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抑或悲喜剧

三月 28th, 2012

阿甘本

11月11日清晨,150名军警(其中的大多数属于反恐部队)包围了千牛高地的一个住有350人的村庄,突袭了一个农场并逮捕了九个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经营着当地的杂货铺并试图恢复村庄的文化生活)。四天后,这九个人接受了反恐审判并“被指控密谋恐怖计划”。报纸称,内政部和国家安全局“已向当地和国家警方的勤奋表示祝贺”。一切都井然有序,至少看似如此。但让我们来更近一步地检查一下事实,并领会这种“勤奋”的前因后果。

首先是原因:年轻人在搜查中“被警方拘捕是因为他们属于极左派并具有无政府主义自治的背景”。根据内政部随行人员的解释,“他们的话语十分激进,并且他们和国外团体也有联系”。但不止这些:几个嫌疑犯“时常参加政治示威”,例如“抗议艾德维格文件(Fichier Edvige,档案处理和有价值的信息汇总),抗议限制移民的法律的强化”。所以,政治的行动主义(这是“无政府主义自治背景”这样的畸形语言的唯一可能的意思)或政治自由的积极实践,以及表达一种激进话语都是招致反恐分局(SDAT)和国内情报总局(DCRI)的充分理由了。然而,当我们面对着由艾德维格文件、生物统计技术和移民法的强化造成的民主倒退时,任何稍有政治意识的人都不禁要为这些年轻人捏一把汗。

至于结果,我们或许指望千牛高地的搜查会发现武器、爆炸物和燃烧弹。根本没有。反恐分局的官员只发现“一些含有铁路运输细节信息的文件,包括火车具体在什么时间抵达和离开”。说白了就是:一份火车运行时刻表。可他们还没收了“攀爬工具”。说白了是一副梯子,在农村的每家每户都找得到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到嫌疑犯身上。首先是这个恐怖主义团伙的被假定的头目:“一个33岁的老领袖,具有小康的巴黎背景,靠父母的津贴过活。”这就是朱利恩·孔帕特,一个年轻的哲学家,他(和一些朋友)曾出版过Tiqqun(意为重建世界)杂志,其中的政治分析——无疑是有争议的分析——算得上是我们时代最出色的分析之一。我就是在那个时期认识朱利恩·孔帕特的,从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我将继续怀着崇高的敬意来支持他。

让我们继续,来查看一下这整个故事的唯一一个明确的事实。嫌疑犯的活动被认为和11月8号致使巴黎-里尔线上的一辆高速列车被延误了的破坏铁路运输的犯罪行为有关。如果我们相信警方和反恐分局探员们自己的陈述,那么,这个阴谋就绝不可能伤害到任何人:最坏的情况也只是火车交通被阻碍、延缓而已。在意大利,火车常常晚点,但从没有人想过去控告国家铁道局犯有恐怖主义。11月13日,一份警方的报告谨慎地确证,“被拘捕者中或许有犯罪者,但尚不可以把犯罪行为归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这个晦暗不清的案件的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那些投入行动主义来反对今天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之方式(无论如何都是有争议的方式)的人,被当作了潜在的恐怖分子本身,甚至还没有一种行为可以替这样的指控辩护。我们必须要有勇气来大声地说:今天,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已经采用了我们曾经视为是野蛮的和反民主的法律与警察措施,相比于法西斯统治下意大利的所作所为,这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的一种措施居然准许对一群(或许是漠不关心的)年轻人实施长达九十六个小时的拘留,而要知道,“把一个犯罪行为归于他们是绝不可能的”。另一个同样严肃的措施是采取一种将可以交往犯罪化的法律,捏造被刻意模糊的东西,进而允许把一种政治行动,一种从未考虑过恐怖主义的政治行动鉴定为具有恐怖主义的“企图”或“意向”。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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