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的邻居?

八月 1st, 2012

克罗索斯基

诉诸普遍理性之原则的一般意志宣称要消灭感官特殊性的波动。因为人类感性的每一次波动都揭示了感性本身的错误;一种特殊感性的每一次波动都揭示了这种特殊的感性自己就是错误本身。因此,一般意志使大多数人,大众,能够被组建为一个至尊的民族,并用他们自己来表现整个人类为了生存而具备的理性。因此,一般意志将依赖道德所固有的错觉,即个体自己无法根本地表现人类。在这样的一般意志里,唯一重要的是一个把自己还原为一种特定要求的人,由此,他可以认同其他被同样地还原为这种要求的个体。继而,我们理所当然地剥夺了置身人类外部者的生存权利,他必然是一头怪物。如果“雅各宾派具有全部的德性”是正确的,那么,公民的德性只有符合公民体现的一般意志才能得到实践,而纯粹简单的弃权就暴露了弃权者身上一个恶的特点。但宣称要排除错误之可能的一般意志的世界,同样宣称要排除感性的机遇。由于这些机遇是唯一名副其实的机遇,一般意志事实上排除了所有普遍的机遇。那些不受机遇垂青者至少可以满意地看到机遇不再垂青任何人。但个体的至尊性和普遍的至尊性之间的关系会因此变得完全不确定起来。博爱将不再被人体验,因为博爱只能在感性的波动中存活,而这种感性的波动,根据抽象情形的原则,不过是错误的波动。在义者中间,博爱不仅不再显现,反而消失了。只有行同陌路、互不理睬的个体,彼此毫无义务的个体,不得不用契约加以凝聚。这便是为什么,在一般意志的统治下,博爱的民族只是一个隐喻:即便通过一般意志表达自我的绝大多数人也不是一个博爱的群体。虽然德性的实践得到了普遍的命令,但公民品质和道德品质的拥有还不足以建立博爱的纽带,或生成这种凝聚的体验。一种可以体验的博爱要求一条可以体验的、普遍的博爱之纽带,将每个人连接到同一种父母的形象上。然而,在抽象情形的本质中,唯一具体的东西恰恰是否定;其全部的内容会是一种感性,如果这种感性试图做什么,它试图去做的只有惩罚,它将彻底地投身对感官特殊性的惩罚。普遍的至尊性诞生于弑杀尊亲;其奠基性的行动是处决国王,类似于对上帝的谋杀。革命的博爱会是真实的,只要它得到了对王权之反叛的担保。这就是萨德侯爵要求共和国必须毅然地置身罪恶之中并承担真正的道德罪感,而不是纯粹地为罪恶承担政治的责任时,他的意识如此深刻地体验到的东西。



 Esprit, December 1938.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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