形而上学原因,因此不能通过一种辩证的修正来弥补。疏忽也是不断地增长对尼采文本的四处蔓延的无心阅读的原因之一。任何一个通过了最严格的思之教育的人都能够深思(nach-denken)尼采的思。如此的思并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或康德的哲学更加简单,它也不比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或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更加简单。一旦我们开始通过追求思者的格言来喋喋不休并欺骗自己,所有的思者就都同样地难以理解了。

在前文提到的段落中,尼采宣称,世界的实质(essenz)是权力意志,即,存在者之本质(Wesen)是权力意志;或者,存在者的主要特征,存在者之存在,是权力意志。另一则笔记这样开始:

如果存在的最内在的本质是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 vol. XVI, no. 693, p. 156, 1888)

根据之前的阐释,存在(Sein)本身就是权力意志。如今,它在一个条件从句里得到了表述:权力意志,根据之前的论断,也就是存在者的实质(essenz),其最内在的本质(Wesen),就是权力意志。这是一个空洞的论断。然而,它说出了某些东西,即尼采在之前的句子里所思和所说的东西,只要我们用得到了实质命名的东西,“存在者”,取代上述句子里被漫不经心地使用的“存在”。在更为小心谨慎的论断下,这个句子必须读作:“如果存在者的最内在的本质是权力意志”——也就是依据尼采哲学之主要原则的权力意志。

来自1885年的第三则笔记(它和计划好的主要著作的手稿有关)说道:“权力意志是我们落入其中的最终事实(Faktum)。”(vol. XVI, no. 8, p. 415)权力意志是“最终事实”!一个事实,某个事,一个被做并完成的事情——实事(Tatsache)。一座在莱茵河上建造的大桥也是一个实事(Tat-sache)。正如某个已被完成的东西,一个实事随后是一个真实在场的事情,某个现存的事。硫磺是黄的,这也是一个实事(Tasache),虽然我们不会如此轻松地找到完成了这个事情(Sache)的施事者(Täter)。事实之物(das Tatsächliche),实际(Faktische)之物,对我们而言意味着真实存在或真正存在的东西。如果我们想要强调,某个事物真地如前所说地存在的话,我们就说它“事实上”(in der Tat)是这样或“事实地”(tatsächlich)是这样:“实际地”(factisch)——事实(Faktum)。如今尼采说权力意志是“最终事实”;所以,权力意志在这里被命名为我们最终落入其中的某种存在者。我们落入哪里,并且是用何种坠落和挖掘?只要我们不断地向存在者表面之下的存在者更为深入地挖掘,钻孔和思索,我们就会发现“权力意志”的事实。

但尼采的意思并不是说,在整体的世界内部有许多的存在者,有许多的实事,而潜藏最深的实事就是权力意志。若以这种方式思考,权力意志就只是其他存在者下面的一个存在者,虽然它是藏得最深的一个。尼采意图说的毋宁是:我们最终在各个地方发现并因此在各个地方渗透了一切的东西,各个地方的存在者事实上所是的东西,即实际地,真正地所是的东西,就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是存在者真正之所是,即符合其本质的存在者,本质——实质——essentia。尼采在前文所引的句子里把这指示为“最终事实”。

尼采为何不应采用这个术语,出于多种的原因,他为何不应该说“事实”而应说essentia?根据阐释,他在各个情形中意味着同一个东西。的确,根据完成了的“阐释”。如果我们自己允许这样的阐释并且仅仅掩饰这样的事实,即权力意志在某一刻被称为存在者之本质,随后又被称为存在之本质,然后又被称为存在者内部的最终存在者,那么,我们每一次都在思考某种混乱而糊涂的东西。或者,即便我们稍受过思的训练,我们必定震惊于尼采的这一言说方式,一种无与伦比的震惊。因为在西方形而上学的进程当中,一个差异始终是本质性的,并最终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在莱布尼茨那里得到了思考;这个差异关涉essentia(本质)和factum(事实)。

一棵在某个地方真地存在了一段时间的冷杉树是一个factum(事实)。与之相对,essentia,本质,是我们所说的“树”的一般意思,它把每一棵树规定为一棵树,不论这棵树实际上在何时何地存在。为此,莱布尼茨区分了两个根本的真理类别:指涉存在者之本质的类别:veritates essentiae(本质真理);那些分别指涉每一个实际的存在者的真理类别:veritates facti(事实真理)。就这两个真理类别藉以被把握的人类知识能力和知识类型而言,veritates essentiae(本质真理)也叫理性的真理,而veritates facti(事实真理)被称为历史的真理。在这里,“历史的”一词要在ίστορεῑν=探查(erkunden)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冷杉树只有通过一番探查才变得可以通达,正如一切的factum(事实)。另一方面,我们无法通过探查在任何地方找到作为“实事”(Tatsache)的本质之物,即属于存在者之本质的东西,例如,每一个存在者都等同于自身;本质之物毋宁在存在者本身的思当中被直接地查明。

尼采把权力意志称作存在者之本质(实质)。尼采把权力意志称为最终事实。根据措辞,根据先前的形而上学的传统的语言使用,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原则和根本不同的真理。以形而上学之思的风格,我们可以问:尼采关于权力意志的原则是一个理性的真理吗?我们可以仅仅通过思考存在者在任何地方都是权力意志而发现这个原则吗?或者,尼采的原则是一个历史的真理吗?它是通过一种找寻事实的方式而被人获得的吗?或者,尼采的原则既不是一个明显的纯粹理性的真理,也不是对实事的纯粹观察?如果存在者之原则既不是理性的真理,也不是历史的真理,那么,什么样的真理适用于它?这个原则可以被证明吗?如果不能,存在者之存在的原则只是尼采发明,幻想(erdichtet),诗化(gedichtet)出来的吗?而如此的诗化是什么,并且,它在思当中做什么?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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