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斯特拉斯堡

九月 15th, 2014

德里达

“地点道说……”(Der Ort sagt…)[1]

这将是关于思的(il y va de la pensée),可以肯定,关于思作为一种持续的关注,关于思将要充分还是贫乏地进行(试着把这,la pensée comme elle va,转译成,例如,德语)。它将是关于思的书写(l’écriture pensante),思的书写穿越了哲学、文学、诗歌、音乐、戏剧、视觉艺术——还有政治——等等。

为什么从这样一个枯燥、冷酷、抽象的论述开始?如果我坚持说出,首先并且最终,一切,归根结底,对我,对我们,对你们,和思,和书写有关,不管这意味着什么,也不管它导致什么,这部分地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保护我自己不受我自己的伤害。这是为了试着阻断水流,事实上,阻断情绪的泪水,感激的泪水,爱和友谊的泪水,怀旧的泪水,诚然还有忧郁的泪水,不然,它们今天会在这里,在斯特拉斯堡,淹没我的言词。我的语调不应是哲学上的一种末世论的悲情。这不是同我来自斯特拉斯堡的朋友们的最后一次相见。这至少是我的希望,我以我全部的真心这样想。

如果我就这样从思或书写的回忆开始,那不是因为我在这么多年后仍然知道,这些词意味着什么,或至少对我们而言,它们终有一天不得不意味着什么。不,正是通过倾泻,我们才没有在那个有关我们之共同体记忆,有关这确定性和这真理的如此富饶的风景中变得盲目:从一开始把我召唤向斯特拉斯堡的东西,把我吸引到你们城市里的东西(数十年来,没有这些具体的存在,没有这些身体和形态,没有这些面孔,没有这些我在思和书写上最亲密的朋友,我就无法考虑这座城市: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和克莱尔、让-吕克·南希和赫莱娜·南希[Hélène Nancy]、卢西安·布劳恩[Lucien Braun]、伊莎贝勒·巴拉迪内·奥瓦尔 [Isabelle Baladine Howald],还有其他人:鲍拉·马拉蒂[Paola Marrati]、弗朗西斯·吉巴尔[Francis Guibal]、丹尼尔·帕约[Daniel Payot]、丹尼·格努[Denis Guénoun],1992年11月,他们在哲学系的支持下,和让-吕克·南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丹尼尔·帕约一起被组织参加了克里斯蒂安·萨尔蒙[Christian Salmon]在斯特拉斯堡主持的欧洲文学讨论会,这次十分丰富的讨论被结集出版为《欧洲边界之思》[2]),把我们聚集到这里的东西,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爱变成我一生的祝福之一的东西,首先并且一直,在我们中间,在所有那些我刚刚叫到名字的人中间,是思的坚定的命令。没有这,没有这个命令,什么也不会在这个地方,在斯特拉斯堡,发生;这个命令也是一种欲望: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思考并书写哲学,关于哲学,但也关于文学、诗歌、戏剧、音乐,还有视觉艺术,并且,是通过这一切,因为我正在谈论的是对一座城市的爱,是对一座都市的爱,它不只是法国和欧洲的任何一座都市,因为它是我同样渴望通过这一切,就像我说的,来感谢的自治市;曾有政治,政治的东西,我们会有机会来再次讨论。因为斯特拉斯堡,这座城市和我的朋友们,我最初的主人和我今天的主人,再一次给我机会来和他们分享的东西,我从未和其他人分享过的东西,也是一种政治的经验,而我会回忆有关它的些许时刻。一个不仅是学术的和文化的,而且也是政治的经验:国家的,欧洲的,国际的。

请让我重复,没有那最初的动力,这一切——在斯特拉斯堡,对斯特拉斯堡的思考、言说、书写——是不可能的,并且不会是政治的。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和我自己从一开始就明白了,那最初的动力把我们召唤到一起,召唤着我们生存并来到一起,在某个像犹太教堂一样的东西里会合并共事。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是犹太教堂一词的最初意思:一座犹太教堂(synagōgē:会所)就是聚集,是道说(dit)或指示了“来到一起”的地名(le lieu dit),是一个人为了和其他人相遇而在其中来来去去的场所,是我们的脚步在其中引领我们而我们在其中肩并肩行走的空间。奇怪的是,在我童年的阿尔及利亚犹太环境里,一个人往往说“圣殿”,而不是“犹太教堂”。仿佛是要通过遮掩,通过改造,来隐藏这个词语。

对我而言,斯特拉斯堡也是你们大教堂的蒙眼的西娜戈格(Synagoga)。[3]我崇拜这尊偶像,这个丧失了视力和声音的女人,这个沉默和悲悯的形象。我第一次拜访的就是她,只是为了注意到,(大教堂印刷的)明信片复制品上,这个图像的名字不是“蒙眼的西娜戈格”,而只是——仿佛这是显而易见的——“西娜戈格,《旧约》的寓意(十三世纪的前二十五年)”。我希望在此感谢赫莱娜·南希,她刚给我寄来另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西娜戈格,《旧约》的律法”。因为在我看来,这蒙眼的西娜戈格超越了一种认为犹太人对基督教启示之真理盲目的无疑含沙射影的侮辱和诋毁,它似乎正向我们发出召唤,正向我们传达一个沉默的要求,向我们三个人,向所有那些亲近我们的人。正如只有一个女人才能做到,她不会天真地问我们:启示的真理是什么,明见是什么,遮布或揭露是什么?在今天和明天的欧洲,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是什么?她用一个最初的问题驱迫着我们:盲目意味着什么,或者,用布蒙住(bander)眼睛,让眼睛看不清,或让眼睛看不清思、书写、哲学、政治和一般的生存,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也通过某种犹太性(Judéité)的审判,向我们到来。犹太性将总已经是我们三个人的一种深刻而持续的关注之所在,我们三个人以各自的方式关注它:让-吕克·南希,犹太教徒,菲利普·拉库-拉巴特,犹太-天主教徒,而我,正如每个人知道的,半个天主教徒,半个加尔文教徒。“犹太问题”,带着其全部的维度——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以一种十分独一的方式,在斯特拉斯堡回响。不仅是因为它对德国的邻近,不仅是因为纳粹的记忆,更是因为一个具有古老根基的、不同寻常的、充满活力的犹太共同体的在场。赫莱娜·南希常把我带到小法兰西(La Petite-France),带到这个犹太共同体聚集的地方。我们的朋友,赫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她既是德系犹太人也是西班牙系犹太人,几周前(像曾经的我一样)被伊莎贝勒·巴拉迪内·奥瓦尔邀请到克勒贝尔(Kléber)书店。在她的母亲艾薇和女儿安妮的陪伴下,她寻找她的斯特拉斯堡祖先的踪迹。还是她昨天向我表明,会堂(synagogue)就是la Chose même,la Cause,das Ding,the Thing,也就是,正如海德格尔回想并不断思索的,一个人围绕着某种诉讼而聚集起来言说、讨论、议谈(parlement)的地方。[4]我接着想到了阿尔萨斯的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独一关系。[5]在今天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我的一位主人和朋友是热拉尔·贝苏萨(Gérard Bensussan),这对我而言并非无关紧要,我不会忘记他曾慷慨地邀请我到普罗旺斯的艾克斯,讨论肖勒姆(Scolem)和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在希伯来语言问题上的关系,[6]而且,他和让-吕克·南希及其他人一起参加了巴黎的一个关于犹太性的讨论会,[7]他已在每个人眼中成为了一位研究犹太-德国哲学,而不只是研究伟大的罗森茨威格作品的优秀专家。

既然我正围着你们的大教堂和这蒙眼的西娜戈格绕圈,我请求你们,允许某个人,他曾大费篇幅地写过眼睛,写过盲者和艺术史上的盲,写过这段历史中女人和女哀悼者的独一性[8]——请允许他再继续说那么一会。我顺便想到,synagōgē(犹太教堂)首先是希腊语对希伯来语knesset的翻译,而knesset恰恰意味着聚集的地方或处所(bet-ha-knesset),简言之,议会。在圣殿被摧毁后,在巴比伦的囚禁期间,犹太教堂在犹太人聚居区的各个地方涌现。Parlement,synagogue,knesset,归根结底,不仅是la même chose,“同一个东西”,而且也是la Cause,la Chose même,das Ding,the Thing。因此,斯特拉斯堡,作为议会之城(欧洲议会,国际作家议会,哲学家议会),斯特拉斯堡作为一般议会的城市,作为完美议会的城市,作为议会本身的城市,同时成为了一个会堂(synagogue),一个议会(knesset)和物自身(la Chose même)。如果今天有人要把“蒙眼的西娜戈格(Synagoga)”译成“蒙眼的克奈塞特(Knesset)”,并且,为了把视力还给耶路撒冷的克奈塞特,这个人将诉诸欧洲而不是美国——欧洲的斯特拉斯堡,作为欧洲理事会,然后是欧洲议会的所在,[9]在我眼中,乃是转喻,是另一个克奈塞特(Knesset)[10]——那么,我打赌,这个轻率的人会不幸地被认为是一个反犹分子,如果不是一个新恐犹分子(Judeophobe)的话。因为在我们的时代,最令人厌恶、最无法容忍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只要批评(以色列总理)沙龙和从克奈塞特产生并由美国支持的以色列政治,他就会被指控为犯有反犹主义的种族主义,或者,就像今天的人说的,犯有恐犹症。甚至会被指控和欧洲反犹主义的可怕复活勾结在一起。仿佛大屠杀的遗忘属于那些批评这种由美国所支持的以色列政治的人,而不是像我相信的那样,属于那些实施并支持这种灾难的政治的人。不幸的是,这种政治和反犹主义怪物的苏醒不是完全地没有关系。即便这没有说明一切,甚至没有说明什么,至少没有为两种反犹主义的种族主义,恐犹症或恐伊斯兰症,进行辩解。但一如既往地,我正偏离我的话题。

作为我在斯特拉斯堡的最早的朋友和最早的主人,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以及他们亲近的人,早在三十五年前(简言之,几乎是我们整个成年的生命),他们第一次邀请我的时候,教会我思考的东西,就是:思,我在这里用一个既谦逊、抽象又自大的词来称呼它,“思”,贯穿并超越哲学、文学、诗歌、音乐、戏剧、素描和绘画——还有政治——的思,这样的思,如若没有爱、友谊和好客的身体,没有一种在可能和不可能之界限上对礼物的经验,就不会运思,不会给出任何有待思的东西,不会不让自身被思。我要冒险宣称,我们,我们三个人,还有那些在这数十年的斯特拉斯堡岁月期间(但我会回到这点,斯特拉斯堡也是一个辐射的中心,它遣送了我们,我坚持说“遣送”我们,它把我们遣送到世界各地,首先是遣送到巴黎,然后是欧洲和各个大洲)陪伴我们的人,所肯定的事情,就是:没有那种用相同的笔划(trait),相同的特征(trait)——即便相同,正如我们知道的,并不是同一——贯穿我们三个人的书写,以及与书写同时的思的专注,没有那种把我们三个人引向彼此并一起引向斯特拉斯堡的笔划/特征(trait)的吸引,我们的友谊——我该怎么表述?——会没有任何的意义(在sens[意义/方向]一词的所有意义/方向上,就像让-吕克·南希说的);它会没有可能。相反,我无论如何知道,没有这样的友谊,我自己绝不会有勇气,在我仍称之为,简单地说,思和书写的东西上,前行。但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时间,因为这既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因为这被无限地过度决定的谱系学会召唤一种无止无尽的分析,我决心以一种相当残酷的、几乎非哲学的方式,把我自己限定在轶事的讲述上,并因此不从近处或远处采纳诸多的写作,虽然这些写作的内容构成了我所说的丰富经验的主要动力。

我刚刚以一种无疑相当随性而不忠的方式,把特权赋予了我们三人组,正如我认为自己不得不做的那样。但在屈服于记忆的欲望——我的言说不是面对责任——前,在叙述一些故事前,我不想默默地背叛或忽略所有那些仍和我们的共同历险,和那场总是从斯特拉斯堡到斯特拉斯堡的漫长旅程,密不可分的人。我会在途中答谢他们并向他们表达我的全部感激。

请放心,我不会让你们屈从于有关我所爱之物的漫长版本,那是我对你们的城市的爱,对世上的任何一个人来说,这城市都不只是一座特别的伟大的都市,因为它既是某种意义上欧洲的首府,也是一座边境城市,一座被不断地侵占又被重新占有的城市,一座开放的城市,向不止一种语言开放的城市,一座避难的城市——这甚至要早于在这里成立的国际作家议会(我会马上谈到它)对避难城市的圣经机构和医疗机构的重新改造;它同样是一座政治言论的城市,是政治言论自由的城市,一言以蔽之,我敢说,它是一座议言的城市,这种言论以民主的方式同其他人争辩、对话、讨论、磋商并“议谈”。“议谈”不只是谈论或演说;它是把言论留给他人并倾听。议言的城市,因此,议会的城市。

Parlement(议会,议谈)是一个模糊的词。它承担着一种政治的或无意识的负载,这样的负载是可畏的,不仅是因为议会代表制的危机从至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已经引发的后果,不仅是因为能指让自身被人以如此之多的方式入侵或败坏:parle m’en donc, de Strasbourg,“那么,对我谈论斯特拉斯堡”,le parle-ment, la parole ment,“言说撒谎,言语撒谎”,parlementer,言说,往往成为了parlementir,一种谎话的言说。但不管这一切或因为这一切,parlement依旧是一个重要的词。我们应该用它取代parole(言语),只要我们把parlement理解为parler,一种言说,一种言说的行动,speech act(言语行动),一种行动中的言说,甚至是给出言语或给出一个人之言词的行动:至于我此时正在做的事,让我们想象,我不把这称为一种话语或言语,而是称为一种parlement,这样的parlement,如同任何的parlement,试着在它的言语中,在一个被给予或被宣誓的同样给人允诺的词语中,迎接不止一个的声音,请让我重复:把言语留给他人,去倾听,就像去谈论。我在这里传达的parlement让人想起,在我这一代,在这最后的几十年里,斯特拉斯堡,这完美的议会城市,将已经接待欧洲议会(EP)、国际作家议会(IPW),以及现在的新哲学家议会(PP)——你们在今年拥有一种开创它的奇妙的首创精神。我怀着不可思议的荣幸在上述的每一个议会上发言并议谈(parlement),我当然没有忘记,我同样有幸在欧洲理事会国会议员大会(PACE)上发言。

当我想起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时,斯特拉斯堡将已是阿尔及利亚流亡者的一个避难城市。我是阿尔及利亚的流亡者,在巴黎,尤其是在同大学机构、哲学机构、文化和一般媒体的关系上,我从没有在家的感觉。既然我刚刚说出我本源的国度,请允许我用三言两语,用独一的,再一次议谈的经验,回忆1995或1996年前后,我曾有一天在在这里,在斯特拉斯堡的某处。在国际作家议会关于阿尔及利亚和当时盛行的恐怖主义的一次圆桌讨论期间,[11]我发觉自己边上是一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学者,她之前的生活是在我童年的比阿尔(El-Biar)的房子和卧室里度过。当我的父母1962年离开他们的房子时,他们把它托付给了这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女人的父母,她的父母是我们的邻居。在这极其动人的证词之进程中,她叙述了新一波阿尔及利亚恐怖主义不久前如何迫使她在法国,在巴黎的一所大学里,寻求庇护,而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斯特拉斯堡已经迎接了她。

请放心,正如我说过的,我不打算向你们全盘道出:我三十五多年来对斯特拉斯堡的思念将已是什么。我说思念,因为如果我在这里,作为一个旅人和流浪的哲学家,经历了我生命中最幸福、最强烈的时刻,那么,我就从未在斯特拉斯堡生活过,并且,某种意义上,我总已经梦想着如此的生活。

菲利普和让-吕克说,我在来到这里之前就在斯特拉斯堡了。他们甚至描述了他们所持有的我们在1970年左右的相遇,当面的相遇或通过文本的相遇。但年岁的模糊的特权允许我更深地回到过去。几十年前,1959年,我刚接到我的第一次教学任务,即给勒芒地区高中最后一年和文科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当教员,我的一位来自巴黎高师(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朋友,我们的共同朋友,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他随后成为了我在勒芒的同事,在我一来的时候就对我说:“太糟糕了,你刚错过我们最有才华的一位学生,一个名叫菲利普·拉库-拉巴特的年轻人,他刚离开我们去了波尔多,在那里跟随他的父亲,一个高中校长。”我很久之后遇到了他的父亲,就在这里,那时,菲利普正在进行论文答辩。从我在答辩委员会的有利位置上,我可以看到当时正面对我们的菲利普看不到的事:当这位儿子,伟大的思想者,回想有关他母亲的记忆时,他的父亲落泪了。

自勒芒以来,拉库-拉巴特的名字就一直刻在我的记忆里。我想到了那一天,当我还没有遇见他,却欣赏他最早发表的东西时,我是如此地愉悦。我充满愉悦,因为我既认识到热奈特告诉我的种种品质,又觉察到我们之间已有一种对我而言如此罕见、如此让人安心的亲近。

菲利普和让-吕克回想我们从1970年开始的最早的相遇,而我会让他们述说最精彩的部分。甚至在他们组织的论修辞的讨论会之前,我就已经和让-吕克通信了。我在杂志上读到让-吕克的最早的文本,并同样加以赞叹。

从1968年到70年代早期的岁月——那是我们最初相遇的日子,也是我们在思、政治和大学上的友谊的开端——既为我们三个人一起,也为我们三个人各自,标志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召唤一种漫长的分析,对此,我无法在这里展开。至于我,我在索邦大学担任过助教,然后在乌尔姆街(rue d’Ulm)的巴黎高师教学六年,之后,经过最初的一些发表,我开始同“太凯尔”(Tel Quel)不可逆转地决裂——不是同《太凯尔》杂志决裂,我从来不是那份杂志的一员,而是同太凯尔团体决裂,因为太凯尔团体越来越不能容忍我在1968年苏联入侵布拉格的时候,对他们的亲法共(PCF)和亲苏联立场保持的政治独立,以及稍后我对他们教条一般的信仰转变,对一种滑稽而盲目的毛主义,以及一种有些幼稚的知识分子的恐怖主义,所保持的政治独立。那些孤独的时刻对我来说是困难的。从那时起,菲利普和让-吕克的热情而好客的共谋事实上,至少在我看来,开始把斯特拉斯堡,变成了一座避难城市的象征。对此,我应该补充,在1968年之后的政治反应中,不管或因为我们三个人以一种越来越明目张胆的方式在斯特拉斯堡还有巴黎所做的工作,以各种管理机构为代表的大学权力,把我们同教授职位隔绝开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朋友中的其他哲学家,尤其是阿尔都塞、朗西埃和萨拉·科芙曼(Sarah Kofman),都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关于我们的这些至始至终的朋友和伙伴,我愿在这里向他们的记忆致敬,并且,我会立刻再次谈到他们的名字。我还必须说——虽然菲利普和让-吕克知道这点并且会比我更好地谈论它——卢西安·布劳恩的慷慨的、保护性的在场,已经在这么些场合做了许多,让我们的敌人想要禁止或关入一种准秘密状态的东西,成为了可能。

在这里,也在别处,例如,在巴黎,并且不仅在巴黎,不仅在学生中间,菲利普和让-吕克的作品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阐释。他们开始一起写作文本,那些值得评论的文本很快就得到了评论。这样一种双人(à deux)的写作会持续许多年而不妨碍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同时独自写作,我想,这甚至不妨碍他们在其共同的作品中独自写作。这种带着两只、三只或四只手的书写或思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可敬的、谜一样的幻影,虽然它至今仍是不可思的、不可能的。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家庭共通体的纽带更难以想象了,并且,在一种和我所说的公共经验密不可分的私人生活中,我把它经验为我自身的局限。

在我70年代初来到斯特拉斯堡后,我反过来有机会让斯特拉斯堡——我在斯特拉斯堡的朋友们和主人们——首先来到巴黎,然后来到美国。斯特拉斯堡哲学思想的全球化或世界化(la mondialisation),我甚至会说,他世化,就这样被开动了。

至于巴黎,我只会给出两或三个例子。首先,1970年,我会见了年轻的伽利略出版社(Éditions Galilée)的创建者和主管人,米歇尔·德洛姆(Michel Delorme)——我们三个人,还有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其他人,例如,丹尼尔·帕约,欠这位忠实的朋友太多——并同他达成一致。在出版了菲利普和让-吕克的论拉康的书后(这本书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连拉康本人,虽不无微词,也鼓励他的追随者去阅读和思考),[12]我们和萨拉·科芙曼一起创建了“实事哲学”(La philosophie en effet)丛书。这套书出版了近一百种,不带任何推销的意图,我敢强调,如今,它是世上被翻译得最多的哲学丛书之一,或许因为其中的某些作品,它还是世上被翻译得最多的。它代表了,我再一次敢说,一辆绝无仅有的法国高速列车(TGV),它是巴黎和斯特拉斯堡之间的一辆高速列车,运输并传送着一切在我们看来哲学上例外的、创新的东西,并且它一点也不关心对任何学派或教条的推广。因为,请允许我坚持这点,在我们四个人之间,正如在所有那些出于种种原因与我们相关的人之间,从没有任何种类的教条的共谋,从没有共同的“线”,更不用说什么同质性了。区分线,差异,交织,借用(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公开的和非公开的讨论,依旧是当时的规则,这被每个人自觉地接受了。甚至在共同署名的书中,人们也能察觉各个声音的差异,但这不会成为战争、不和或争辩的兆头。当然,现在,某种东西必定已把我们聚到一起,某种我无法在这里定义的东西,尤其是在这么少的时间里。它要求漫长的、彻底的、仔细的历史-哲学的分析。或许,有一天,其他人会对这严肃的工作感兴趣。它不会那么容易。但某种东西必定已经促成了我们的没有会堂的会堂,我不敢说我们的“没有共通体的共通体”,由于没有任何更好的词,我会把它称为一个恭敬的意义,这不仅是出于对哲学的公正,也是出于思的正义,也就是,书写、伦理、律法和政治的正直。让-吕克曾在他最美丽的一篇文章《我们的正直》(Unsere Redlichkeit)中说出并思考了“关于”正直(Redlichkeit)不得不被说出和思考的东西。[13]如果我可以例外地提及我自己的一本书的题目《友爱的政治学》,[14]那么,我会说,它在它的目的和它的绝境中,把几乎一切东西,都归于三十五年来我同我来自斯特拉斯堡的朋友们所分享的经验。

关于这来回的往返,关于斯特拉斯堡和巴黎之间的这辆没有高速列车的高速列车,第二个例子是菲利普和让-吕克在巴黎高师(ENS)举办的著名的研讨班,我当时也在巴黎高师任教。这些关于政治之回撤的讲习班把最令人振奋的思想家聚到了一起并在时代的政治反思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15]

正是在那些年——第三个例子——我建议伊夫·马拜(Yves Mabin)——他在外交部,曾向我征求意见——通过外交使团,把我的三位朋友,“实事哲学”的另三个火枪手,送到美国。这是一个进程的开始,我会傲慢地称之为我们对美国的征服。因为从那时起,我们四个人都在美国有了众多的教学事务和会议,从东海岸到——尤其是——西海岸:从斯特拉斯堡和巴黎到伯克利,圣地亚哥,欧文,虽然还有芝加哥,水牛城,巴尔的摩,纽约,以及每个大洲的其他许多地方。从那时起,有了这么多共同的朋友,同事,还有学生。

请让我加快步伐,不要把你们留在这里太久。还是70年代,让我回想1972年,那一年,我们在瑟里西拉萨尔(Cerisy-la-salle)举办了第一届十日讨论会(“今日的尼采”),[16]讨论会是如此地重要,以至于这个事件的三十年纪念要在德国举行。我们的“没有会堂的会堂”的共谋已经对每个人如其所是地显现,就在外面公开,就在他们眼前。萨拉,菲利普,让-吕克,我,都在那里,还有利奥塔和德勒兹这样共同的朋友,虽然他们是另一个“哲学阵营”的成员。

1974年:让-吕克和菲利普组织的另一次讨论会在这里把罗杰·拉波特(Roger Laporte)的所有朋友和爱慕者聚集起来。

1978年:我从巴塞尔赶到斯特拉斯堡国家剧院,观看菲利普·拉库-拉巴特翻译并同米歇尔·多伊奇(Michel Deutsch)一起导演的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我首先在飞机上,“响亮地,但只是对我自己”,阅读文本,有时是德语,有时是法语。在一篇题为《猝然》(Ex abrupto)简短的,经过些许加密的随笔里,[17]我写到这个场景,一切从一句引文开始:“地点道说……”(Der Ort sagt…)“正是地点向我道示。”克瑞翁宣称:“正是地点向我道示了我必须调整的事。”(Der Ort sagt mir wohl, was ich ordnen muss.)如同今天的斯特拉斯堡。

在《猝然》里,我有些隐晦地提到了我同克莱尔(Claire)在剧场的长凳上就父权主体和“不可能之继嗣”所展开的谈话。最后一句再现了一个荷尔德林,他“过来混入人群,有点迷惑,不再惊奇”。让-吕克在戏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他的表演还带有其家庭的某种天赋,一个木匠的天赋。

1979-1981年对我而言是我斯特拉斯堡岁月中最为丰富的。1979年5月,在前往弗赖堡(在那里,我以一次讲座为借口,让自己被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幽灵所萦绕)的途中,我停在了斯特拉斯堡,根据我在《明信片》当中的回忆(《明信片》的计划就是从那时开始成形的,随后的夏天,我写下其中的“遣寄”[Envois]),[18]我们的朋友萨姆·韦伯(Sam Weber)也在斯特拉斯堡,他来火车站用车接我,把我送到了弗赖堡。我把这个《明信片》的计划作为一个绝对的秘密,吐露给他,而当我们抵达弗赖堡的时候,我意识到,他已经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了我们在那里的一位主人,结果那人是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甚至在我们抵达弗赖堡之前,他就知道了。这些虚构的“遣寄”的署名人叙述了1979年5月9日发生的这个故事,并且他宣布了所有等待我们的会议,尤其是在斯特拉斯堡的:

我正在这列把我从斯特拉斯堡载回的火车上给你写信(我差点错过了火车,因为S与我同行:他总是迟到,总是最后一个[即,像苏格拉底,《明信片》的主角]——当他到达时——我已在那里,在我曾经半途停留的查尔-热拉街上等着他。我们谈到了《雅典娜神庙》[这涉及菲利普和让-吕克的杰作《文学的绝对》]——谈到了即将到来的一个座谈会:因为我们不得不举办,并且接下来的一年有好几次。)[19]

这封明信片宣布的所有座谈会(它们会被明信片再次提及)是斯特拉斯堡和其他地方之间的这么多连字符和旅程,更确切地说,是通往斯特拉斯堡的旅行和往返旅行:斯特拉斯堡,巴黎,斯特拉斯堡,瑟里西拉萨尔,斯特拉斯堡,格勒诺布尔,斯特拉斯堡。首先是1979年5月,在索邦大学的大阶梯教室,有一场近两千人出席,由哲学教学研究小组(GREPH)组织的哲学三级会议,[20]其中,让-吕克和菲利普从1975年起就是积极的参与者了,并且,他们的积极参与不只是促成了《谁害怕哲学?》。[21]他们当然出席了三级会议并且就坐在那些最积极的人中间。随后的一个月,就在这里,有菲利普和让-吕克组织的关于“文类”(Le genre)的大型国际讨论会。[22]这是同类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功之一。随后的一年,1980年夏天,首先有卢西安·布劳恩和斯特拉斯堡大学组织的关于再现主题的法语哲学协会(Sociétés de Philosophie de Langue Française)第十八次大会。会议的开场报告是我作的,题为《遣送》(Envoi),[23]这一次envoi是单数的,仿佛遣送的姿态——演讲的“遣送”或《明信片》的“遣寄”——总把斯特拉斯堡作为它的起源,命运,或目的地。同一个夏天,菲利普和让-吕克在瑟里西拉萨尔组织了一场名为“人的终结”的十日讨论会。除了接下来的一次关于利奥塔的会议外,这次十日会是瑟里西的同系列会议(1992年,1997年,2002年)中我们第一次几乎全部参加的。为此,我也对让-吕克和菲利普保持无限的感激。由于时间不足,我将回忆1980年的那次讨论会以来的仅仅两件事。这两件事,要是你们感兴趣的话,被存档在伽利略出版的七百页的文集里,这个文集把十八次演讲和七次研讨班的近一百人的参与,聚到了“人的终结”(Les fins de l’homme)这个题目下。[24]那么,两件事。首先,至少是在我的记忆内,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在一场关于我的讨论会的过程中,我从第一天起,就和一对发言人发生了冲突,我不得不问让-吕克和菲利普,他们到底为什么要邀请那些人(因为在会议的选题和被邀请人的选择上,我同会议的组织毫无关系)。时间会证明我是对的:那两个人是《六八思潮》(La pensée 68)的臭名昭著的作者,其中一位最近刚在教育部获得一个短得既可怜又好笑的任期。[25]第二件事,作为我今天愿意回想的更快乐的事实——同时也是为了承认他的到场——就是:雅各·罗格辛斯基(Jacob Rogozinski),他还不是斯特拉斯堡人,发表了一场名为“解构——革命”(Déconstruire – la revolution)的演讲,[26]紧随这一演讲的丰富的讨论也被存档下来。

随后,斯特拉斯堡的其他美妙的声音也开始在瑟里西被人听到,这是几段伟大而珍贵的友谊的开始,也就是我同鲁道夫·布尔日(Rodolphe Burger)和伊莎贝勒·巴拉迪内·奥瓦尔的友谊,我相信,奥瓦尔是第一个在任何地方如此透彻、如此慷慨地谈论刚刚出版的《明信片》的人。

1981年:关于菲利普和让-吕克回忆的我们夜间冒雪从格勒诺布尔赶往斯特拉斯堡的旅行——菲利普开着车,而我用一只手电筒为米克尔·博尔歇-雅克布森的论文答辩做准备——我会补充两件事。第一件事,我们一下车就遇到了列维纳斯,他曾在答辩期间,带着一种辛辣而无奈的嘲讽,在一旁对我说:“今天,当一个人说到上帝的名字时,他不得不补充‘如果你们允许我使用这个表述’!”另一段记忆是,在这次从格勒诺布尔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当时的主管是乔治·拉沃达(Georges Lavaudant)——返回斯特拉斯堡的途中,我们得知,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刚刚宣布波兰进入战时状态。这是周边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一场政治镇压的开始。一周后,在这压迫强化了的氛围里,我因制造和贩卖毒品的荒谬指控,被囚禁于布拉格,虽然我去那里是为了举办我和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刚刚创立的扬·胡斯(Jan Hus)协会所组织的地下研讨班。我总把那场布拉格历险同格勒诺布尔和斯特拉斯堡之间的这次长夜之旅联系起来。

我一如既往地说得太多。为了加快我的电报叙事,并把所有这些主题和讲座放到一边——它们总把我带回到斯特拉斯堡,比把我带回到其他任何一座法国城市更加频繁地带回到斯特拉斯堡——我将限制自己,可以说,把自己限制在“议谈”的事情上。在参加了克里斯蒂安·萨尔蒙、菲利普和让-吕克所监管,并总由凯瑟琳·陶德曼(Catherine Trautmann)——对于她的帮助和建议,对于她先是作为市长,然后是作为文化部长所如此慷慨地提供的好客,我们将无以感谢——善意地支持的各种文学交锋会(Carrefours des littératures)后,我和其他人一起经历了一些伟大的时刻:在这些交锋会的精神中,我们都参加了国际作家议会的创建活动,与我们一道创建的还有媒体上众所周知的所谓的“名人”: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以及那么多其他的人。这个议会在今天仍十分活跃,虽然它换了一个新的名字:庇护城市国际网络(INCA)。它通过庇护城市的出版和设计而继续发展。我仍以一种或多或少积极的方式参与其中。但为了省去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它已有十逾年之久,一段复杂的、国际的历史——请让我再次到一个本地的轶事中寻求庇护。那是国际作家议会的第一任主席,萨尔曼·拉什迪抵达斯特拉斯堡的时候,我见证了一座大城市的生活中最有趣、最令人惊讶的事情之一。事实上,在斯特拉斯堡,城市的安全部门能够只在一个晚上改掉一条街道的名字,目的是——并且这的确有效——甩掉那些试图执行卡梅尼宣布的追杀令的潜在刺客。那个晚上,拉什迪在保镖的团团包围下过来和我们在城市的一个私人住宅里共进晚餐。我已经忘了街道的原来的、永久的名字,我也忘了其替代的名字或只存在一晚的名字,但我记得我的斯特拉斯堡朋友们面对一块他们不认识的新街道的假路牌时,露出一脸的惊讶。可怕的刺客本能够知道他们将在哪座城市,也就是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在哪个城堡(bourg),逮住他们的受害者,但他们迷失了他们所预谋的恶的踪迹和罪的道路(Strasse)。斯特拉斯堡,我总结道,是一座能够变换国度的城市,是一座能够在一个夜晚变换其街道名字的城市,但地名,被道说的地点,le lieu dit,仍是并且道示斯特拉斯堡:“Der Ort sagt…”

然后,我不想忘记国际哲学院(ICP),它从一开始,也就是在1983年,就把我们三个人聚集起来了,而菲利普,在我,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之后,作为另一个被接纳的斯特拉斯堡人,当过一段时间的院长。然后是过去二十年在瑟里西举办的我们全都参与的所有座谈会和十日讨论会,关于利奥塔的讨论会,然后是我们亲爱的共同的朋友,玛丽-露易丝·马莱(Marie-Louise Mallet)组织并精心策划的三次讨论会。马莱在哲学教学研究小组,在哲学三级会议,在国际哲学院,在“实事哲学”丛书中,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东西;她在“实事哲学”丛书中出版了《可敬的音乐》(La Musique en respect),并令人敬佩地负责编辑和出版了三次瑟里西讨论会,分别是1992年的《边界的通道》(Le passage des frontières),1997年的《自传的动物》(L’animal autobiographique),和2002年的《未来的民主》(La démocratie à venir)。然后是在卡斯特里城堡和葡萄牙的科英布拉举办的两次关于主权的讨论会,然后是国际哲学院举办的关于让-吕克的讨论会,其会议记录刚刚已经出版,然后,然后……

最后一次议谈的经验,让我最感荣幸的一次,让今天的我在此感到几乎自豪和感激的一次:2001年,受艾玛·博尼诺(Emma Bonino)的邀请,我能够在欧洲理事会面前发表反对死刑的演说,当时我开设了一个为其数年的研讨班,专门讨论这个紧迫的主题,它影响了许多运动,或替许多案件说话,尤其是阿布·贾迈尔(Mumia Abu Jamal)的案件。

我说,让今天的我在此感到自豪和感激。还有快乐。让今天的我更为快乐,甚至更为感激,进而对未来充满自信的,绝不只是我从我刚刚回忆的所有朋友和同伴那里,当然,首先是从菲利普和让-吕克的作品还有友谊当中,获得的一切。没有菲利普和让-吕克,这不会发生,并且不会在斯特拉斯堡发生。查尔-热拉街(Rue Charles-Grad)有朝一日应以他们命名。我甚至不禁梦想以他们命名的大学。

让今天的我尤为喜悦和感激的,是一种当下的对未来的感觉:这些美妙的传统——在大学中由菲利普、让-吕克、卢西安·布劳恩和其他人开创,如今又根植于凯瑟琳·陶德曼开明领导下的市政部门——似乎会得到坚决的、非凡的尊重、承担和发展。大学和哲学系,尤其是热拉尔·贝苏萨和雅各·罗戈辛斯基所领导的哲学系是这样的(我没有忘记某些像我一样刚刚经过的人,也就是约瑟夫·科昂[Joseph Cohen],所扮演的的积极的角色);市政部门也是这样,这要感谢马约·法比耶纳·科勒(Mayor Fabienne Keller)、斯特拉斯堡城市社区的主席罗贝尔·格罗斯曼(Robert Grossmann)、弗朗索瓦·米克罗(François Miclo)及其同事们的慷慨的首创精神。

对你们所有人,从心底里,斯特拉斯堡人,我内心总会充满感激。

2004年

[1] 德里达的原题“Le lieu dit: Strasbourg”有三种不同的读法。第一种读法:lieu-dit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意指“地名”。第二种读法:dit作为dire(言说)的过去分词,lieu dit Strasbourg意即“被叫做或被命名为斯特拉斯堡的地方”。第三种读法:dit作为dire的第三人称现在时,把Strasbourg作为其对象,因此lieu dit: Strasbourg意味着“地点道说或道示:斯特拉斯堡”。这最后一种读法和德里达在这里引用的荷尔德林翻译的《安提戈涅》中的一句话“Der Ort sagt”形成了呼应。

[2] Penser l’Europe à ses frontières, Paris: Éditions de l’Aube, 1993.

[3] Ecclesia和Synagoga分别是基督教教堂和犹太教教堂的拟人像,字面意思即“基督教教堂”(Church)和“犹太教教堂”(Synagogue)。德里达所说的这尊西娜戈格(Synagoga)位于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十字翼南口。

[4] 关于“物”或“事情”(la Cause,das Ding,the Thing)和聚集、讨论的关系,参见马丁·海德格尔的《物》一文,见《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82-183页。

[5] 法国于1905年实行了政教分离,但阿尔萨斯区是一个例外。

[6] 见德里达,《语言的眼睛:深渊与火山》(The Eyes of Language: The Abyss and the Volcano),出自《宗教行动》(Acts of Religion, ed. Gil Anidjar,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2)。

[7] 这次讨论会被结集出版为《犹太性:雅克·德里达的问题》(Judéité: Questions pour Jacques Derrida, ed. Joseph Cohen & Raphael Zagury-Orly, Paris: Éditions Galilée, 2003)。英译见Judeities: Questions for Jacques Derrida, trans. Bettina Bergo & Michael B. Smith,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见德里达,《盲人回忆录》(Memoirs of the Blind: The Self-Portrait and Other Ruins, trans. Pascale-Anne Brault & Michael Naas,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9] 斯特拉斯堡于1949年被选为欧洲理事会的所在地,1979年又成为欧洲议会的所在地。

[10] 克奈塞特(Knesset)也是以色列议会的名称。

[11] 德里达在这次讨论会上所做的报告为《论世界主义》(On Cosmopolitanism),见《论世界主义与宽恕》(On 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 trans. Mark Dooley & Michael Hugh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12] 这是指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合著的《字符:阅读拉康》(Le titre de la lettre, Paris: Éditions Galilée, 1973),英译见The Title of the Lettre: A Reading of Lacan, trans. François Raffoul & David Pettigrew,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13] Jean-Luc Nancy, “Unsere Redlichkeit” (trad. Werner Hamacher), Nietzsche aus Frankreich, Frankfurt am Main, Ullstein, 1986 trad. De l’article n°47 – nouvelle édition Berlin/wien, Philo Verlag, 2003.

[14] Jacques Derrida, Politiques de l’amitié, Paris: Éditions Galilée, 1994. 英译见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trans. George Collin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7. 中译见《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胡继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

[15] 参见Philippe Lacoue-Labarthe & Jean-Luc Nancy, Retreating the Political, ed. Simon Spark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6] 德里达在这次讨论会上发表的报告为《马刺:尼采的风格》(Éperons. Les styles de Nietzsche, Paris: Champs-Flammarion, 1978)。英译见Jacques Derrida, Spur: Nietzsche’s Styles, trans. Barbara Harlow,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17] 见德里达的《心灵:他者的发明》(Psyché: Inventions de l’autre I et II, Paris: Éditions Galilée, 1987/2003)。英译见Psyche : Inventions of the Other, vol. I, ed. Peggy Kamuf & Elizabeth Rottenberg,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 见德里达的《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delà, Paris: Flammarion, 1980)。英译见The Post Card: 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9] Derrida, The Post Card, p. 189.

[20] 哲学教学研究小组由德里达等人于1975年创立,它试图保护高中最后一年的哲学教育,甚至要把哲学教育延伸到更早的年级。

[21] 见德里达《哲学的权利》(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 Paris: Éditions Galilée, 1990)。英译见Who is Afraid of Philosophy? Right to Philosophy 1, trans. Jan Plu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和Eyes of the University, Right to Philosophy 2, trans. Jan Plug & oth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2] 德里达在这里讨论会上发表了《文类的法则》,其中讨论了布朗肖的《白日的疯狂》。这篇文章被收录于论布朗肖的文集《海岸》(Parages, Paris: Éditions Galilée, 1986)。英译见Parages, ed. John P. Leavey, trans. Tom Conley & oth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中译见德里达,《文学行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3] 见德里达的《心灵:他者的发明》。

[24] 见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主编的《人的终结》(Les fins de l’homme: À partir du travail de Jacques Derrida, Paris: Galilée, 1981)。

[25] 德里达所说的两人分别是吕克·费里(Luc Ferry)和阿兰·勒诺(Alain Renaut),其中,吕克·费里在2002-2004年间担任法国教育部长。

[26] 见《人的终结》,第516-529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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