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肖的“上帝”之名

九月 20th, 2013

让-吕克·南希

这个题目不是一种挑衅,也不是对一种阴险的诱拐尝试的掩盖。问题不是试着把布朗肖偷运到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因此也是猥亵)的一边,这种“政治正确性”采取了一种“回归宗教”的形式,并且和所有的“回归”一样,它是毫无根据的和乏味无趣的。

它只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布朗肖的思想足够地苛求、警觉、不安和留心,它不认为自己有义务追随无神论的正确性,或那个时代所要求的反宗教感的不可或缺的表达。并非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一种对信仰的对抗性宣告。诚然,布朗肖肯定了一种无神论的形式,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同时摒弃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

(这发生于《无尽的对话》的一个重要的文本,“无神论和书写:人本主义和呼告”,其中,无神论和书写联系了起来。[1]我会回到这点,但无论如何不引用或分析这篇文本,其他文本也是如此。在分配给这个随笔的语境和空间中,不会实施任何的分析。我把自己限定于对布朗肖的一些传统主题的提及,目的是为随后的工作表明一个方向。)

以相同的姿态排斥无神论和有神论意味着首先考虑这点,即西方无神论(或一神论的双重无神论:一神论所引发的无神论和一神论在自身内部秘密承载着的无神论)至今用来和上帝对抗或在上帝的位置上安放的东西,不过是关于意义之至高标点的一个不同的形象,例子或理念:一个目的,一种善,一次基督的再临——也就是,一个完成了的在场,尤其是人的在场。因此,在无神论和书写的关联中——它是有神论和无神论之宣言的共同废黜之前的暂时的关联——至关重要的东西是无神论在一种意义之缺席的方向上的移位,这样的移位,诚然,是迄今为止任何显著的无神论形象都无法做到的事情(除非是布朗肖如此亲近的,巴塔耶的反神学形象——关于这个形象,我在这里不会再说什么)。

布朗肖不时冒险使用的“缺席之意义”的表述,并不规定一种其本质或真理要在其缺席中被人找到的意义。那事实上(ipso facto)会变成一种在场的形态,和最确定、最存有的在场一样地实在。但一种“缺席的意义”在自身的缺席中并且通过自身的缺席而有意义,即通过这样一种总而言之不停止“制造意义”的方式而有意义。因此,这样的“书写”为布朗肖——并且在那个把他同巴塔耶和阿多诺,罗兰·巴特和德里达联系起来的思的共通体内部——规定了暴露意义之飞行的运动,这种意义的飞行把意指从“意义”(sens)中撤出,以赋予意指那场飞行的方向(sens:意义):一种冲跃,一种敞开,一种最终甚至不“逃离”的不屈不挠的暴露,既逃离飞行也逃离在场。既不是虚无主义也不是对一个所指(和/或能指)的偶像崇拜。这就是一种“无神论”当中至关重要的东西,而“无神论”把它归于自身以亲自否认它提供的否定之位置,以及对一切能够取代上帝之在场的在场的确信——也就是对绝对意指或可意指性之能指的在场的确信。

如今,布朗肖的文本恰好缺乏任何对宗教的兴趣(除了一个事实,即一种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的文化在各个地方,通过一种不得不在别处接受检查的引人注目的方式,而显露出来),但“上帝”的名字并不简单地从中缺席。一个人恰恰可以肯定,它随文本占据了一个名字的极其特别的位置,那个逃离又返回的名字发现自己首先(不是十分频繁地,但往往可以察觉地)被肯定地疏远了,接着又被十分遥远地唤起,作为意义之缺席的阴谋之形式的位址或指示。

(再一次,虽然在这里进入文本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我会简单地提示一种对《黑暗托马》、《无尽的对话》和《灾异的书写》或《最后的言者》的快速阅读,[2]以便至少从一种形式的角度上——哪怕有时只是潜在地——证实“上帝”一词的在场,及其角色或要旨的明显多样的,复杂的,甚或谜一般的形态。)

如果上帝之名在意义之缺席的位置上,或者在飞行的路线上,可以说,在一个既无限又没有同一条飞行路线之景深的全景中到来,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名字并不包含一种存在,而恰恰是对那种缺席的提名(这既不是规定也不是意指)。那么,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作为一个至高存在者之存在或不存在的仪式性问题而被问及的“上帝之问题”。这样的问题自动地取消了自身(就像我们从康德以来,事实上是从更早的时候,知道的那样),因为一个至高的存在者,不得不出于自身的存在或出于全部的存在,而被归于存在者秩序内部某种不可能分类的权威或权力(明显极不恰当的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哲学的最珍贵的礼物,在布朗肖看来,甚至不在于否定上帝之存在的运作,而在于一种简单的衰退,对那种存在的驱散。思想只有从这个出发点上才开始运思。

所以,布朗肖既不追问也不认可任何“上帝的问题”,但他额外地假定并说那个问题“不会被人问及”。这意味着它不是一个问题,并且,它不符合存在者内部位置之分配所要求的图式(“……是什么?”或“存在着……吗?”)。上帝不在一个问题的权限之内。这不意味着他落入了一种提前回答问题的肯定。他同样没有落入一种否定。问题不在于上帝是否存在。相反,问题在于,上帝的名字是否存在,更确切地说,上帝的名字是否被人说出。这个名字符合一种问题的陈述,不论它是关于存在(“什么?”)的问题,还是关于起源(“通过什么?”)的问题,或者,关于意义(“为了什么?”)的问题。如果所有的问题都意图一个“什么”,一个某物,那么,上帝的名字就符合不存在的,或空无一物的东西的秩序、语域或形态。

进而,这个名字有时在布朗肖那里沿着(从海德格尔那里借用的)“存在”或“中性”这样的词语而出现。对它们而言,问题同样不会被人问及,因为问题已经在它们内部得到了安置。但它们是词语(概念),而上帝是一个名字(没有概念)。那么,上帝之名必须在这里代表某种不是一个概念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它必须承担并突显诸多名字本身所共有的一个特征:在意义的极端和衰减中存在。

无疑,托马,这个与布朗肖书写的主角同名的名字,也是如此。在题为《黑暗托马》的故事里,上帝在叙事的过程中出现并介入了多个场合,而托马的名字有时被指为“托马一词”。在希腊语里,thauma(托马)一词意味着奇迹、奇事、神迹。作为一个概念,“托马”呈现了名字作为名字的神迹或神秘。

上帝的名字,偶尔,被布朗肖说成是“过于强加的”。这样的描述,混杂着恐惧或敬畏,向着两种阐释敞开。或者,这个名字过于强加是因为它宣称要强加,并且强加自身,作为一整个意义体系的基本原则,或者,它的庄严和可畏到了揭示名字之无所意指的地步。在第二种情形下,这个名字命名了名字的一种至尊权力,它向意义的缺席发出召唤——这和意指极其不同——以至于任何的缺席都无法补充一种据称缺失了的或遭到了排斥的在场。那么,“上帝”既没有命名服从意义的上帝,也没有命名赞成另一个意义或非意义之主体的,对这个意义的否定。上帝会是这样一个东西——或人——的名字,它或他或她在名字中逃避提名到了提名总可以和意义毗邻的地步。根据这样的假设,这个名字是在坚持命名,即坚持召唤的同时,对一般名字的去命名。被召唤的东西,它被召向的东西,不关注任何的秩序,除了布朗肖偶尔指定的“天空的虚无”。但诉诸这一虚无,并在这个名字里嵌入一种终极的标点——虽然没有一个最后之词……意义离弃也形成了一种向着意义的离弃之真理,就后者超出了自身而言。上帝之名会指出或提供那样的召唤。

对于无神论和书写的联结,布朗肖在同一篇文本和同一个题目下,加上了人本主义和呼告的联系。呼告的人本主义会是一种离弃人的一切偶像崇拜和一切人—神学的人本主义。如果它不完全是在书写的语域当中,它就同样不在话语的领域里——但它喊了出来。确切地说,它“在荒漠里呼喊”,布朗肖写道。他采用圣经先知的一个口号式短语,并非偶然。先知是为上帝言说并且言说上帝的人,他向其他人宣告上帝的召唤和对上帝的回召。这里没有任何回归宗教的主旨,而毋宁是一种尝试,要为他自己从一神论的遗产中提取其本质的,并且是本质地非宗教的特征:一种无神论的特征或可被一个人称为“缺神论”的东西,它超越了信念或无信念之对象的一切设定。几乎不顾他自己,并且仿佛置身于其文本的极端边界,布朗肖不在上帝的名字上——在上帝的不可接受的名字上——屈服,因为他知道,仍有必要命名不可命名的召唤,对非提名的无止尽的召唤。



Jean-Luc Nancy, The Name God in Blanchot. 原文发表于《文学杂志》(Le Magazine littéraire),第424期,“莫里斯·布朗肖”特刊(巴黎,2003年10月)。

[1] Maurice Blanchot, L’Entretien infini, Paris: Gallimard, 1969;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trans. Susan Hanson,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2] Thomas l’Obscur, Paris: Gallimard, 1941, 1950, 1992; Thomas the Obscure, trans. Robert Lamberton, in The Station Hill Blanchot Reader, Barrytown, N.Y.: Station Hill Press, 1999; L’Ecriture du desastre, Paris: Gallimard, 1980; The Writing of the Disaster, trans. Ann Smock,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5; Le Dernier à parder, Montpellier, Fata Morgana, 1984.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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