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二月 19th, 2015

让-吕克·南希

副标题(“灾变的等值”)不应误导我们:不是所有的灾变(catastrophes)都是等同的,不论是在幅度上,毁灭程度上,还是在结果上。一场未对核设施造成冲击的海啸,和一场严重地损害了核电站的海啸,是不一样的。这座核电站在管理上的疏忽敞开了另一个重力场。

核灾变——虽有军事或民用的一切差别——仍然是一种潜在地不可补救的灾变,其后果通过代际、通过地层传播;这些后果对所有的活物,对能源生产的大规模组织,因此也对其消耗,产生了冲击。

在这里,灾变的“等值”(équivalence)意味着这样的断言,即各种灾异(désastre)所带来之冲击的传播或扩散从此将会烙上那种以核危险为代表的范式的印记。从现在起,存在着技术、交换和运动的一种互连,一种交织,甚至是一种共生,使得一场洪水——打个比方——不论在何处发生,都必定包含了种种同技术、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错综性的关系,这些关系阻止我们把它简单地视为一种其后果可以或多或少被轻易地划界的灾祸或不幸。对1984年博帕尔发生的那种化学灾变而言,[1]就更是如此了,其人性的、经济的和生态的后果今天仍然清晰可见。

如下的事实以一种独一的方式描绘了此处的复杂性,即自然灾变再也不能和其技术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影响或冲击分开了。简单的事故:一座火山的烟雾阻断了全球至少四分之一的航空。真实的灾变:一场地震不仅撼动了地面和地面上的建筑,也撼动了一整个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情境。1755年的里本斯地震——从摩洛哥到北欧均能感受到它——已经提出了问题,当时被称为“天谴”的问题,这个问题被基亚罗斯塔米(Kiarostami)在他关于1990年伊朗地震的影片中,[2]通过一位人物之口,巧妙地更新为“阿拉允许了它吗?”的问题,这个问题再也不能承受那个名字了。我们无法否认大地或大气的力量。我们也无法否认技术、政治和经济同这些力量的解不开的纷争。卢梭在1756年致伏尔泰的信中写道,“承认,例如,正是大自然把两万家庭聚集到六七层的房屋中。如果这座大城市的居民更加均匀地分散开来或住得不那么密集,损失就会更小,或许根本就没有。”[3]卢梭可以想象一座以不同方式规划的城市的构造。但今天,我们关于城市、运输、能源的全部想象的努力,都无情地要么走向了技术、社会和经济之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的增长,要么走向了已然就位的复杂性和它们所强加的必要性提出的问题和阻碍。

相互依赖的体系(生态的或经济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技术科学的,文化的,逻辑的,等等)的复杂性和现存的约束链(电力,汽油,铀,所有的稀有矿物,等等)——及其实行——取决于一种普遍的相互联系:即所有这些体系赖以运行并最终返回的货币的相互联系,因为任何制造、交换或分配的运作都必定通向利润。这样的相互联系表达了一种以财富的生产和自我生产为导向的经济,从中产生了一种对生命之新境况、新准则和新约束的持续不断的生产——这不是生存境况的再生产或虚荣财富的过度囤积。从后者到前者的转变就是我们所谓的“资本”的生产——也就是,正如我们知道的,资本的积累所引发的,以利润性投资而不是虚荣性炫富为目的的进程。

马克思把货币称为“一般等价物”(équivalent général)。这里讨论的就是这种等价(équivalence)。不是要单独地考虑它,而是要反思:一般等价性的体系,从此超出了货币或金融的领域,但又得益于这个领域并且针对它,几乎吸收了人之生存的全部领域,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部存在之物。

这样的吸收,如我们所知,包含了资本主义和技术发展之间的一种紧密的联系。更确切地说,这是力量、产品、代理者或行动者、意义或价值的一种等价性和一种无限可交换性的联系——因为任何价值的价值都是其等价物。

灾变不完全具备同样的重力,但灾变和构成一般等价物的相互依赖性的整体联系了起来。进而,我们不能忘记,这样的相互联系也包括战争,尤其是包括战争观念和实践的一切现代的变形:“游击战”,“总体战”,“世界大战”,被称为“战争”的警务,等等——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的系统化发展促进了战争的利润化,促进了它对所谓的平民人口,还有文化、牧群、土壤等等的影响。不要忽视经济战争,它不断地从内部动摇一般等价物的体系。

简言之,这种等价性就是灾变的。

但我们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是我们历史的恶的主题,而一个人知道什么样善的主题——或者,善的“主题化”,就像人们今天喜欢说的——必定对立于它(例如,“更加人性”的主题,或者,一个“更加自然”或“更加道德”的主题,或者,一切和一种“复活了的文化”有关的东西[4])。我们不反对也不提倡任何东西。我们也不提供能源问题的解决方式(逐渐淘汰核能,改进其管理,限制其推广,等等)。但我们表明,“文明”及其“全球化”的相互依赖的整体必须被理解为,其自身就取决于数个世纪以来由一种人性——未经有意识的决定,未经深思熟虑——创造的一个深刻的朝向,这种人性如今走向了一种普遍化的灾变,或至少能够引发一个灾变,因此,与其号召它(通过改革,通过引导,或通过遏制)调整这一朝向,不如号召它思考它已然造就这段怪异的历史能够意味着什么,以及,因此,十分简单地,思考人看似相当认真地控制着的世界或诸世界的存在。

福岛,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复苏了二十世纪所第一次大规模释放的恐惧和问题,而它之前的世纪,从工业和民主的双重革命中浮现的世纪,“征服的资产阶级”的世纪,[5]已经显现了这些恐惧和问题。那样的征服已经变成了一种统治,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他们所服务的机器的统治;征服已经变成了那看似把意义或价值赋予征服的东西的一种消散。意义和价值——马克思称它们在一般等价物下面发生了异化——本身变成了灾变的,根据其希腊语的词源,也就是,剧变,颠倒,推翻,崩溃。

希腊悲剧在katastrophè当中的结局把戏剧同时带向了它的极限和它的解决——净化,驱逐,乞灵,宣泄,解放,剥夺,随你喜欢:katharsis之阐释的历史是无尽的。但这一历史也是我们之执迷的历史:我们从未发现悲剧的意义,假定存在着一种有待发现的意义,并且那种“意义”总是被发明,但绝不是被恢复的。

我们不再活于悲剧的意义,也不活于那随同基督教,被认为激发狂喜并把悲剧提升为神性拯救的东西。我们无法在任何儒释道的智慧中寻得庇护了:等价性不允许这样,纵然我们满怀善意。我们被暴露于一种意义的灾变(catastrophe du sens)。我们不要匆忙地把这种暴露隐藏在粉色、蓝色、红色或黑色的碎布下。让我们保持暴露,让我们思考那正向我们到来的(ce qui nous arrive:正对我们发生的):让我们思考,正在到来(arrivons)或正在离去的,就是我们。[6]

[1] 1984年12月3日,这座印度城市的一家杀虫剂工厂发生了极为严重的事故,它造成了此后长时间的严重的区域污染。

[2] Zendegi va digar hich——英文名为Life, and Nothing More(生生长流)。

[3] Correspondance complèt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ed. J. A. Leigh, Geneva, 1967, 4: 37-50.

[4] 阿多诺使用了这个表达并将之解释为“一种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正在改写其真、善、美之传统价值的文化。”(Métaphysique, tr. Fr. Ch. David, Paris, Payot, 2006, p. 176.)

[5] Charles Morazé, Les Bourgeois conquérants, XIXe siècle, Paris: Armand Colin, 1957.

[6] 灾变之思,已然显著地,苦痛地,有了它的“传统”,这“传统”至少源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并为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连同及其许多人所热烈地追求。我并不声称自己要补充什么,甚或加入一种连续性:我满足于不时地介入当下的时刻。而且,有关灾变——或英语的灾异(disaster[s])——的书已经不计其数了。因此,安妮·勒·布兰(Annie Le Brun)近来在重新发表1989年的一篇关于此主题的文章时,可以写道:“只有大约二十年过后,有关灾变的更为专业化的反思,才变成了几乎一种体裁,从挽歌一直到应对指南”(Perspective dépravée, Paris, éditions du Sandre, 20 Il, p. 7)。我们将试着避免挽歌和手册,避免抱怨和着迷,并且,首先是避免思想的悬置。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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