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的至尊者

七月 24th, 2012

巴塔耶

革命对君主制原则的否定,以及绝对的、至尊的自由观念在文学中的出现

王权的宏伟机制已经消失。这是最可怕的时刻。曾经,君王特权的奇观弥补了普通生活的贫乏,正如舞台上的悲剧弥补了日常生存的平和。如今令人胆战事情,乃昨日世界上演的喜剧之结局,它最后的一幕。

就像一阵焰火的星雨,如此耀眼,如此眩目,令观者睁不开眼睛。浮华的表演早不再让大众满意。他们厌倦了吗?每个人都渴望实现自身的满足吗?

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埃及就不再容忍一种事事全由法老决断的状态;反叛的民众要求分有那些过度的特权,以及之前由至尊者所独享的不朽。1789年,法国的乌合之众要求为自己过活。贵族浮华的景观远没有让他们感到满足,而是引起了更大声音的怒怨。

不用说,这样一个可争议的体系,对一个未从君王(至尊者)或显贵那里获得好处的人而言,是尤可争议的。至尊者和显赫者不再为他提供主体的利益。如果他屈从,他可以从他们那里接收其主体的真理,在君王及其侍从的身上,看到一个他在内心深处不曾停止渴望的光辉的图像。但他告诉自己:“这光辉是假的!”(他说的有点对)并且“它掩盖了对我这样可怜的人的剥削!”(这回他完全正确):他拒绝继续投射传统的幻影,把他人误认为一个显赫的名流,用他的光辉笼罩四周享有特权的个体。最容易觉察的欺骗在于,那些享受特权的侍从,虽然没有君王一样的光辉,却提出了明确的索求。但真正的反叛开始于君王也受到质疑的时刻,诸众当中,人决定不再向另一个,不论他是谁,转让他应有的至尊。正是这一刻,他在他自己,完全是在他自己身上,获取了主体的全部真理。

因此,加缪有理由提出这个公式,作为一个原则的宣告:“我反叛,故我在。”当我们停止让自己屈从于人的时候,我-本身的真理就成为了疑问,但反叛并不开始于我们反叛的时刻。当至尊者自己拒绝完全接受社会得以建立的禁令时,当他在自己身上实施禁令,以便通过某种方式,为了他的追随者而僭越它们的时候,反叛就已经开始了,至尊者能够以他人的名义宣称:“我拒不服从,故我在。”这种保留要比它看上去的更加严肃。反叛是由他藉以和至尊的整体世界相对立的绝对的“不”定义的。但如果,在这否定的爆发中,反叛,主体本身,在至尊的时刻被突然领悟的内在真理,是自我否定的呢?

在此,我不得不引入和萨德之地位相关的论点。萨德生来就被赋予一种至尊的光辉,但他把反叛推向了其极致的后果。在一种批判的伪装下,他趁反叛之机,发展了一套合乎逻辑的体系。

萨德的体系堪称完美,它甚至批判了某种将个体带入其全部潜能之完全实践(就在睁大了眼睛的民众头顶上空)的方式。首先,萨德试图利用一种封建体制授予他的特权来助长他的激情。但那个时候,体制已经受到了理性的充分调和(诚然,它几乎总已经被调和了),以遏制一个大贵族对这些特权的滥用。萨德的滥用特权看上去并不比同时期的其他贵族更加糟糕,但他疏忽大意,愚钝笨拙,所幸他有一位权大势强的岳母。当他时运不济,成为万塞讷地牢继而是巴士底狱的阶下囚时,他的特权就不复存在了。他成为了旧体制的敌人并与之斗争。他谴责恐怖的过度,但他是雅各宾派,并且是一个地区的书记官。他从两个方面展开对过去的批判:一方面,他支持革命并批判君主制,但另一方面,他探索了文学的无限可能性,并向他的读者展示了一种至尊的人性概念,这种至尊的特权无需大众的一致认同。相比于君王和贵族的特权,萨德呈现的特权是肆无忌惮的。它们就像邪恶的君王和贵族,根据一种浪漫主义的观念,在其无所不能中拥有不受惩罚的权力。相比于仅仅做出了软弱无力之回应的体制,这一概念及其价值的无端的特点,作为一种景观,为一种不受任何限定的存在之需要,提供了更加宽广的空间。

 萨德,或至尊的反叛

说到萨德这个形象,我要用伏尔泰谈论上帝的话来描述他:如果他不存在,他也会被创造出来;误解是难以避免的。进而,正因为误解,他性情的爆发和那个时代的革命动荡联系了起来。这个大贵族用充分的理由告诉他自己,我们应该控制自我并掌控世界,否则,我们就是傻瓜或奴隶。他的错误无疑在于,他想象我们可以选择把他人视为外在于我们的,从而,他人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价值,除了荒谬的情形,或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恐惧,我们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好处。所以,我们可以杀死或折磨他人,直到一种快感结束,他人对我们意味着无。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选择对待另一个人,几个人甚或许多人,但我的存在从不唯独我自己;它总是我自己和我的同类。即便我的同类改变了,即便我从他们的数目中排除了这一个我认为固有的,即便我把那一个我认为外在的附加给他,我言说,故我在(我自己内部的存在),在我自己的外部,正如我在自己的内部。最终,拥有我们自己并掌控世界至少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即便不是整个的世界,它所包含的一部分存在也无法与我们完全地分离。世界并不是萨德意图呈现的那样,由自我和物构成。但萨德构想的反叛的观念无论如何抵达了可能的极限。如果它包含了矛盾,这些矛盾也没有剥夺它的意义。

萨德把君主制的废除称为一项罪行。因此,一大群革命分子在犯罪中成为了同伙;每个革命分子都是另一个的共犯,每个人已经参与了这项罪行,他不得不继续犯罪。充满罪犯的社会必须投身罪恶;每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杀戮和酷刑,获得至高的快感。我们知道,萨德把死刑的废除和这种犯罪的自由联系起来。他坚持认为,法律的冷酷无情不能说明杀戮的正当性,只有罪犯的激情才能为杀戮辩护,至少他自己因为这样的激情而感到狂喜。对此独特的思想方式,我可以换另一种表述。杀戮是对禁止杀人的僭越。在根本上,僭越是一个神圣的行动。合乎法律的杀戮是亵渎,其本身是不被允许的。

现在,我要用这种术语学(某种意义上是我个人的术语学)来表达萨德的整体思想。一个想要在自己身上发现主体真理而拒绝在君王身上看到的人,只能在犯罪中发现它,正如君王根本上已经发现了那样。如果他发现了真理,那么,这是通过杀死君王实现的;但如果他放任他先前开启的罪行,如果不是针对他已经杀死了的君王,那么便针对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曾以君王的名义,限制了任何一个没有至尊之特权的人的自由,并在君王死后,限制了所有人的自由。

这个根本的真理是概括性的;君王的至尊的自由,和《茱莉埃特》(Juliette)的作者在想象中造就的怪物们犯下的无限制的罪恶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想想那些贪婪的刽子手从他们所犯的恶心的罪行中汲取欢乐的时刻。但原理是一样的,至尊是禁令的否定。事实上,萨德的残忍变态只有一个意义:通过它们的过度,引出这个原理。在我看来,唯一重要的事情是表明反叛如何受挫。反叛者拒绝把自己的至尊转让给另一个人,但正如萨德已经感受并矛盾地表达的那样,他无法坚持他选择的道路。他清除了强加给他的王权的主体性,并剥夺了他自己的主体性,但他无力恢复君王的荣耀从他身上剥夺的东西。就君主制的社会而言,他只是一个客体,但到了共和制的社会,什么也没有发生改变,除了他面前不再有一个至尊的主体(这种至尊性似乎是限制他的唯一原因)。在一个废除了体制至尊性的社会里,个体的至尊性依旧未被给定。哪怕一个人通过斗争废除了压迫他、把他降低到物的层面的制度,他仍然必须不断地尝试,以重新获得他被压迫所剥夺的东西。进而,他已经失去了君主制社会至少曾经拥有的,一种关于人之存在的极其完整的表象,如此地完整,以至于这样的存在决不允许自己被混同为物,被还原为客体性。

 无所依的至尊性,或者诗歌

前文的所述无疑是一种粗略的简单化。世界总比语言更加丰满,特别是当我们从一种巨大的混乱中提取一个暂时不可认别的观点时。从而,语言让现实贫乏,它必须如此;否则,我们就无法通过瞥见无形之物来开始。但我尽力用这样的方式描述一种普遍的、可以交流的内在体验,它恰恰抵达了一个封建社会显然无法实现,而反叛又往往在我所描述的道路中忽视的至尊的主体。将我们突然淹没于光明之中的奇迹般的敞开,总是接近这些意外的观点。至少,我们可以在深深的黑暗里(知性的黑暗里),用这样的方式排列表象,使它们不再环绕着我们的无趣,封闭客体性的围墙。

萨德的想象力看见一道缺口在我们面前,在那面围墙上敞开,这并非偶然。的确,墙上的缺口是想象的;只有抬起缺口的石头是真实的。它们是物,但物的现实并不深刻:它是根本地肤浅的,并且首要的是表明它让我们面对的围墙,虽然不可逾越,仍以各种方式面向着我们。看似封闭了围墙的,是一种企图把至尊性变成一个物的无趣。不管怎样,在一个不被君王及牧师所要求的光辉欺骗的人眼中,墙封闭了。揭穿他们的虚伪并与之斗争是正确的。但过去并没有像他相信的那样进行欺骗:事实上,就它把原则上无法成为物的东西呈现为一个物而言,过去仅仅是在一种无趣的状态中欺骗。(这种无趣有两种形式:首先是一种无力释放自己的思想的无趣,其次是物质利益的无趣,它源于那些像利用屏障一样利用光辉的人,但光辉的意义恰恰在于不被利用。)

我想我已经充分地说明了把至尊性理解为一个客体的不可能性。之前,我谈到了虚伪;某种意义上,我追求理性主义的批判,谈论过去的谎言。但我把我(以及所有未被物之奴役所异化的人)认为唯一重要的真理放在了那些谎言当中。在那些谎言里吗?但不只是那些谎言。还有一切寻求或将要寻求我所寻求者的人们的谎言。至尊是,并且我试图表明,把它当作一个是多么地可笑(又不可避免)。如今我谈论的是艺术的敞开,它总在欺骗,但不欺骗那些被它诱惑的人。

再一次,并非偶然地,萨德在巴士底狱的牢房中被还原为想象。在至尊性没落的世界里,只有想象力可以通达其至尊的时刻。色情的领域,虽受到了相对孤独的牢房的限制,但其本身是彻底地想象的。初看上去,色情更多地迷惑心灵,而不是艺术的想象,因而它藉以和至尊之个体的传统相对立的东西并没有那么虚幻:还有什么比萨德的想象力为了对抗一种以君王为化身的神性威严而确立的那些形象更加可怕的?恰恰通过上升到这种“可怕”的层面,恰恰通过在萨德的作品中识别诗歌的放纵准则,“现代运动”才能够让艺术摆脱附从关系,在这种附从关系里,艺术几乎总已经被服务于君王和牧师的艺术家遗弃了。

 极端色情的两个方向:虐待狂(无限度的色情)与神性之爱

个体的爱是色情的一个方面,并且,没有肉体的拥抱,我们就无法想象它,因为肉体的拥抱是它的完满,正是在拥抱的中心,爱人的选择变得完全有意义了。只有色情的躁动,其模糊的特点,能够降低个体间的阻碍;相反,一个太过亲密、太过可爱的享乐之伴侣,从一开始就将自身呈现为爱的可能。当然,对爱的压抑激发了色情快感的强度,类似地,爱削弱了一个人对快感的兴趣。两个根本的方向就以这样的方式展开。

一个方向是色情的深入,是对一切非色情之物的自我封闭:在根本上,它和对情侣的关爱相对立,因为这种关爱把耗费限制在可以容忍的过度内,使客体和主体都有能力承受。但它要求一种无边的、从不止步、从不限制破坏的能量。这就是医生通常所谓的虐待狂的恶癖。萨德侯爵已经在巴士底狱漫长的孤寂中详细阐释了其系统的、教条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无限度的色情抵达了完满和巅峰,其意义我将随后予以说明。[1]我们会看到,色情在何种程度上回应了人想要融入世界的决定。

从个体之爱出发并往相反的方向延展,神性之爱继续探索并最终赋予它我已然提及的深刻意义。但为了完成这种对他者的探索,神性之爱摆脱了总让真实的存在附着于污秽的现实世界的偶然元素。在我们眼中,爱人往往被还原为她所想象的自我,一种屈服于奴役的世界状况的存在。因此,我们产生了用神话学向我们提供并由神学所阐释的想象的客体取而代之的念头。

不论我们怎样看待神秘主义者的色情语言,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经验没有任何的限制,并超越了它的开端,而由于神秘主义者怀着最大的能量来追求它,它最终仅仅保持了一种色情的纯粹僭越状态,或者普遍现实之世界的彻底毁灭,从实证神学的完美存在走向一个“神意感应”的非形无态的的上帝,而这种“神意感应”就类似于萨德的“冷漠”(无感应)。

 狱中的孤独,论至少在思想中抵达诱惑之极限的需要

无疑,个体之爱的道路要求我们进行自我的限定,不仅要把自我限定在为伴侣的利益而考虑的可能性内,还要限定在伴侣自身能够承受的可能性内。从这样的对立中,我们看到,对伴侣的否定敞开了色情的最后领域。这个领域起初难以通达,因为伴侣的配合看上去反而成为了实现一种额外之强度的手段。的确,对这种配合不加理睬,却以冷漠的态度探寻毁灭之新形式的做法是非人的,但这种新的形式通过一种在残酷和犯罪中增长的放纵,加剧了僭越并超越了共谋。

通过一种独特的实践,萨德的作品,如果不算他的生涯,赋予了这样的否定一种逻辑如此一致的形式,以至于我们无法梦想着超越它。莫里斯·布朗肖强调这个事实:萨德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对伴侣利益和生命的最最冷漠的无视。(布朗肖对萨德思想的研究将它的对象从一个如此之深[以至于对萨德本人而言,它就是黑暗]的夜晚中拯救了出来:如果萨德有一种哲学,那么这种哲学只能到布朗肖的著作中寻求;反过来,布朗肖的思想或许是通过同萨德思想的较量而日趋完满的,两者的完满要求的是思想普遍拒绝的东西,即未曾明言的共同体,心灵的共谋——这样的共谋恰恰和萨德的单一主义相对立!)

过去,人们普遍地渴望,某个性欲极旺盛者的色情幻想应该得到无限制的满足。但限制是不可避免的,而萨德对这些限制的超越到达了令人惊愕的地步。萨德的至尊者不再是一个在大众的怂恿下走向其过度的人。那种适用于每个人的性满足并不符合萨德的幻想特征。萨德考虑的性欲和其他人(几乎是所有人)的欲望背道而驰;他们是牺牲品,而不是伴侣。萨德笔下的主角是独一地以自我为中心的;伴侣被完全地否定了。事实上,对伴侣的否定是萨德体系的重要组成。因为色情一旦把原则上的死亡冲动转化为一种共融,它就会缺乏潜能。(只要色情导致了伴侣间的和谐,色情本质的暴力和死亡的原则就变得无效了。)和这方面剩余的生命类似,性的融合在根本上是一种妥协,是生的魅力和死的极端严酷之间唯一的权宜之计。只有打破限制它的融合并从中逃离,作为性欲之根本的紧迫,色情的真正暴力的本质(它在转入实践的过程中对应着至尊者的概念),才能显现出来。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人,将带着一头恶犬吞噬一切的暴怒,扑向他的牺牲品。

如果没有人,至少是在书写的时候,有勇气完全地否认使其依附于同类的关系,那么,我们就看不到萨德的作品。萨德的一生揭露了一种傲慢的元素,但这样的傲慢对一种思想的阐释而言是必要的,一种不曾被权宜之计还原为奴性原则的思想,一种让诱惑的力量远远大于功利、互助或善意之力量的思想。我们很容易理解抵达诱惑之极限的不可能性,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人为了完全地符合我们的欲望而面临的困难。但当我们不再考虑他人的时候,这些欲望就得到了原原本本的呈现,即便其表述是文学的。萨德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让我们怀疑,当他坚持至尊性的时候,一种傲慢的元素是否应被视为对他人之权利和利益的否认。在他的生活中,萨德考虑他人,但在其孤独的牢房中运作的完满观念,让他一再地否认他人的权利和诉求。巴士底狱是一片荒原;萨德的书写是其激情的唯一出口,通过书写,他把超越其勾勒的最疯狂之梦想的可能推向了极限。这些从狱中蒸馏而来的著作,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考虑他者的人的真正图像。

“(萨德的)道德体系”,布朗肖说,“建立在作为一个基本的既成事实的绝对孤独之上。”[2]萨德

曾用不同的方式一再表明,我们生来便是独自一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关系。所以,唯一的行动法则就是,我选择一切对我有利的事情,且不考虑因为我的选择对他人不利的任何事情。他人最大的痛苦,在我自己的快乐面前总不值一提。如果我必须用一种恶行的空前绝后的积累来获得最最微小的快乐,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快乐让我满足,它内在于我,而罪恶的后果让我无动于衷,它外在于我。

 感官的快乐与犯罪,色情的致命混乱

布朗肖的分析忠实地符合萨德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无疑是虚伪的。它没有考虑每一个真实个体的实际构成,一旦剥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就是无法想像的。个体的独立从来都只是人类独立的界限,没有人类的独立,就没有人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但萨德的教条并没有那么地不着边际。它或许否认了生命得以建立的现实,但我们的确体验到过度的时刻,那些激发我们走向存在的根基并赋予我们足够的勇气去自由地支配我们基本天性的时刻。如果我们否认这样的时刻,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我们自身的本性。

萨德的教条恰恰只是这些否认理性的过度时刻的合理结果。

按定义,过度外在于理性。理性和代表其法则的劳作,和有目的的活动,紧紧地联系着。但快感鄙夷劳苦,因为劳苦不利于我们追求强烈的快感。如果一个人计算能量的消耗和结果的有用性之间的比例,那么,对快感的追求,即便它被认为是有用的,其本质仍是一种浪费;更何况快感通常没有最终的产品,被认为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欲望着自身的过度。这正是萨德的起点。萨德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上述的原则,但当他坚持犯罪可以让快感更加强烈,并且罪行越恶劣,快感就越大的时候,他已经暗示了这点。我们可以看到,快感的过度如何导致对他人权利的否认,就人而言,这种否认同样是对其生命得以建立之原则的过度否认。

但在破坏和淫乐的快感之间的关系上,布朗肖的分析并没有为萨德的基本主张补充任何的东西。萨德偶尔是不一致的,但不是在这一点上:他一再地宣称一个既定的真理,一个矛盾,即犯罪是感官快乐的前提。萨德作品的这一方面得到了如此彻底的呈现,以至于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补充;在这一点上,萨德的思想是极其明确的,他的意识是十分清晰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萨德确信自己对人性有了一个根本的发现。但我们会看到这个体系是如何严密地自我封闭的。如果个体的孤立不被确立为一个原则,那么,犯罪的破坏和感官的快乐之间的紧密关联就会被消解,或无论如何只能扮演细微的角色。在阅读萨德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比一种对他人价值的持续否认的荒谬性更加明显的了:这种否认对萨德思想的真正价值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使它陷入了最最平庸的矛盾当中,在这方面,萨德的生活没有支持他,或只是部分地支持了他。并非孤立不是萨德自身生活的一个元素;孤立甚至是最大的元素,但不是唯一的一个。我们很难把萨德的性格特征还原为一种虚张声势,虽然这些特征使他远远优于他笔下令人厌恶的人物。

如果萨德相信自己在知识的领域中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如果犯罪让一个人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感官满足和最强有力的欲望实现,那么,还有什么比否认团结更重要的呢?人的团结抵制着犯罪,并阻碍了作为犯罪之成果的享乐。我可以想象,这个暴虐的真理如何让萨德在监狱的孤独中震惊不已。从那一刻起,他就拒绝同任何事物联系,甚至他自己,因为那样的联系会让他的体系失效。他不曾爱过他自己,就像每个人那样吗?当他带着小姨子私奔时,那不是激起了他岳母的愤怒,以至于岳母得到了致命的逮捕密令,把他关押起来?随后,他不是采取了为大众利益而考虑的政治立场吗(人道的政治事业)?当他因反对恐怖手段而锒铛入狱的时候,他不是透过窗户看到了正在运作的断头台,并被恐惧所压倒吗?最终,他不是为一份手稿的遗失流下了“血泪”吗,而在那份手稿中,他试图向他人揭示的,恰恰是他人毫无价值的真相?[3]萨德或许告诉过自己,即便对他人的考虑让性的行动变得无效,性吸引的真相仍然不完全是表面的。他拒绝思考任何他在监狱漫长的孤独中无法体验的事情,只有一个想象世界的幻景把他和生活紧紧联系着。

但孤立的悖论是爱与罪之关系的一个真值条件,萨德若不坚持否认他人的价值,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他的作品。换言之,色情刺激的真正本质只能通过文学的方式得到揭示,将不可能之领域的性格与场景调动起来。否则,色情的本质将依旧不为人知,纯粹爱欲的反应也会隐藏在温柔的面纱下,因为爱情通常被人交流,它的名字就把自己和他人的存在联系起来,并最终被一般地淡化了。

萨德藉以证明其真理的过度并不是为了让我们信服。它迫使我们思考。布朗肖试图阐明萨德的思想,但现在我要补充一个更深入的细节。由于萨德的表述,我们有可能看到,温柔无法改变一个根本的运作,即色情与死亡的相互作用。在利用这种温柔带来的毁灭时,温柔无法让毁灭成为其所是的反面。在最一般的情形下,色情和惯常的行为相对立,正如耗费和获得相对立。如果我们根据理性来行动,那么,我们就努力扩大我们的财富,知识,或更一般地,权力。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意图拥有更多。在社会领域内,我们的自我主张总是和旨在增长的行为有关。但在性激情的狂热中,我们以相反的趋势行动:我们毫无顾忌地消耗我们的力量,无限制地散失大量的能量而没有任何的获取。感官的快乐和毁灭如此紧密地联系着,我们把这种毁灭突然发作的时刻(它的高潮)称为“仙仙欲死”。所以,对我们而言,激发性行为的客体总和某种混乱有关。由此,裸体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堕落,甚至是一种背叛,背叛我们赋予自己的衣冠楚楚的表象。但在这个意义上(在感官混乱的道路上),我们从来都不满足。一般而言,只有激情的破坏和鲁莽的背叛能够向我们展示色情的世界。我们把衣冠不整的身体的特质附加到裸体上,衣冠不整的身体或许巧妙地比裸体更加赤裸(残留的衣物是为了突出身体的混乱,并让它更加赤裸,更加混乱不堪)。在虐待中遭受的痛苦与死亡,沿着这个趋于毁灭的方向,得到了进一步的确定。类似地,卖淫,色情词汇,性欲和污秽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都把一个爱的世界变成了堕落和死亡的世界。事实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真正的幸福,除了漫无目的的耗费(正如一道伤口在我们体内流血),我们总想肯定我们耗费的无用性(或过度的破坏性),总想从感官上尽可能地远离一个以财富的增长为法则的严肃世界。但何止是远离,我们还要和它对立:在色情中往往有一种咄咄逼人的仇恨的冲动,一种背叛的强烈欲求。色情的真理就是背叛。这便是为什么一种痛苦的感受与它相连,而另一方面,当仇恨成为了一种无力,当背叛成为了一种失败的举动时,色情的元素就显得荒唐可笑了。

冷漠,对他人和自我的否定,以及至尊性

在这方面,萨德的体系只是色情活动最一致、最高昂的(破坏性)形式。道德的孤立意味着限制的移除,进而,它独一地表明了耗费的深刻意义。任何相信他者之价值的人都必然地受到了限制;他被这种对他者的尊重约束了,他无从知道,唯一一种使他不屈从于物质或道德财富之增长欲求的渴望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因对他人的尊重而造成的盲目每天都在发生;对性的真理世界的短暂入侵是再普遍不过的,但之后的时间,充满了对这些真理的根本否认。事实上,团结阻止人占据“至尊性”一词所表明的位置: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尊重把他带入了奴性的循环,那里只有屈从的时刻,并且,我们最终背叛了先前的尊重,因为我们剥夺了一般人的至尊时刻(其最宝贵的资产)。

与此对立的,“虐待狂世界的中心”,根据布朗肖的说法,是“对通过一种巨大的否定来自我确证的至尊性的要求。”这个中心揭示了以一般的方式压抑人,并剥夺人抵达至尊性得以实现之位置的勇气的本质约束。因为事实上,色情世界的本质不只是能量的耗费,同样也是被推向极限的否定;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能量的耗费本身就是这种否定。无拘无束的自由向着一个空虚敞开,在那里,可能性通过无关紧要者的耗费来迎合对利益的渴求;一种英勇的玩世不恭切断了对他人之顾虑和温柔的纽带,没有它,我们就无法以正常的方式自我承受。类似的观点让我们远离通常的位置,正如风暴的威严远离阳光或阴沉寂静的天空。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实现至尊性之完满所需要的力量的过度储备。真实的至尊性,不论它在大众沉默的幻想中是如何地不受约束,即便是在其最可怕的时刻,仍远不如萨德小说描绘的自由的狂暴。萨德自己无疑也没有足够大胆的勇气去实现他描述的至高时刻。萨德把这个至高的时刻称为“冷漠”。“冷漠”,布朗肖指出,“是已经选择成为自尊的人所具有的否定之精神。某种意义上,冷漠是能量的起因和来源。”萨德似乎是这样论证的:今日的个体呈现了一定的能量;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其能量的消耗用在了他者、上帝、理想等等的幻象上;他错误地以这样的方式挥霍他的可能性(潜能),甚至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软弱之上;如果他为别人耗费自己,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依赖于别人的帮助。致命的软弱:他因为徒劳地耗费自身的能量而削弱自己,而他耗费能量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软弱。但真正的人知道自己孤身一人,并且他接受如此的存在;他拒绝其身上一切与别人相关的东西,拒绝懦弱的十七世纪的遗产。怜悯、感激、爱情都是他要摧毁的情感;在摧毁这些情感的过程中,他重新获得了所有他因为投身这些令人软弱的冲动而失去的力量;更加重要的是,他从这毁灭的劳作中获得了一种真正能量的起源。

我们必须明白,冷漠事实上并不仅仅在于废除“寄生”的情感,同样在于抵制一切激情的自发性。完全屈服于自身之恶习的堕落者,不过是一个即将自我毁灭的懦夫。如果他们只遵从自身的癖好,那么即便是天赋秉异的、具有一切成为怪物之潜质的浪荡者,也注定要走向灭亡。萨德坚持这点:为了让激情成为能量,它必须受到控制,必须通过一个冷酷的时刻来调和它;只有这样,它才会尽可能地强大。在其浪荡生涯的第一个阶段,茱莉埃特不断地因为这个而遭到克莱维尔的责备:她只在自己被激情点燃的时候犯罪;她把色欲,把快感的沸腾置于别的一切事物之上。危险的沉迷。犯罪比色欲更加重要;冷血的犯罪比激情的犯罪更加强大,但“在敏感部分的麻木不仁中犯下”的罪行,残忍而秘密的罪行,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行动,摧毁了内在的一切,积累了一种巨大的力量,终将和它努力实现的彻底毁灭完全地同一。所有那些伟大的、只为快感而活的浪荡子,仅仅因为他们消灭了自身追求快感的一切能力而伟大。这便是为什么,他们投身可怕的失常;不然,正常快感的平庸已经足够。但他们已经让自己麻木不仁:他们声称要在自己的麻木不仁,在敏锐感的否认和消灭中快活,他们变得残暴。残酷只是对自我的否定,最终变成了一种破坏性的爆发;麻木是一个人全部之存在的悸动,正如萨德所说:“灵魂进入了一种冷漠,这种冷漠很快就变成一种快感,比他们之前因软弱而得到的快感要神圣一千倍。”[4]

  死亡与痛苦的胜利,神意感应与冷漠的同一

这段话应该被完全地引述,因为它阐明了问题的核心点,即存在不只是在场。在场有时是倦怠的、惰性的时刻:被动的存在意味着对存在冷漠,它已在通往虚无的路上。存在同样是存在的过度,是向着不可能性上升的浪潮。过度导致了超越的快感不再限定于感官,经由感官觉察到的东西是微不足道的,而思想,统治快感的精神机制,接管了全部的存在。否定无法与那些拆解淫乐之精神机制,而不是感官地呈现淫乐的方式相分离。没有这种(过度的)否定,淫乐是秘密的、可鄙的,无力在(十倍敏感的)意识的光辉中保持其真实的位置,至高的位置。克莱维尔,茱莉埃特放荡的同伴,说道:

我要找到一种罪恶,其影响是永恒的,即便我已不再实施;这样,我生命中的任何一个瞬间,哪怕是我睡觉的时候,我都是某种混乱的源头;这样的混乱应该一直扩散下去,引发一种如此绝对的普遍堕落或骚动,以至于我死了以后,它们的影响还在持续。[5]

谁敢无视这样的事实,即他的身上有一种追求淫乐的趋势,只有在这一刻才能达到其外部的极限?谁最终会拒绝承认,淫乐在根本上具有一种理性利益无法相比的价值?谁会拒绝从一个永恒瞬间的角度,在淫乐当中看到一种狂喜,没有这样的狂喜,令人痛苦的、残酷的、否定人的神祗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巨大的否定有两个方面。首先,它否定孤立的存在,否定面对着广漠宇宙的不确定的个体。它以另一个同样不确定者的名义进行否定,但由于其普遍的否定,即便他的自我确证达到了极限,这样极限的确证也只是为了否定。所以,毁灭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已注定,他身上的一切都提前向摧毁敞开,正如他自己无处不在地从事摧毁。

诚然,抵达这样一个不可能的顶峰(具有永恒影响的罪恶),是和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艰难的使命;没有一种能量的巨大浓缩,没有人可以做到这点。但在通往珠穆朗玛峰之颠的浓缩中,只有一种对超越欲望的有限回应。如果我们从萨德提出的否认他人的原则出发,那么,我们会奇怪地发现,对他人的无限度否认的顶点是对自我的否认。理论上讲,对他人的否认应该是对自我的确证,但显然,如果这样的否认不受任何的限制并走到了极致,超越了个人的享乐,那么,它就变成了一种对不屈的至尊性的要求。对权力的关注使真实的、历史的至尊性变得可屈。真实的至尊性并不是它宣称的那样;它从来都只是一种旨在将人的存在从必然性的约束中释放出来的努力。此外,历史的至尊者逃避必然性的命令。他的逃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忠诚的臣服者给予他的权力。至尊者与其臣服者之间的相互忠诚取决于后者的服从和他们对其至尊性的替代性参与。但萨德的至尊者没有任何实际的至尊性;他是一个虚构的个体,其权力不受任何义务的限制。除了这个至尊者对那些授予其权力的人的忠诚外,没有别的忠诚了。虽然在他人眼中,他是自由的,但他依旧是自身之至尊性的牺牲品。他不能自由地接受一种以对无耻快感之要求的形式呈现的奴役,他不能自由地服从那样的奴役!值得注意的是,萨德从一种绝对无责任的态度出发,却终结于一种严厉的自我控制。至高的满足正是萨德唯一追求的东西,但这样的满足具有一种价值。它意味着拒绝服从更低程度的快感,拒绝退出。萨德为他人,为读者描述了至尊性可以抵达的顶峰。僭越的向前运动不会在达到顶点前停止。萨德从未逃避这样的运动;他完全地接受了,并且比否认他人、坚持自我的最初原则走得更远。对他人的否认最终成为了对自我的否认。在这前行的暴力中,个人的享乐不再重要,犯罪是唯一的关键,不管一个人是否是受害者;所有的重点是罪行应当抵达罪恶的顶峰。这种急迫性外在于个体,至少它更看重一个由个体所启开,如今又与之分离并超越了他的进程。萨德情不自禁地在个体的多样性之外引入了一种几乎非个体的唯我主义。我们不必从其真实生活的角度来考虑他全部的想象情境。但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不顾自己的原则,被迫接受了个体存在的超越,并把它作为犯罪与僭越的相伴物。还有什么比自私的前景成为了一种在自私点燃的熔炉中毁灭的意志更加令人不安的?这种对无情毁灭的亲和并没有在萨德的主角身上得到一般的呈现,而是通过一个最完美的人物,艾米丽,得到了尽可能完整的表达:

艾米丽住在瑞士,一天她去找博尔尚……后者渴望一场大屠杀,刚刚背叛了其参与阴谋的手下(这阴谋是他自己策划的)并把他们移交给国王。这样的背叛点燃了艾米丽的热情。“我爱你的凶残”,艾米丽告诉他。

“对我发誓,有一天我会成为你的牺牲品。十五岁那年,我的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并从此迷上了它:作为最残酷的浪荡激情的一个牺牲品而死亡。毫无疑问,我不想明天就死;我的放荡还没那么夸张。但不管怎样,我渴望死亡:让死亡成为一次罪恶的仪式,这想法让我的头脑发狂。”

古怪的主意,它应该得到这样的回答:“我疯狂地爱你的想法,我相信我们会一起做某些可怕的事情。”然后:“无可否认:她溃烂了,腐化了。”

所以,对一个完整的、将人性置于首位的人而言,恶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伤害了别人,多么地快乐!如果别人伤害了他,多么地享受!德性让他愉悦,因为德性是软弱的,他可以把它碾碎;恶习也令他欢愉,因为恶习带来的混乱,即便让他付出了代价,仍然令他满足。如果他活着,那么,其生命中没有一个事件不能让他体验到欢乐。如果他死去,那么,他会在死亡中找到一种甚至更大的幸福,在毁灭的意识中发现一种只有毁灭的冲动才能解释的生命的桂冠。因此,否定者是对世上一切其他事物的最终否定,一种连他自己也无法幸免的否定。无疑,否定的力量在自身的持续中给出了一种特权,但它以一种超人的能量实施的否定行动,是对一种巨大的否定之强度的唯一抵制。[6]

一种无情的否认,一种无情的犯罪!

走向超越死亡的存在之持续性!

萨德的至尊者没有为我们这些卑劣者提供一种超越的现实。但至少他的反常指向了犯罪之持续性的道路!这种持续性超越了虚无。它无法取代失去的东西。但在艾米丽身上,萨德把无限的持续和无限的毁灭联系了起来。

我们应该清楚,我们面对的否定之后果无论如何都超越了人的领域。这种完满只有在神话的形式中才能被设想,因为神话将它置于如果不是世界外部,至少也是梦境当中。萨德的作品也是如此,但作为否定的第二个方面,这里被否定的东西并不是出于某种超验确证的缘故而被否定的。萨德用一种极其激烈的言辞反对上帝的观念。事实上,他的体系和神学家的体系之间唯一深刻的差别是对孤立个体的否定,任何一种神学都更为残酷地完成了这样的否定,至少在表面上没有为个体留下任何高于它的存在,任何可以慰藉的东西,甚至连世界的内在性也没有。这就是否定的顶点,是全部。它被悬置起来,令人不安,即便是对一个看到了这种独一的可能性遥不可及的人而言,依旧如此。(萨德的表述是如此地完美,以至于它们事实上以自身的方式脱离了根基,只要这些表述可以理解,任何一个理解了它们的人都首先把它们置于其个体的可能性之外。)最后,这个终极的、不可通达的运动(其纯粹的观念令人窒息),用一种不可能的人性威严,取代了上帝的图像,而对这种威严的需要是无论如何紧迫的,比曾经对上帝的需要还更加合理地紧迫。因为上帝的观念是一种暂歇,是我们所遵循的令人眩晕的运动的停滞时刻;而萨德的否定意味着人拥有了一种力量,不是停止,而是加快这个运动。

十分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走向冷漠的宇宙至尊性的过程,只是在一种无限的否定方面,不同于神秘主义者的有限否定。和神意感应一样,萨德的冷漠要求我们蔑视狂喜和感官的欢愉,蔑视让至高的浪荡者和至高的神秘主义者同样无动于衷的体验。当主体的自发性突破了一切限制,当善与恶、乐与苦的范畴被无限地超越,当所有的事物之间都不存在关联,当任何的形式或模式都不复存在,即只有任何所谓形式或模式的东西的瞬间毁灭的时候,一种如此巨大的精神能量成为了需求,以至于它完全地不可想象。在这个层面上,原子能的连锁性释放也毫无意义。当然,这个领域无法拥有确定的边界,最小的消耗也把我们定位在宇宙的层面上,但我们想要控制它,这让我们心怀苦恼,因为它即将控制我们。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是否曾意识到,宇宙是我们反叛的唯一限制,一种无限的能量让一个人投身无限的反叛(没有这种作为自发性的反叛,我们就无法生活);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曾意识到,软弱的我们想要有所知晓,而不必死于至少是“冷漠”为我们预备的死亡。



Georges Bataille, Erotosm: Death & Sensuality, trans. Mary Dalwood,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86, pp. 165-176.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umes II and I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Sovereignty,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 pp. 167-168, 173-184, 252-257.

[1] 我不考虑同性恋,因为同性恋只为一般的图像提供了次要的古怪变异;而受虐狂,在我看来,只是性取向的一种更变,是一个男人在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面前施展女性的行为——除非它对应虐待狂的过度,即主体的冷酷最终折返回主体自身。

[2] Lautréamont et Sade. Editions de Minuit, 1949, pp. 220-221. 布朗肖的研究不仅是对萨德思想的最早的清晰阐释;在我看来,它还通过帮助修正一切理解的条件,有助于一个人理解他自己。

[3] 《索多玛120天》是第一部描述了至尊生活的作品,讲述了一群追求非法快感的放纵的恶徒所过的罪恶的生活。萨德自己曾说,他为一种遗失留下了血泪,这样的遗失的确影响了他人;它影响了一般的人性。

[4] Maurice Blanchot, op. cit. pp. 256-258.

[5] Op. cit. p. 244.

[6] Op. cit. pp. 236-237.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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