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生门

二月 20th, 2014

巴赞

一部《罗生门》这样的作品,它的性质、原创性和重要性让批评极其为难。它的确把观者投到了一个绝对东方的美学世界里。虽然这是通过一种电影技术(摄影和剪辑)来实现的,它暗示了对西方电影的全部演化的一种坚实而已然古老的吸收,因而完全步入了一个根本地外来的体系。印度电影发展缓慢;而埃及电影处于初级阶段,算不上重要。一系列心理的滤光镜似乎来到了我们和他们所讲述的故事中间。这些滤光镜不同于粗劣的材料,而是决定了技术的某些特点:镜头的长度,表演的缓慢,剪辑的简单,省略的缺乏,等等。但相比于,例如,一部苏联电影,《罗生门》的技术方面当然不会让人那么地疏远。

我倾向于认为,电影层面上的这一现象只是日本在过去五十年(和电影制作的发明相一致)的特殊演化的结果。我们听说日本电影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们看到《罗生门》的那种惊讶,源于西方世界面对1905年俄国战败,以及晚近的珍珠港事件时,所产生的遥远的共鸣。我的意思是,我们惊讶于日本有能力吸收西方文明的技术并依旧保持一种东方的形而上学、伦理和心理。

即便如此,《罗生门》的表演和导演的精湛不仅意味着其技术手段达到了和好莱坞一样的水准,而且,它完全拥有一个富有表现力的电影资源。剪辑,景深,构图,以及摄影机的运动,都同样自由而熟练地服务于故事。

但这个故事在主题而不是结构上是特别地日本的。情节发生在中世纪。一个富有的旅人和他的妻子在穿过一片树林的时候遭到了一个强盗的伏击。强盗制服了男人,把他绑到树上,并当着他的面强暴了他的妻子,然后杀死了他。一个砍柴人目睹了这一切。但对几天后被捕的强盗进行审判时,场景的三位幸存者——强盗,女人和砍柴人——分别讲述了一个不同的事件版本。影片向我们呈现了三个连续的版本,更确切地说,是四个。带着一种让人震惊的大胆,电影制作者还通过一个用死人的声音说话的巫女,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凶杀的版本。但没有什么能让我们相信死人的故事比其他人的故事更加准确。这个看似“皮兰德娄式”的情节还有一个道德的目的:它要例证的与其说是通过人的良知来知道真相是不可能的,不如说是相信人的善良是不可能的。在每一个版本中,戏剧的主角都揭示了恶的一面。一旦我们知道《罗生门》的剧情是以1927年自杀的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为基础的,我们就可以假定,这个根本的现象是相当真实的。

我谈到了一种可以和最发达的西方电影相媲美的娴熟。我没有说“等同”。影片的某些方面恰好是纯粹地日本的:首先是情节,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能想象一个美国或欧洲的剧本采用这样一个大胆的情境吗:一个妻子在她丈夫面前遭到凌辱?不用说,没有人为这样的大胆感到不安,正如没有人会为《弥诺斯和帕面准的女儿》(La Fille de Minos et de Pasiphae)里菲德拉之起源的淫秽感到不安一样。

影片在表演风格上是特别地日本的。能乐的影响十分明显。但只有一个专家才能解决的真正的问题是:日本的戏剧表演如何并且以何种方式被电影的现实主义所采纳?但如果表演总被视为过度的,那么,这里的表演既没有被夸大,也不是象征的。换言之,表演风格具有悲剧的特点(让人想起假面剧)但又不抛弃心理现实主义。它完全不同于沉默的表现主义电影的化装所强化的夸张表演。演员既是悲剧的,也是自然的,和其表演所处的真实背景完美地融合起来。西方电影只能偶尔不确定地加以解决(《诺斯费图拉》[Nosferatu,1923年],《劳布涅森林的女人们》[Les Dames du Bois de Boulogne,1944年],《哈姆雷特》[Hamlet])的悲剧风格的基本问题在这里不是问题。它立刻解决了。

同样,表演风格和镜头切换之间没有任何的断裂或不和。如果我们有理由认为电影学是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所关注的东西,那么,这样一部影片会为此提供一个坚实的论证。电影作为一种语言,和人的理性一样,是自身封闭的吗?我们不能说电影制作者在这里抄袭了西方电影,甚或受到它们的启发。看上去他毋宁是通过屏幕词汇、语法和风格的根本统一性和普遍性,实现了相同的结果。一个移动镜头就是一个移动镜头,不管它是日本的,法国的,还是美国的。但画面和摄影机的运动之间存在着某种节奏、速度与和谐。因此,《罗生门》中的移动镜头和表演一样不是外来的。甚至有一个和声音的使用相关的更加重要的例子:死亡的故事是在一场附身的舞蹈期间借一个巫女的口说出的。灵媒用死人的声音说话,虽然那个声音是极度走调和响亮的。正如人们期待的那样,效果是幻觉性的。这样一个原创的想法——西方电影对声音的表现主义迅速地失去了兴趣——意味着一种只有其运用的自由才能匹配的技术的精湛。

赞美这部影片的这一切理由怎么会得不到一种绝对的认可呢?《罗生门》意味着一部由熟练的技术人员、训练有素的演员和一种民族电影的才华坚实地建立起来的影片在过去和未来的存在——简言之,一个比墨西哥更能与英国或法国相提并论的情境。在我们对这样一部作品的赞美和惊讶下面,有一种我们或许被欺骗了的不安的感觉。《罗生门》,按其自身的方式,是一部系列影片。当我们第一次观看一部优秀的美国电影时,我们不是有相同的感觉吗?当我们第一百次观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语言,归根结底,只是语言,而一部伟大的电影不止如此。简言之,我怀疑:在《罗生门》(相对于我们之无知)的原创性的遮蔽下,有某种完美的平庸限制了我的快感。这种保留的态度也是一种赞扬。我听说日本生产了更好的影片。我愿意相信,并且我会不太惊讶地得知,黑泽明是日本电影的朱利恩·杜维威尔。

(1952年4月24日,《观察者》)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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