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

二月 28th, 2015

让-吕克·南希

现在,我们超出了马克思赋予其用语的意义。对马克思而言,为了揭示一种以真正人性的创造为其社会真理的生产的活生生的现实,货币的等值性可以被去神秘化。这在他看来就是资本主义走向其自身之超越的历史使命。

我们处在另一种超越当中,那就是超越一切有关“真正人性”之视像的消散。再现一个摆脱异化,从一切自然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屈从中被解放出来的“全整”之人的可能性,已在一般等价物的进程中消逝,而一般等价物成为了一切目标和一切可能性的等值和互联。

如今有十七亿的人和其他无数的生命陷入了一种相互依赖性,在那种相互依赖性当中,“自然”和“技术”之间的界限,不同技术之间的界限,其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界限,我们的作为自在之目的的生存和我们的作为目的的无限等价之手段的社会生活之间的界限,都遭到了抹除:财富,健康,生产率,认知,权威,想象,全都加入了同一个逻辑,其一般的原则似乎是从量到质的转变。巨大的数目奠定了法则,不管那数目是关于货币,人口,速度,力量,循环或是信息什么的。在所有这些领域的互联中,“质”,也就是,“价值”或“意义”,无论如何在一切巨大数目的相互作用的共生关系中消散。我们约两个世纪来所谓的“虚无主义”恰是我们希望通过技术、通过对命运的主宰来实现的东西的反面。交流成为了污染;传播成为了感染。

这就是福岛显得典型的地方:一场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成为了一次技术的灾变,而这灾变本身又成为了一场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最终是哲学的地震,同时,这个系列与金融灾变的系列,与这些灾变尤其是在欧洲所引发之后果的系列,与这些后果对一切全球关系造成之冲击的系列,形成了交错或交织。

不再有自然的灾变了:只有一种延及全部时间的文明的灾变。每一个所谓自然的灾变——地震、洪水或火山喷发——都可以证明这点,更不用说我们的技术在自然中造成的剧变了。

我们事实上已经改造了自然,并且我们再也不能谈论它。我们必须试着思考一个整体,其中,自然和技术之间的区分不再有效,同时,“这个世界”同任何“其他世界”的关系也不再有效。这一强加于我们之思想的境况极大地超出了我们有时所谓的“一场文明的危机”。这不是我们可以用这同一种文明来治愈的一场危机。如是的境况也超出了有时所谓的“文明的转变”:我们不决定这样一种转变;我们无法瞄准它,因为我们勾勒不出那将要实现的目标。

我们的思考必须不再对准危机或计划。但我们不知道思考“更好者”的其他模式。自从我们想要一个“更好者”,自从我们想要改变并改善世界和人类,我们就只用新生或新一代的观念来思考:重新制造世界和人类,或制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和人类。这当然始于以佛教、儒教、希腊精神和西方一神论为标志的伟大的历史形构,而那样的形构也以人类同诸神世界的一种严格的献祭关系的终结为标志。神圣者,如果它还没有在各处消失的话,那么,它已深刻地改变了它的意义。它已在西方转为了人的神圣化(所谓的“无神论”)。

但这样的神圣化已经反过来让位了,因为“人本主义”尚不能设想“人之本质的高贵”[1]或“自然”之本质的高贵,或“世界”之本质的高贵,或最终,一般生存之本质的高贵。它已让位于一种互联,让位于一种一般化的环境主义,其中的一切都被包围、封闭起来,并根据一种所谓的无意识技术(inconscient technologique)[2]的网状结构而发展——“无意识”在这里还有别的地方,首先意味着一切存在者的纠缠着的网络。这个网络,这种在我们的现代性当中弘扬“内在性”——某种意义上,一种对无“自身”之自身的依附——之主旨的丰富的语境化,产生了一系列在上帝之后以“主体”、“意义”、“同一性”、“象征”为对象的合理的追问、揣测和怀疑。

然而,这样的内在性及其错综性并不因此应被视为我们过去之超越性的降格或退化。我们必须不用新生或新一代的观念来思考。这至少应该从一种对“技术”之意义的新理解开始。由于用一个假定的“自然”来与技术形成对照或配对已不再足够,我们必须——以新的代价——思考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最后告别”。那至少意味着:技术不是操作手段的一种聚集;它是我们之生存的模式。这样的模式把我们暴露给一种至今闻所未闻的最终状况:一切成为了一切的目的和手段。某种意义上,不再有目的或手段。一般等价物也有这种意义,一种模棱两可的意义。在一切的相互遣返中,运行着一切建构(construction)的拆构(destruction)和我在堆积而不聚集的意义上所说的“构”(struction)。[3]

我们能够发明什么样的聚集?我们如何把一个世界的碎片,多样世界的碎片,以及贯穿这些世界的生存的碎片,聚集起来?我们如何聚集我们自己,聚集“我们”,聚集一切的存在者?福岛可以让我们决定不再使用核能或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我无法在这里进入这些选择所包含的考虑。但我可以断言,任何选择都不会让我们摆脱目的和手段的无限等值性,如果我们不摆脱目的性本身的话,即不摆脱企图,不摆脱谋划,不摆脱对一个未来的一般的投射。我们的目的已成为了未来的目的:这会是我们所谓的西方,或更一般地,所谓的“现代性”的主要产物。谈论“后现代”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意在放弃一切对未来的企图的话,而那样的未来已被设想为一种即将到来之意义的统一了。但这还不够,因为它仍陷于一种连续的图式,一种之前和之后的图式。

那么,决定性的事情是在当下思考并思考当下。[4]不再是未来之目的(fin)的终结(fin),甚至不是目的的快乐而混乱的消散,而是作为切近之元素的当下。目的/终结(fin)总是遥远的;当下是亲近的所在——同世界,同他人,同自我的亲近。如果我们想要谈论“目的/终结”,那么,我们必须说,当下在其自身当中有其目的/终结——如技术,简单地说,但没有“最终”之表征的补充。当下在fin一词的两个意义上于其自身当中有其目的/终结:其目标和终止。目的性和有限性结合了起来——如果我们思考它的话,这就意味着向无限敞开。对生存的认知乃是意义的无限之能力。对“意义”的思考不是一个要实现的目的,而是那有可能接近的东西。福岛禁止了一切的当下:它是那个迫使我们努力实现其他未来的未来目标的崩塌。让我们试着实际地努力实现其他的未来——但这是在更新了的当下的前提下。

[1] Martin Heidegger, Lettre sur l’humanisme, tr. fr. R. Munier, Paris, Flammarion, 1964, p. 15.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88页:“人之本质的高贵。”

[2] Erich Hörl, «Die technologische Bedingung», introduction au Die technologische Bedingung, Berlin, Suhrkamp, 2011, p. 28. 我们进而应该追问:“科学”(假定我们同意这个词可作为单数来使用)包含什么,什么可归于“技术”,并且,把一者同另一者配对起来,在什么方面是必要的或不必要的。

[3] «De la struction», dans Aurélien Barrau et Jean-Luc Nancy, Dans quels mondes vivons-nous?, Paris, Galilée, 2011. 德文版见Die technologische Bedingung, op. cit.. 构(struction)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解构(déconstruction)的最终状态,它让我们在解构收到的琐碎的回应之外,意识到其哲学的必要性。

[4] 你会告诉我,从这一刻起,我用解决方式的问题,因此也用提出的难题,在进行推诿,并且我正遁入唯心主义。但唯心主义的解决方式仍然是解决。但问题是关于某种不是“难题-解决”之配对的东西。而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还想要一个文明吗?你想要它配得上那个名字吗?问题和解决只能从诞生它们的文化中出现。但我们收到的问题来自别处并去得更远。它包含的思考首先不只是关于“解决”。它包含了一种思,这种思,从现在起,迎接遥远之物。或许另一种文明已经在这里,在我们中间。这仍没有绝对地免除我们对未来的守望,免除我们对它的保护和让它出现,通过进步或转变,通过闯入或变革,通过禁止或肯定——通过一切这样的形式,它们的混合产生了灾变的反面。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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