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

二月 27th, 2015

让-吕克·南希

福岛是一个强有力的典型事件,因为它表明了一场地震、一个稠密的人口和一座(管理不善的)核设施之间的密切而残忍的联系。它也是公共权力和核设施的私人管理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结点,更不用说从那个起点延展出去的其他所有相互关系链了。

我们不应认为,福岛所产生的结合是例外的。它在日本当然不是这样,但世界范围内也不是这样。一场地震和一座脆弱的核电站的确不经常相遇,但在你操控核能的所有地方,风险都在场,并且,这种风险的维度是无法计算或难以计算的。这些风险不限于核工业——并且我认为,为了反思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超出我们对核的唯一的聚焦。我们必须为之补充其他和我们全部的技术相关的风险,不管那样的风险是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还是关于各种鱼类的减少,不管是关于生物起源或生物测量的技术,还是关于纳米技术或电子金融技术。

我们的技术化世界——它特别地是一个人之创造的世界,同时也是一切存在者实质上全部服从的世界——其相互依赖的整体的真理就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两个例子富有说服力地证明了我们的相互依赖性:正在增长的“无线射频识别”(RFID)体系允许所有类别的定位、追踪、联系和控制(条形码是其先驱),以及一种独立于世俗时间的“原子时间”的规定,对交流、计算、交换等等许多的数字活动所要求的世界范围的同时性而言,是必要的。

然而,有一种技术把一般之互联、等值和不可计算者的特征聚集到自身最纯粹(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的状态中。这就是货币技术,而资本主义的文明便从中发展起来——因为那是它的专名。通过把货币指定为“一般等价物”,马克思说出的不只是商品交换的原则:他说出了一种一般之再吸收的原则,即把一切可能的价值重新吸收到这样一个价值中,这个价值定义了一切产品和一切生产力的等价性、可交换性或可兑换性。价值(valeur)一词不应让我们想到那些曾经并且现在对某些人而言仍是“价值”的唯心主义实体,那些物神,那些被称为“祖国”或“荣耀”、“正义”或“家庭”、“人”或“关怀”的意义的还原。在这里,意义被还原了,因为它被固定、被安置、被表征——而这些表征恰恰是等价物的无尽流动中发生的意义之丧失的物化残余。

这就是我们文明的法则:不可计算者被计算为一般等价物。这也意味着,不可计算者乃是计算本身,通过一种深刻的团结,它同时是货币的计算和时间的计算,是目的的计算和手段的计算,是无目的之目的的计算,是生产者的计算和产品的计算,是技术的计算和利润的计算,是利润的计算和创造的计算,等等。

2011年,欧洲中央银行的即将离职的主席,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宣称:“金融业必须改变它的价值。”[1]如此的声明,已从一次次金融巨变的一开始,就以百种不同的方式做出,它通过这样的形式,呈现了极端讽刺的一面。全球金融互联的代理除了纯粹的等值,就没有别的价值。改变“价值”会让它们停止运行。但召唤这样一种改变揭示了一种拒绝,即拒绝思考这个简单的真理。这样的拒绝和一种天真的信念结合了起来,即相信对一般等价物进行善良的操控是可能的。

[1] 2011年10月29日《世界报》(Le Monde),同让-克劳德·特里谢的访谈。

(lightwhite 译)

分类目录: 福岛之后 | 标签: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