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作品中的父与母

九月 6th, 2012

克罗索斯基

分析心理学一般把这当作一个得到了充分观察且无需讨论的事实,即对父亲的仇恨构成了绝大多数人的最初冲突。“考虑某些例外的是有趣的;某些个体身上形成了一种反方向的冲突。”在萨德身上,“生命的根本事件似乎独一地倾向于一种更为罕见,通常更不明显的对母亲的仇恨情结。这样的痕迹在他的作品中随时可以被轻易地察觉;我们甚至可以把这当作萨德思想的恒定命题。”[1]我们必须把萨德的心理构造追溯为“母亲对童年时期的萨德施加的欺骗”吗?一个由真实的环境激发的,或由孩子自己解释的创伤性时刻,在儿子身上强化了一种因为过于忽视父亲而产生的对父亲的罪感吗?

如果是这样,我们会在萨德身上发现一种否定的俄狄浦斯情结,不像神经症患者的许多情形,它不是由阉割焦虑引发的乱伦压抑造成的,而是源于一种后悔,后悔自己曾渴望把父亲献祭给那个虚假的偶像,也就是母亲。一些同性恋的神经症患者出于对父亲的恐惧,放弃了对母亲的征服,满足于自己在同父亲的关系中采取女性的行为,而不敢取代父亲。其他人则把原本指向父亲的侵略性转投到自己身上,并发觉自己屈服于一个无情、严厉的超我的统治。就萨德自己来说,他同父性力量结盟,强化了自身反社会的超我,把他可以利用的全部侵略性都投向了母亲。

青年萨德在灵魂深处对母亲的谴责是什么?他随后把这些谴责都聚集到自己的妻子身上:她不过是一个无耻的荡妇。他首先抵制的是其“女性”的唯我主义——终有一天他将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哲学。但在心理演化的过程中,萨德仇恨母亲的全部动机都成为了他用来促进父性力量的元素。在儿子看来,母亲的虚伪必然使被弃于一边父亲的所有罪行都变得理所应然了。那么,违法犯罪(恶)将是后悔的儿子向犯有谋杀、乱伦和鸡奸的父亲偿债的唯一方法。

萨德的“虐待狂”会是原始仇恨的一个因素的表达,这种原始仇恨“选取”了侵犯的力比多以便更好地执行它的使命:惩罚一切形式的母性力量并推翻它的体制。当一个放纵的、已然浪荡的青春期结束的时候,萨德看到自己面前站立着蒙特瑞尔夫人的形象,[2]她充满了母性对其特权的猜疑,随心所欲地、残暴地处置自己的后代。同这第二个母亲,也就是岳母的接触,使萨德的侵略性具有了意识并指向了对母性价值的仇恨,即对虔敬、慈善、感激、牺牲和忠诚的仇恨。萨德将开始揭露“激发它们(这些价值)的自我利益和恐惧”。

萨德同他妻子的关系只会加剧这种仇恨。得知自己不是丈夫的所爱后,她或许试图通过一种无限的奉献把自己强加给他;但萨德像厌恶一条锁链一样厌恶这种奉献。他看到了这种奉献的一个目的:由于瑞内·德·蒙特瑞尔无法唤醒丈夫对自己的爱,她至少想要迫使丈夫用感激来替代爱。因而,在其全部的书写中,萨德不断地批判这种感激之情。当他成为米奥兰城堡的阶下囚时,正是瑞内一个人让他获得了自由;当他在威尼斯,然后是巴士底狱被囚禁的时候,只有瑞内的努力给了他些许的希望。对一个他所不爱的女人的这般依赖是他无法容忍的,他在作品中对自己的卑贱展开了复仇。但依赖感被逐渐地一般化了;萨德依赖它,延展它,最终,对萨德而言,这似乎成了人类的一种原始的不完美:“女人……只是大自然的一个次要的手段,但她阻止大自然以首要的手段来行动,因为首要的手段会对她施以狂暴……如果大自然灭绝了所有的女人,或不再意愿享用她们,那么,它将得到更好的侍奉,而我们会迫使大自然恢复其保存物种的首要手段。”这样的想法不是明显受到了对原始感激(男人要感激女人,因为他来自女人的子宫)的反叛的激发吗?

在前浪漫主义时期的其他伟大的形象身上,回归母亲胸怀之宁静的乡愁式欲望显露了他们对黄金时代和另一个世界的幻想。但在我们看来,萨德似乎不断地陷入一种困扰:在母亲的子宫中遭受扼杀。他的行动和观念只是他努力把自身的存在从其原始的封闭中抽离出来的一种有意识的呈现。所以,我们又有了一个理由认为,长期的监禁作为他对原始禁闭之困扰的外在化影响了他的个人,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这段囚禁的生涯促使他采取了一种他随后会对社会采取的特殊立场。

在《茱丝蒂娜》《茱莉埃特》和《卧房里的哲学》中,母亲总化身为一个残暴的偶像,转眼就从社会和宗教崇拜为她摆置的圣坛上被抛向并被还原(在这个词的虐待狂意义上)为男人之快感对象的境地。男人和他母亲之间的这种冲突频繁地在萨德的作品中重现。在《贞洁的厄运》中,布瑞萨科就怀有一种对母亲的纯粹厌女症的仇恨:在这个鸡奸犯看来,男人是唯一完美的人类样本,女人只是男人的一个变形。他的母亲,一个想把他带回正轨的严厉的女人,在儿子眼中不过是阻扰自己生活的一个借口,而她的道德,对儿子来说,似乎也是最可怕的敌人。布瑞萨科决心摆脱母亲,希望说服茱丝蒂娜协助他:“现在我要进攻的是我的母亲,是为我十月怀胎的人。怎么,就凭这个虚幻的理由就想阻止我动手,凭什么它能够得逞?这个母亲,她在淫乱时想到过会生下我这个胎儿吗?她只想到自己快活,我能感谢她吗?”萨德是如此地相信这段话所含的思想的明智,以至于他在别的作品中继续重复布瑞萨科的论证。但母性原则的捍卫者会说,母亲就没有关照孩子的功德吗?萨德预见了这样的反驳,让布瑞萨科准备了答案:“如果一个孩子的心里能够合理地涌现一股对母亲的感激之情的话,也许关键是我们懂事的时候,母亲对待我们的态度。如果她的态度很好,我们可以爱她,也许我们应该爱她;如果她的态度不好,不受大自然任何法则束缚的我们,不仅不欠她什么,而且一切都注定要我们摆脱她,因为我们身上有一股自私自利的强大力量,很自然地和无法抗拒地、就一定会摆脱一切妨碍我们的东西。”

在批判了这种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后,我们如今得到了一种对善行应得的感激的批判,一种对慈善、奉献和牺牲的批判。受到妻子的困扰,萨德开始摧毁奉献者的理想。茱丝蒂娜试图承担其慈善的义务,结果只能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这恰恰是因为她行善只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良知,使自己得到解脱”。不仅那些欠她恩情的人拒绝感激她,就连达尔维尔这样的人都说,他们没有理由承担感恩的义务,因为对他们而言,感激的必要性是最可耻的事情。当他让达尔维尔对救了自己性命的茱丝蒂娜这样说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不是瑞内的奉献和牺牲呢:

请问,你以为我有过感激你的心意,是个什么意思?想想明白吧,你这病弱的动物!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是继续走你原来的道路;二是跟我走。你不是选择了后者?那难道不是你内心的冲动?那么,你不是正好享受到愉快?你自己既然已经愉快了,还活见鬼,要我补偿你什么?[3]

所以,行善和生小孩一样不过是一个人首先赋予他自己的一种潜在的满足的结果。对萨德来说,母性的奉献,不论是源自配偶还是母亲,都只是一种经过掩饰但依旧可怕的唯我主义的策略。

母亲和女儿之间典型的对抗关系也不得不被写入萨德的条目。但这样的对抗,在他看来,与其说是因为占有父亲的欲望,不如说是渴望父亲把自己从母亲传递给女儿的母性责任中解放出来。《卧房里的哲学》或《浪荡教化者,献给年轻女人的对话》,给出了萨德有关反母性教育的方法,向我们展示了父亲为了孩子的利益而惩罚母亲。

萨德怀着残忍的喜悦,开始详细地描绘母亲在孩子面前遭受惩罚或被孩子自己惩罚的场景。萨德想到了她的岳母吗(他无论如何把岳母从绞刑架下救了出来),通过对塑像的处决,通过对这个有权有势的女人所渗透的原则的亵渎,他对蒙特瑞尔夫人采取了一种更加符号化的复仇?在茱莉埃特的人物身上,萨德已经把“男性化”的女人(没有社会委任的女人)理想化了,通过她的确立来对抗母亲的社会理想。多尔曼斯,这个“睡得最酣畅的时候就是在一天之中做够了愚蠢的人儿所谓的罪行的时候”的人,阐释了他的自然观,让毁灭和创造成为了唯一一个根本规律的两个方面。他从这样的论证中得到一个最终的观念,即谋杀只是对物质形式的一种更正。继而,他赞扬了女子同性恋,女性的鸡奸化,和男人的鸡奸。多尔曼斯质疑生殖是一种道德观念的想法,并攻击父性原则,社会保存的原则。

那么,我们会问,萨德对自己的父亲,那桩不幸婚姻的教唆者,不抱任何特别可言的仇恨,这如何可能呢?让我们把这个任务留给传记作家:在布拉蒙及其好友奥尔博格(《阿莉娜与瓦尔古》里的人物)的身上识别萨德伯爵和蒙特瑞尔夫人的肖像,在他们的来来往往和出于堕落的目的而摆弄儿女的方式中识别萨德婚姻背景的一幅小说式漫画;他以如此黑暗的笔触描绘他们只是为了替自己更好地复仇。《阿莉娜与瓦尔古》以及《欧叶妮·费朗瓦尔》中的父亲只是在萨德的秘密和公开作品中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的人物类型的一个变奏,是萨德出于一个伟大的颠覆使命而创造的人物类型:毁灭自己家庭的家父。恰恰是在赋予父亲一个黑色英雄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善良、可敬的角色的过程中,萨德确立了他自己和父亲之间的一种认同,这样的认同采取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崇拜父亲的形式。对父亲的崇拜是对母亲的仇恨的配对物,母亲总是扮演高贵女人的角色,以便更容易地在脚下遭受践踏。

布瑞萨科在准备弑母的时候说:“造成胎儿的并不是母亲的血,而只是父亲的血。母腹的功能是结果,保存和加工,可是不能提供什么,这种考虑就是我从来不想谋害父亲的原因,而我却认为隔断母亲的生命线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这种解剖学的观念,或许是被故意弯曲了的,只能向我们更好地表明,萨德对男人要由女人诞生的必然性的困扰到了何种程度,对他而言,这样的必然性似乎是大自然和人类的共同退化。从而,萨德为我们描述了永远反抗妻子的父亲,在萨德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的作为母亲的妻子,是父亲和孩子之间的直接关系,尤其是父亲和儿子之间的鸡奸关系的障碍。

萨德把鸡奸和乱伦提升为父亲的属性;父亲必须打破阻止他在肉体上和孩子相融合的婚姻枷锁。没有什么自然规律是反对这点的。社会已经把某些自然的规律变成社会的规律;它没有把其他的规律合法化。这就迫使萨德式的父亲诉诸计略,在他们的女儿面前隐藏自己的父性,以便女儿一到准许的年纪,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占有她们。

我们找不到比布瑞萨科更明显的反母性情结的例子了。布瑞萨科年幼丧父。但在父亲的缺席中,他没有把自己从儿子的地位转变成母亲的第二配偶的角色(肯定的俄狄浦斯情结),相反,他再现了缺席的父亲的自然的男性气质和残酷;可以说,他是替父亲的缺席复仇。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对父亲的压抑使母亲和儿子的原初统一的重建成为了可能,但在这里,由父亲和儿子共同实施的对母亲的压抑(它在布里萨·特蕾丝塔的故事中得到了重述,见《茱莉埃特》)更加明确地引发了母亲和儿子之间的潜在对抗,并揭示了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共通。在萨德自己的情形中,为了儿子的利益而惩罚母亲的父亲,或出于对孩子的爱,同配偶决裂的父亲,将他从母性的牢房中释放。

仇恨母亲的潜在动机(其约束的特点只是一个次要的解释)可能要比公开承认的动机更接近对处女的怨恨。作为纯洁之化身的处女在本源上和作为儿子之偶像的母亲是一致的。那么,一个事件,或对一个事件的纯粹猜忌(在萨德身上不断运作的猜忌),就让母亲在一个既激发吸引又激发排斥的肉欲方面出现了。可以崇拜的元素泄露了吗?不,这种可以崇拜的元素保持着其固有的价值,但它并不本质地属于母亲;它是纯粹的本质本身。从而,处女的图像取代了母亲的图像。

但精神分析家不得不坚持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他们会说:这个(处女的)图像保持了母亲在禁止方面的俄狄浦斯特征。他们还会补充:正因为处女是母亲的一个变奏,是母亲的俄狄浦斯图像,她保持了这种排斥占有的特征。精神分析家只看到动机的一种连续的起源;他们无法承认一种计划的不连续性的观念,但只有不连续性才允许灵魂固定一个不可化约的价值。没有一个不可化约的价值,就没有良知和升华。但如果纯洁的图像在其女性的方面,首先是以母亲之化身的形式,向年幼的萨德呈现了,那么,这个图像无论如何都在萨德的心灵中,作为一种品质而独立地存在,这种品质随后和宗教的对象融为了一体,并因此变得庄严——或者说,可以亵渎的(在萨德这里是必须被亵渎的)。

在萨德看来,母亲扮演了阉割的角色,而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这样的角色属于父亲。对父亲而言,母亲是儿子的对手(在同性恋的层面上),正如母亲对女儿而言,是父亲的对手。所以,被剥夺了一切俄狄浦斯魅力的母亲,不仅代表了(社会和宗教的)禁闭和扼杀,还为了不可通达的处女的利益,丧失了纯洁的魅力(一种属于宗教和精神的领域,并源自被超越的爱情的亵渎魅力)。

对萨德自己而言的原始事件逃避着我们的探查。但这个原始的事件在萨德的婚姻背景中再现了:他的岳母,蒙特瑞尔夫人,取代了他的母亲;他自己则爱上了强配给他的妻子的妹妹。对他来说,乱伦的情境就体现为他对小姨子的这种被禁止的激情。一个关键的事件激化了这一情境:他从女修道院里带走了他的小姨子,一个修女,并让她成为了自己在第一次去意大利的旅行期间的情妇。萨德甚至在结婚多年后还念念不忘。这迫使蒙特瑞尔夫人,压抑的母亲的原型,采取了严厉的惩罚行动(投入巴士底狱等等)。

在这里,毁灭自己家庭的父亲的图像表现为萨德灵魂的无神论意识所采用的一种补充虚构。正是通过父亲的幻影,萨德离开了母性的牢房并得以和化身为处女的纯洁相沟通;萨德把处女的排斥性特征和父亲的僭越性特征对立起来。处女的天命暗示了对母性境况的弃绝;它无论如何也暗示了一个肉欲的家庭的创造,甚至是以精神母性的名义。在萨德看来,显然没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天命,但的确存在着对他而言是模糊的处女纯洁的图像。弃绝没有问题,但通过一种强迫的方式,这个反对男性占有的处女纯洁的图像,表明了一道源于肉欲融合的家庭的禁令。伴随着这些暗含的主题,父亲的幻影,自身家庭的毁灭者,可以说成为了不可通达的纯洁的亵渎语境。

总而言之,我再次强调这种个人神话的摩尼教特征:对母亲的仇恨和对物质的仇恨是一个并且是同一个仇恨;对毁灭性的父亲的崇拜也源于毁灭原初纯洁的渴望。



[1] 本文援引了我的一篇题为《关于萨德的精神分析研究的草案》的文章的部分内容(Éléments d’une étude psychanalytique sur le marquis de Sade, Revue de psychanalyse 6, nos. 3-4[1933])。

[2] 通过其权力的可怕手段,蒙特瑞尔夫人对萨德的迫害把他降低至无能的地步。

[3] 萨德,《贞洁的厄运》,张章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年,第229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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