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性的囚徒

九月 11th, 2012

朗西埃

“无限正义。”这是五角大楼对那个轮廓模糊的敌人,也就是所谓的“恐怖主义”发动的攻势的原始名称。我们知道,这个名字被迅速地改掉了。据说是因为语言的过度,一位在细节艺术上不够成熟的总统所犯的失误。如果他曾想要本·拉登“死去或活着”,那显然是因为他年幼时西部片看多了。

这样的解释无法让人信服。因为“死或生”的原则并不是从西部片里来的。相反,我们已经见惯了治安官顶着头皮从实施私刑的暴徒手中救下刺客,把他们移交给随后的正义。无限正义是与大西部的整体道德截然相反的,它意味着没有限制的正义。这种正义无视约束其实践的一切传统范畴:合法制裁与个人复仇的区别;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或宗教的区别;追捕并抓获犯罪的警察手段与军队在战斗中使用的军事手段的区别。

从那一点来说,不存在语言的过度。“细节”的确是不合宜的。这些蛛丝马迹恰恰刻画了美国实施的报复性行动。其中包括从一切合法的手段中抹除战争和警察的区别,而我们本应通过这些合法的手段来把战争行动阐明并限制为正义的。我们不再说“死或生”,而是说,没有人知道有罪者的死活。但没有人知道美国军队到底以什么样的名义扣押了囚犯,那些囚犯,在一次次尝试的紧张后,既不能从战俘状态中获益,也不能从普通的担保中获益,于是认可了对自己发起的控告。“无限正义”清楚地表明了关键的问题之所在:对一种近乎全能的权利的断定,这一全能性为了一个怀恨在心的上帝而被保留至今。一切传统的区分随着对法律的国际形式的抹除而终结于废止。

确切地说,这种抹除也是恐怖主义行动的原则,对恐怖主义行动而言,政治形式和法律准则也是无差异的。但“无限正义”不只是对敌人之挑衅的回应而已,它被迫和敌人共享着相同的领域。在国家内部和它们中间,无限正义把今日所认可的抹除政治的古怪状况转译成了法律。

对当下法律状况的反思揭示了事情的一种惊人的颠倒。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的西方国家通常对苏联帝国的解体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弹冠相庆,因为乌托邦从真实的社会民主中被清除出去了,从而有利于右翼国家的统治。于是,被释放了的道德冲突和宗教原教旨主义通过否定这种简单的历史哲学而终结了。但把西方的胜利定义为右翼国家的胜利已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西方权力的中心,在其对外干涉的模式中,权利和事实的关系以这样一种越来越倾向于消除法律边界的形式演化着。

在这些国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两种现象。一方面是用一系列团体所得到的权利的观念来解释法律。另一方面,立法实践的目的是把法律规章和新的生活-工作方式、技术的新形式、家庭或社会关系完全地协调起来。

这便是政治的论坛——它呈现为法律抽象的直白和有关其解释的论辩之间的裂隙——如何被觉察为大大地收缩了。就这样在庆贺中,法律越来越倾向于成为一个共同体生活方式的记录。道德的符号化已然取代了对权力及其限制的政治符号化,取代了律法的矛盾。如今,我们熟知的乃是一个社会状态的事实和法律准则之间一种交感的相互表达的关系。

美国的回应坚持认为,在一个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中,法律和事实之间具有一种未经调停的相似性。而这同样是美国宪法的主要表述所象征的事情: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一个普遍的价值体系之间的道德同一性。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风气(ethos,在它指代一个道德价值的领域之前,它的意思是“居住”和“存在方式”。近来,美国知识分子在支持乔治·布什的政策时发表的宣言很好地强调了这点:美国首先并且首要地是一个由共同的道德和宗教价值组成的共同体,是一个道德而非法律或政治的共同体。因此,善,共同体的基础,就是法律和事实的同一。而对数千万的美国生命的犯罪,完全可以被视为对善的帝国本身的犯罪。

这种道德对正义之损害的兴起,早就描绘了西方权力藉以干涉外政的形式。对法律和事实之间界限的模糊换上了另一副面孔,一副和交感式和谐对立并互补的面孔,即人道主义和“人道干预”的面孔。

“人道干预的权利”曾使一些前南斯拉夫的民众幸免于道德清洗。然而,这是以象征边界和国家边界的模糊为代价的。它不仅把放弃国际法的一个结构性原则,即互不干涉原则(其作用的确不明显)视为神圣的;它还特别引入了一种毁灭性的无边界原则,该原则关注的是将法律和事实分离开来的裂隙,而事实本应确立法律的地位。

回到越南战争或全球各地多少有美国权力的直接参与的政变的岁月,在西方权力所坚持的伟大原则和使这些原则屈从于其重大利益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含的、潜在的对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帝国主义动员还谴责这种根本原则和真实实践之间的分裂。而如今,有关手段和目的的论辩似乎已经销声匿迹。

这一销声匿迹背后的原则以绝对的受害者,即无限之恶的受害者为代表,强制了一种无限赔偿的回应。受害者的这种“绝对”权利已在“人道”战争的框架内完全成熟。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主要的知识分子建构无限之恶学说的运动已经证实了这点。

我们无疑还没有充分地注意到所谓的对苏联罪行和纳粹种族灭绝的第二种谴责的特别之处。第一种谴责的目的是在事实背后建立现实,同时巩固西方民主制的决心,以抵制一种曾经在场的、危险的集权主义。第二种谴责,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作为共产主义的一种记录,或在八十年代回顾欧洲犹太人被屠杀的方式时,被发展起来,已经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意义。罪行不仅变成了我们曾经反对的体制的可怕后果,还变成一种无限的、无法想像的、不可弥补的罪恶借以显露自身形式——一个凌驾于一切法律和政治手段之上的邪恶权力的杰作。道德成为了思考这种无限之恶的方式,而这种无限之恶制造了历史的不可弥补的崩裂。

道德对法律和政治之过度的最终结果,就是个体绝对权利的矛盾法规,但事实上,个体的权利已被完全地忽视了。这种个体实际地表现为无限之恶的受害者,而对抗无限之恶的斗争本身就是无限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捍卫受害者之权利的人继承了绝对的权利。

对受害者犯下的错误的无限性特征证明了受害者之辩护人的无限性权利。因为对美国众生犯下绝对罪行而追加的美国式补偿,已将这一进程带向了顶峰。

照料绝对之恶的受害者的义务,已经和反抗这种恶的无限的斗争同一了。而这又和调动无限的军事权力同一,后者像一种警察力量一样行动,管控着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秩序恢复,让恶无处容身。这种军事权力也是一种合法的权力,在狂热地寻求对无限之恶的所有可疑帮凶的犯罪时,它施展着复仇的神秘力量。

常言道,无限的权利等于没有权利。受害者和犯罪者都陷入了“无限正义”的循环。在这些日子里,当法律面对美国战俘的状况和控告他们的方式时,这就变成了法律的完全的不确定性。

黑格尔早已陷入了绝对之夜,在那里,“所有的母牛都是灰色的”。而今天,政治与法律所深陷于其中的道德划分的缺失,已将关塔那摩湾的囚徒变成了同一种无限性的囚徒,只是从灰色变成了橙色。

法律和政治的符号化已由另一种道德和警察的符号化缓慢地维持着,后一种符号化的对象是所谓的民主共同体之生命以及它们和另一个由道德和原教旨主义权力的独一统治所决定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一边是善的世界:在权利和事实,存在方式和价值方式的快乐的和谐中,一致消除了政治诉讼的世界。另一边是恶的世界:错误被无尽地犯下,而只有一场殊死的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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