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

二月 20th, 2015

让-吕克·南希

“在福岛之后进行哲学化”(philosopher après Fukushima):这是本次会议向我提出的要求。[1]其用词不可避免地让我想到了阿多诺的“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不是“哲学”和“诗歌”之间的差异,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精神或符号活动的模式或领域共享着一种复杂但强烈的亲密性。差异当然是“福岛”和“奥斯维辛”之间的差异。这差异当然绝不应被忽视或被最小化。差异应被正确地理解。我想这是必要的,如果我要认真地回答那向我提出的问题的话。

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奥斯维辛已经多次和广岛联系了起来。所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根本没有被视为一个应当标志着战争结束的结局与和平,而毋宁被呈现为一个双重的开始:一种用体系化发展的技术理性来消灭民族和人群的计划的开始,和一种消灭整个人口并残损其后代的计划的开始。每一个计划都被认为服务于政治统治的目的,也就是,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统治。而且,这第二个计划因如下的事实,与第一个计划联系了起来:美国同日本的战争延续了美国同纳粹德国的战争并包含了同苏联的种种紧张的关系。

我们知道,纳粹的计划是由一种种族主义和神话学的意识形态激发的,那种意识形态把欧洲的、基督教的本源,也就是反犹主义,带向了巅峰(反犹主义以一种狂热的“纯洁性”的名义,扩展并包含了吉普赛人、同性恋、共产主义者和残疾人)。在这方面,希特勒的疯狂是欧洲的产物并且明显不同于美国所培养的那种统治性的野心,后者是一种自视为“新世界秩序”(novus ordo seclorum)的权力,正如其图章宣称的那样。

但事实仍然是:奥斯维辛和广岛这两个名字,也用其巨大的差异,反映了一种已然影响全部文明的转变,即技术理性开始服务于一些无法与之前旨在实现的目标相比较的目标,因为这些目标体现了一种毁灭的必然性,那种毁灭不仅是非人的(非人的残酷是人之历史的一个古老的认识),而且完全是专门为了灭绝而被构想和计算的。相比于人们通过其竞争、敌对、仇恨和复仇而认识的一切致死的暴力形式,那样的计算应被理解为过度的和无节制的。如此的过度不仅体现为量级的变化,而且首先体现为性质的变化。因为第一次,不只是一个敌人遭到了消灭:而是人的生命在一个目标的名义下,被成批地消灭了,而那个目标超出了战斗(受害者毕竟不是参战者),它坚持一种控制,这种控制不仅让大量的生命,也让民族的配置,屈服于它的权力,不仅让生命,也让“生命”的形式、关系、繁衍和表征屈服于它的权力。人的生命在思考、创造、享乐或忍受的能力上,猛然陷入了一个比悲惨本身更加可怕的情境:一种昏迷,一种错乱,一种恐惧,一种绝望的麻木。

[1] 2011年12月,受邀参加东京大学国际哲学研究中心的视频会议。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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