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疯狂

十月 8th, 2013

巴塔耶

一八八九年一月三日,
五十年前,
尼采屈服于疯狂:
在都灵,在卡洛•阿尔贝托广场,
他哭泣着,抱住了
一匹被人痛打的马的脖子,
然后崩溃;
当他醒来,他相信自己是
狄奥尼索斯

被钉上十字架的人
这个事件
应该被纪念为
一起悲剧。
“当有生命者
命令自己时”,
查拉图斯特拉说,
“它也必须为它自己的命令
付出代价。
它必须为它自定的法规
当审判者、惩罚者和
牺牲者。”[1]

我们渴望纪念一起悲剧的事件,而此刻,我们站在这里,为生命所振发。头上,星光的天空延展,脚下,大地转动。在我们身体之内,既有生命,也有死亡运移。(一个人,甚至远远地,总可以感到,最后之喘息的逼近。)在我们的白天之后,会有黑夜,黑夜之后,会有白天。但我们仍在说话,大声地说话,全然不知我们所是的这些存在者的本质。而那个不依据语言和理性之人的法则说话的人,我们必须宣称他疯了。

我们自己害怕发疯,我们怀着巨大的不安遵守法则。此外,疯子的精神错乱得到了分类,并单调地重复着自己,以致引起了厌倦。疯子感染力的缺失确保了逻辑的极度严格。哲学家,无论如何,没有疯子那么诚实地“反映空旷的天空”,而那样的话,他不是应该遭到摒弃吗?

这样的追问不能被严肃地对待,因为只要人足够地明智,它会很快失去意义。但这完全地外在于幽默的精神。因为我们同样有必要知道痛苦的汗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借口拒绝产生汗水的尴尬?汗水的缺席远没有流汗者的幽默更加地诚实。被我们称为“明智”的人是哲学家,但他不独立于人的整体而存在。那个整体由一些彼此毁灭的哲学家和一大群人构成,而这群人处于一种他们所不知的惰性和焦躁的状态。

在这一点上,那些如今满身大汗的人会在夜间和另一些人发生碰撞,对那些人而言,运转的历史澄清了人类生命的意义。因为的确,在历史上,彼此消灭的暴民给出了哲学家中间——那些作为如此之多的屠杀行为的对话中间——互不协调的后果。但完满,如同诞生,意味着战斗,而超出完满和战斗,除了死亡,还剩下什么?超出彼此无尽的言语的毁灭,除了一种在笑声和汗水中把人逼疯的沉默,还剩下什么?

但如果人的一般性——或者,更简单的,人的全部生存——是肉身化为一个单一的存在者——作为孤独的和被离弃的,当然,作为一般性——那么,这一肉身化的脑袋会是一场难以平息的冲突,和一种迟早会粉碎的暴力的位址。我们几乎难以设想这个肉身化的存在者在视觉中获得的风暴或释放的强度。他仰望上帝,只是为了在同一个瞬间杀死上帝,成为上帝本人,但也只是为了迅速地跃向虚无。他继而会一如既往地发现自己,一个和任何过客一样无关紧要的人,但也没有任何安息的可能。

他自己肯定不满足于思想和言语,因为内在的必然性会强迫他实践他的思想和言语。这样一种肉身化的存在者会懂得一种如此巨大,以至于任何语言(辩证法和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复制其运动的自由。人的被这般化身的思想只能成为一种欢庆,它的准许和蒸发会找到一种释放,那等同于悲剧和痛苦之感觉的释放。

这促使我们不可避免地承认,“肉身化的人”也必须发疯。

在他的脑袋里,地球会如何猛烈地旋转!

他被如何极端地钉上十字架!他会多么像一个酒神的信徒(后退了,所有那些害怕仰视他的人……)!但,凯撒,他会多么孤独地长大,无所不能,且如此地神圣,以至于任何人若不在泪水里融化就无法想象他。设想……上帝如何不厌弃这样的发现:他在了解疯狂方面的合理的无能?

1939年1月3日

然而,这种暴力的表达还走得不够远:这些句子背叛了原初的冲动,如果它们不和那些作为其活生生之辩护的欲望和决心联系起来的话。现在,一种处于巅峰的疯狂之再现明显不能有任何直接的效果;没有人可以在他自身内部自愿地摧毁把他和周围人像一节节骨头一样相连起来的表达装置。

布莱克用一句箴言告诉我们,“要是他人没有发疯,我们也应如此。”疯癫无法从人之一般性当中被抛出,因为它的完满要求疯子。尼采的发疯——他代替了我们——就这样使那种一般性得以可能;而那些之前丧失了理智的人并没有同样辉煌地做到这点。一个人如何接受同伴的疯癫献给他的礼物而不回赠任何的剩余利益?如果那样的利益不是接受另一个人之非理性的高贵礼物的人本身的非理性的话,回赠又会是什么?

另一句箴言:“一个心有所欲而不行动的人酿造灾祸。”

灾祸的最极端的形式无疑是在欲望的表达和行动相混淆的时刻获得的。

因为如果一个人开始遵循一种强烈的冲动,他对这一冲动的表达就指明他不再遵循它,至少是出于表达的持续。表达要求一个外在的象征符号替代激情本身。所以,自我表达的人必须从激情的燃烧领域走向符号的相对冰冷和迟钝的领域。一旦遭遇那样的表达,我们必须总要问一句,主体是否走向了一种深深的沉睡。那样的追问必须用无尽的精确来实施。

一个人要是理解了疯癫中有着人的完满,他就因此被引领着做出选择,不是疯癫和理性之间的选择,而是“为打鼾辩护的噩梦”之谎言,和自我主宰与胜利之意志之间的选择。一旦他发现巅峰的光辉和苦恼,他就发觉,没有什么背叛比艺术的假冒的谵妄更加可恨了。因为如果他必须真地成为自身之法则的牺牲品,如果其命运的完成真地要求他的毁灭,如果死亡或疯癫对他而言因此具有庆贺的灵晕,那么,他对生命的爱,他的命运就要求他在自身内部犯下那桩他会弥补的权力之罪行。这是命运的要求,而他被一种极端机遇的感受束缚于这样的命运。

那么,首先,前行,从无权的狂热到权力——正如他必须在其生命的危机中,在一种从权力到崩溃的颠倒中前行,不论那样的颠倒是缓慢的还是突如其来的——他因此必须把他的时间投入到对力量的(非个人的)探索上。在生命的完整性显现为和其最终之结局,也就是悲剧相连的那一刻,他看见了这样的关系是如何地让人软弱。他看见那些和他有关的接近秘密的东西——它们就这样代表了大地的真正之“盐”或“感觉”——屈服于文学或艺术的迟缓的溶解。人之生存的命运就这样显现为和少数完全没有权力的存在者相关。因为有些人在自身内部承载着比他们在其道德堕落的状态中所相信的更多的东西;周围的人群及其代表把关涉他们的一切都置于奴役。一个通过对悲剧的沉思而被约束至极限的人不应在毁灭性力量的“象征性表达”中获得他的快感;他毋宁应该在结论中指导周围的人。他应该用他的坚定和执着,领导他们去组织,去生成,同法西斯分子和基督徒形成对照,并且不是其对手所轻蔑、贬低的对象。因为正是依靠他们,机遇才被强加到要所有人都过一种奴役生活的大众身上——机遇,意即他们原本所是,但因为意志的失败而放弃了的东西。



[1] 参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超越自己》,选自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28页,有改动。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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