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

二月 22nd, 2015

让-吕克·南希

让我们再一次从这两个证词告诉我们的东西开始:文明,不可补救的?关于不可补救者的文明或一种不可补救的文明?事实上,我认为,福岛之后的问题是用这些话提出的。它们进而或多或少是弗洛伊德在他谈论所谓的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时使用的话,也就是,与其说是malaise(疾病)或英语的discontent[不满](虽然这两个都是正确的翻译),不如说是mal-être(不幸):弗洛伊德从中只看到一个事实,即因为我们对自然力的掌控,人类处在了一个自我毁灭的位置上。[1]当弗洛伊德在1929年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核能。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动用的技术手段足以让他预尝到加缪(Camus)会在福岛之后说的,文明的自杀性野蛮(la sauvagerie suicidaire)。[2]

我们会怀疑,这是否真地是一整个文明的问题,因为对核的“平民”的使用有别于其军事的使用。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军事技术和其他技术具有相同的本质——军事技术从其他技术中借用了许多元素并把许多元素贡献给其他的技术。但我们必须说得更多,并且必须从质疑军用和民用的区分(为了不说它们的对立)开始。我们知道,自从所谓的“世界大战”,还有全部的“游击战”,[3]殖民解放战争,以及一般地,战争在许多方面对我们公共生存的涉入——武装的,或经济的,心理的涉入——以来,战争的观念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

同一位西谷修可在2011年3月19日谈论一种“没有敌人的战争”状态。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是一张对我们自己发动的战争。核的“和平”使用所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其极端的,并且极端地持续的伤害。这样的伤害在广岛之后,和在三里岛之后,切诺贝利之后,福岛之后,是一样的。这一切众所周知。有待思考的的东西超出了解决的范围。因为一种解决方案——不论是放弃核能还是极大地增强保护措施——仍然陷入了技术倾向和技术行为之整体的轨道,而我们的生命就活在其中,我们的文明就在其中发展。有关控制和替代方法的竞争在一种文明的视域下保持不变,那种文明,出于方便,我将在此称之为“进步”和“对自然的掌控”。

如果这样的文明到头来是一种同时对我们自己和世界发动的战争,如果掌控反过来让试图逃避先前限制的我们服从不断增长的限制,用我们境况的恶化来取代进步,如果曾经的人之权力——既是其技术的权力,也是其抵抗技术的能力——最终开始对他们和其余的存在者实施一种自主的权力,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使命,其紧迫性就好比不让福岛坏掉的反应堆和从中泄露的物质引发损害一样。

这样的评论并不新鲜。或许,它至今只是过于频繁地以一种——借用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或《广岛无处不在》[Hiroshima ist überall](这个标题浓缩了严厉的教训,但在哲学家的世界里,它无论如何太少被人留意,太少被人提及)的作者,京特·安德斯的技术之思——可被描述为“乐观主义”的方式而得以呈现。但弗洛伊德也被称为一个乐观主义者,而当我们读到上面援引的写于1929年的话时,我们毋宁惊讶于其预感的效力。

我们应当知道,空想性的或先知式的预感并不存在。在事后看似预言性的东西其实当时就清晰可见。问题不是关于乐观主义,而是关于清晰的视见。问题也不是像其他那么多人一样重复道,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文化——至少是被视为“文明”的文化——总已在哀叹历史的灾难进程或惋惜一个失落的黄金时代。我们的时代——由于它能够至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看清自身——是一个知道自身能够实现“时间之终结”的时代,而那样的终结会是人的所为。京特·安德斯写道:“今天,由于天启在技术上是可能的,甚至是很有可能的,它唯独地处于我们面前:不再有人相信一个‘上帝之国’会紧随其后。就连最虔诚的基督徒也不相信。”[4]

他可以补充道,天启(apocalypse)一词的意义被发觉受到了影响。因为在希腊语里,它意味着“揭示”或“启示”。当一个启示揭示了没有什么有待揭示时,它就再次关闭了。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转换,即谈论一种不唤醒任何东西,任何理解的顿悟(satori)。

[1] “人类种族的命运问题在我看来似乎是,在人类中发展起来的文明过程是否能够、和在什么程度上将成功地控制社会生活的混乱,这种混乱是被人类的攻击性本能和自我毁灭的本能所引起的。在这一方面,或许我们目前正经历的这个阶段应该受到人们特别的注意。人类控制自然力量的威力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通过使用这些威力,人类现在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相互消灭直到最后一个人。”(Sigmund Freud, «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 », Gesammelte Werke, vol. 14, Londres: Imago Publishing, 1972, p. 506. 译文选自弗洛依德,《一个幻觉的未来》,杨韶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76页。)

[2] 阿尔贝·加缪在1945年8月8日的《斗争报》上发表的社论。

[3]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用语。

[4] G. Anders, Le Temps de la fin, Paris: L’Herne, 2007, p.115.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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