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

三月 10th, 2015

西山雄二、渡名喜庸哲、让-吕克·南希

(西山雄二和渡名喜庸哲):你的书《福岛之后》(Après Fukushima)的日文翻译在日本颇有影响,因为这是一位外国哲学家对福岛的第一个真诚的、有价值的回应。福岛灾变之后,你的书从一个广阔的视角上揭示了一种对资本主义和技术(你曾称之为écotechnie,“生态技术”)之形构的哲学反思,资本主义和技术在我们的文明中制造了一场严重的灾变。

请允许我问一个从你的思考中遗漏了的问题:关于受害者,或关于灾变之后的哀悼工作。灾变的特点是大量的受害者(死者,失踪者,难民,等等);仍有一个对这些受害者之责任的问题。

在你的结语里,你评论了“一个当下,在那里,某物或某人呈现了自身:一个到来的当下,一个接近的当下”。在这里,为了转离一般等价物,问题是“一种特定的考虑,是专注和紧张,是尊重,甚至是指向独一性本身的我们竟可称之为崇拜的东西”。

我的问题是:对受害者的责任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否认灾变等值性,坚持“非等值的共产主义”的独一机会吗?

(让-吕克·南希):是的,毫无疑问。因为在实际的援助和基本的关怀之外,我们欠受害者的东西,就是向他们表明,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的受害者——哪怕知道这点是更难的,即一个人是一整个体系的受害者,而不只是几个“邪恶”个体的受害者——更不用说是一场“自然”灾变的受害者了。受害者之为受害者就在于他们被一个体系当作等值的对象来对待,体系拒绝计算一些风险,因为它只用短期的生产力来计算。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你写了一篇题为《战争,法律,主权——技艺》的文章。注意到战争的可能性无法和主权的观念分开,你写道,“战争是完美的主权技术;它是主权的开动和主权的至高执行(终结)。”改写你的表述:核能也是我们文明中“完美的主权技术;它是主权的开动和主权的至高执行(终结)”。因为在这种新的形构中,以自然(phusis)和技艺(technē)的执行为目的,核技术是一种独一的技术,它十分不同于其他现代能源(矿物燃料:天然气,煤,石油)。

在这些状况下,核技术关注二十世纪的主权观念。通常,主权国家必须确保能源的独立。这个趋势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法国还有日本都很显著。在这些历史的语境下,核技术(我们可称之为“主权技术”)形成了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网络。

你如何看待核时代技术和主权之间的联系?

:出于许多的原因——其中技术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主权在当下的情境中过时了:国家再也不能被其领土或人口所规定,并且,它再也不能被视为独立于那些全球性地扩张和影响的经济权力了(它从未完全地独立过,但从现在起,它的依赖超过了它的独立)。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次巨大的地缘政治的重组,欧洲和北美相比于太平洋诸国和巴西正变得次要起来。有可能这样的转变没有改变生态-技术-政治运行的任何东西。但由于它伴随着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相互依赖性,也有可能它会要求对“国家”、“国际法”等等进行新的定义。

但这个也还不是最重要的:根本的东西是“经济增长”的动机,以及由此从那个角度看待和管理的技术的动机。但我们无法用任何东西反对“增长”,除非我们设想另一种文明,一种新的生存意义,它不被生产所奴役,而是自为地得到了解放。这意味着如此的“自为”找到了其自身的意义,其“自身”之存在事实的意义。

:在福岛核事故发生恰好两年半后,我们在日本目睹了一种与许多值得赞叹的重建努力相伴的或多或少普遍的“遗忘”。尤其是在福岛县——那里的一些地方仍然受到污染,甚至在禁区外边——两百万居民不仅被鼓励着去忘却,而且他们自己就试着忘掉悲惨的过去和仍然痛苦的当下。那些远离这个区域而生活的人,也是如此。但这样的遗忘在我看来似乎并不源于一种敏感性的缺失或缺陷,而是灾变重建过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忘记并隐藏,以便恢复生活的正常或日常本质,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让它变得比之前更好。就仿佛,不同于那场暴露并揭示曾被封闭和隐藏之物(例如,反应堆里封闭着的放射现象)的灾变的爆发,我们相反地不得不遗忘或“埋葬”这个暴露的事实。(这个问题的关键,我想,不只是揭露/封闭关系本身,而首先是遗忘,它是强行[重新]正常化的过程的一部分)。你如何看待这种“遗忘”?

:遗忘是生命的本质。它是一种非凡的力量。你不得不知道你应该遗忘什么:灾变本身,它的不幸,它的苦难——但如果你遗忘了它的起因,同时还有它的后果,那么,这是另一回事了!但这不总是我们所“遗忘”的东西——我们往往根本从未真正考虑过它。

:我想请你稍稍阐明一下你在《福岛之后》这本书的结尾所说的“共产主义”。在我看来,你似乎不仅提到了共在(或共显)的理论模态,而且勾勒了独一的、非等值的、因此不可共通的诸存在所分享的一种“实践”的存在模态。问题是那些人的在场,他们不仅抵制一切共通的尺度,而且抵制任何的实际化或开动,这样的在场无法,例如,通过把它引入代议制民主的既定体制,而轻易地得到“再现”。从这种,可以说,非形式者的共产主义里,我们可以提取什么样的“形式”来思考一种“到来的民主”?在非等价物的互动中,何种交流(Twitter,Facebook……)是可能的?最后,在非等价物的共产主义这个概念里,有关“实践”或“行动”的什么样的思考是可能的?(我想到的不只是你《民主的真理》一书中恰好题为“实践”的一章,还有你2012年3月在法兰西哲学协会所做的名为“怎么办?”的讲座。)

:我不能够或不愿意勾勒一种社会或政治的图式。扮演未来的建筑师是无意义的:让我们把它交给未来并敞开可能性。但事实也就是,最普遍的交流,如果我敢这样说的话,总是并且不断地为我们所支配。通过因特网,是的,但让我更敏感的不是所谓的“社会”网络(一个揭示性的表达),而是同其他每个人说话并看到其他每个人的可能性(例如,Skype),更确切地说,是日常生活的思想、词语、写作、图像、视觉和音乐形式的流通,是所有这样的流通,它产生了一种仍然未知的,甚至可以说尚未被“察觉”的意义,但从长期来看,它必定会有意义。因为我们继续每天十分谦卑地活着,不是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的那种意义上活着,而是在他在同一本书中说“本真的东西不过是对非本真的东西的式变的把握”的意义上活着,他没有展开这个论述,但我们自己无疑正开始展开它。

“共产主义”首先是关于我们所有人,是关于共同生活的我们,关于在生活中有越来越多共同的既定之物的我们——例如,这台电脑,文字在东京和斯特拉斯堡(或许你们不在东京?)之间的这个瞬间的流通。越来越多日常的、平凡的“共同”物,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动机和理由来察觉“我们”之间那不可比较、不可共通的东西。

2013年9月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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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

三月 5th, 2015

让-吕克·南希

我由此唤起的当下不是直接者的当下,而是纯粹惰性之位置的当下,在那个当下,理性和欲望被固定在昏迷或饱足之中,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那个当下也不是一个转瞬即逝或一闪而过的决断之瞬间,不是把数百万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的商人所做的决定:在那个当下,我们正遁入一个我们同时渴望和忽视的未来(这不阻止我们同样遁入一个怀旧的过去或古物的收藏)。我说的是这样的当下,在那里,某物或某人呈现了自身:一个到来的当下,一个接近的当下。这就是一般等价物的反面——也是一切相互紧跟并且必须被数点的历时之当下的反面。这反面乃是一切独一性的非等值:是个人和时刻的非等值,位置的非等值,一个人之姿势的非等值,是日夜之时辰的非等值,所说之词的非等值,浮云的非等值,以一种艰深的缓慢来生长的植物的非等值。这样的非等值凭一种对这些独一性的专注而存在着:一个颜色,一个声音,一个气味。注视盛开的樱花,这是恰好风靡全世界的日语所谓花见(hanami)的仪式,[1]或者,注视一块珍贵的石头的光辉——其“价值”并非其价格——还有赫尔穆特·拉亨曼(Helmut Lachenmann)的《现在》(Nun)的最终响度——其响度正是Musik(音乐)一词中k的响度。

每一次问题都是一种特定的考虑,是专注和紧张,是尊重,甚至是指向独一性本身的我们竟可称之为崇拜的东西。不是肤浅的生态主义话语所提倡的“对自然的尊重”或另一种往往被忽视的话语——即便所讨论的尊重没有遭到轻蔑,它还是被忽视了——所提倡的“对人权的尊重”,不是这个,而是一种最强烈的意义上的尊重(estime):其意义转身背对那名为“估价”(évaluation)的配对物。因为估算(estimation)——或估价——属于一般等价物之计算的系列,不论它是关于货币还是关于其替代品,也就是力量、能力、个体、风险、速度等等的等价物。尊重,相反地,召唤独一者及其来到在场之中的独一方式——花朵,面孔,石头。

尊重最终超越了自身并表达了某种不可估价的东西——不可估价(inestimable)在法语里是指某种比任何价值都要宝贵的东西,某种不可计算的东西,它如此地超出了一切可能的计算,以至于一个人甚至想也不能想。

我意欲唤起的当下向这种对独一者的尊重敞开并转离了一般等价物,转离了其对过去和未来之时间的估价,转离了古物的积累和谋划的建构。没有什么文化像我们现代的文化一样活在文献和期待的无尽积累当中。没有什么文化把当下变成了过去和未来,乃至于把当下从其自身的通道中移除。相反,一切其他的文化已经知道如何关心对独一在场的接近。

的确,绝大多数这些文化同样支持暴政、残酷、奴隶制、痛苦,而它们的废除正是现代文化所希望的。但现代文化已逐渐将自身体验为暴政、残酷、奴隶制和痛苦。在福岛之后,打开其他的道路,就取决于我们,不管那些道路是在这自身沉没的文化的内部还是外部。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等值(l’équivalence)不是平等(l’égalité)。它不是法兰西共和国在自由和博爱之间设置的平等,并且,那样的平等事实上可被视为这两个观念的一种综合和超越。这里的平等指定了一切活着的人的尊严的平等[2]——它不排除一切生命,甚至一切事物的其他所有尊严的领域。尊严(dignité)是那绝对有效的价值的名字(Würde是康德使用的德语,它和Wert,价值,属于同一个语族)。这意味着,如果“有价值”(valoir)暗含了一种度量的尺度的话,那么,它就没有“价值”(vaut);它因此是无价的(sans pris),就像我们说不可估价(inestimable)和不可共通(incommensurable)一样。平等不是“民主”的观念让我们首先想到的个体的等值——它因此阴险地赞成商品的等值和“主体”的原子化(atomisation),每个主体由此和其他主体一样是灾变的。恰恰相反,“民主”应被视为只以不可共通者的平等为基础:那是绝对的和不可还原的独一者,不是个体或社会团体,而是突如其来的出现,到来或动身,声音,语调——此时此地,每时每刻。

为明天要求平等,首先是在今天肯定它,并且是用相同的姿态,谴责灾变的等值。肯定共通的平等,共通的不可共通性:一种非等值的共产主义。

[1] 在我写下这些话后不久,我无意中发现了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在2011年6月接受加泰罗尼亚国际奖的时候发表的演说。谈起福岛的时候,他提到了日本的无常文化——“我们春天爱樱花,夏天爱萤火虫,秋天爱红叶”——以便与“伦理和价值”的不可挽救的毁灭形成对照。

[2] 或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的“平等自由”(égaliberté)。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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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二月 28th, 2015

让-吕克·南希

现在,我们超出了马克思赋予其用语的意义。对马克思而言,为了揭示一种以真正人性的创造为其社会真理的生产的活生生的现实,货币的等值性可以被去神秘化。这在他看来就是资本主义走向其自身之超越的历史使命。

我们处在另一种超越当中,那就是超越一切有关“真正人性”之视像的消散。再现一个摆脱异化,从一切自然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屈从中被解放出来的“全整”之人的可能性,已在一般等价物的进程中消逝,而一般等价物成为了一切目标和一切可能性的等值和互联。

如今有十七亿的人和其他无数的生命陷入了一种相互依赖性,在那种相互依赖性当中,“自然”和“技术”之间的界限,不同技术之间的界限,其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界限,我们的作为自在之目的的生存和我们的作为目的的无限等价之手段的社会生活之间的界限,都遭到了抹除:财富,健康,生产率,认知,权威,想象,全都加入了同一个逻辑,其一般的原则似乎是从量到质的转变。巨大的数目奠定了法则,不管那数目是关于货币,人口,速度,力量,循环或是信息什么的。在所有这些领域的互联中,“质”,也就是,“价值”或“意义”,无论如何在一切巨大数目的相互作用的共生关系中消散。我们约两个世纪来所谓的“虚无主义”恰是我们希望通过技术、通过对命运的主宰来实现的东西的反面。交流成为了污染;传播成为了感染。

这就是福岛显得典型的地方:一场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成为了一次技术的灾变,而这灾变本身又成为了一场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最终是哲学的地震,同时,这个系列与金融灾变的系列,与这些灾变尤其是在欧洲所引发之后果的系列,与这些后果对一切全球关系造成之冲击的系列,形成了交错或交织。

不再有自然的灾变了:只有一种延及全部时间的文明的灾变。每一个所谓自然的灾变——地震、洪水或火山喷发——都可以证明这点,更不用说我们的技术在自然中造成的剧变了。

我们事实上已经改造了自然,并且我们再也不能谈论它。我们必须试着思考一个整体,其中,自然和技术之间的区分不再有效,同时,“这个世界”同任何“其他世界”的关系也不再有效。这一强加于我们之思想的境况极大地超出了我们有时所谓的“一场文明的危机”。这不是我们可以用这同一种文明来治愈的一场危机。如是的境况也超出了有时所谓的“文明的转变”:我们不决定这样一种转变;我们无法瞄准它,因为我们勾勒不出那将要实现的目标。

我们的思考必须不再对准危机或计划。但我们不知道思考“更好者”的其他模式。自从我们想要一个“更好者”,自从我们想要改变并改善世界和人类,我们就只用新生或新一代的观念来思考:重新制造世界和人类,或制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和人类。这当然始于以佛教、儒教、希腊精神和西方一神论为标志的伟大的历史形构,而那样的形构也以人类同诸神世界的一种严格的献祭关系的终结为标志。神圣者,如果它还没有在各处消失的话,那么,它已深刻地改变了它的意义。它已在西方转为了人的神圣化(所谓的“无神论”)。

但这样的神圣化已经反过来让位了,因为“人本主义”尚不能设想“人之本质的高贵”[1]或“自然”之本质的高贵,或“世界”之本质的高贵,或最终,一般生存之本质的高贵。它已让位于一种互联,让位于一种一般化的环境主义,其中的一切都被包围、封闭起来,并根据一种所谓的无意识技术(inconscient technologique)[2]的网状结构而发展——“无意识”在这里还有别的地方,首先意味着一切存在者的纠缠着的网络。这个网络,这种在我们的现代性当中弘扬“内在性”——某种意义上,一种对无“自身”之自身的依附——之主旨的丰富的语境化,产生了一系列在上帝之后以“主体”、“意义”、“同一性”、“象征”为对象的合理的追问、揣测和怀疑。

然而,这样的内在性及其错综性并不因此应被视为我们过去之超越性的降格或退化。我们必须不用新生或新一代的观念来思考。这至少应该从一种对“技术”之意义的新理解开始。由于用一个假定的“自然”来与技术形成对照或配对已不再足够,我们必须——以新的代价——思考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最后告别”。那至少意味着:技术不是操作手段的一种聚集;它是我们之生存的模式。这样的模式把我们暴露给一种至今闻所未闻的最终状况:一切成为了一切的目的和手段。某种意义上,不再有目的或手段。一般等价物也有这种意义,一种模棱两可的意义。在一切的相互遣返中,运行着一切建构(construction)的拆构(destruction)和我在堆积而不聚集的意义上所说的“构”(struction)。[3]

我们能够发明什么样的聚集?我们如何把一个世界的碎片,多样世界的碎片,以及贯穿这些世界的生存的碎片,聚集起来?我们如何聚集我们自己,聚集“我们”,聚集一切的存在者?福岛可以让我们决定不再使用核能或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我无法在这里进入这些选择所包含的考虑。但我可以断言,任何选择都不会让我们摆脱目的和手段的无限等值性,如果我们不摆脱目的性本身的话,即不摆脱企图,不摆脱谋划,不摆脱对一个未来的一般的投射。我们的目的已成为了未来的目的:这会是我们所谓的西方,或更一般地,所谓的“现代性”的主要产物。谈论“后现代”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意在放弃一切对未来的企图的话,而那样的未来已被设想为一种即将到来之意义的统一了。但这还不够,因为它仍陷于一种连续的图式,一种之前和之后的图式。

那么,决定性的事情是在当下思考并思考当下。[4]不再是未来之目的(fin)的终结(fin),甚至不是目的的快乐而混乱的消散,而是作为切近之元素的当下。目的/终结(fin)总是遥远的;当下是亲近的所在——同世界,同他人,同自我的亲近。如果我们想要谈论“目的/终结”,那么,我们必须说,当下在其自身当中有其目的/终结——如技术,简单地说,但没有“最终”之表征的补充。当下在fin一词的两个意义上于其自身当中有其目的/终结:其目标和终止。目的性和有限性结合了起来——如果我们思考它的话,这就意味着向无限敞开。对生存的认知乃是意义的无限之能力。对“意义”的思考不是一个要实现的目的,而是那有可能接近的东西。福岛禁止了一切的当下:它是那个迫使我们努力实现其他未来的未来目标的崩塌。让我们试着实际地努力实现其他的未来——但这是在更新了的当下的前提下。

[1] Martin Heidegger, Lettre sur l’humanisme, tr. fr. R. Munier, Paris, Flammarion, 1964, p. 15.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88页:“人之本质的高贵。”

[2] Erich Hörl, «Die technologische Bedingung», introduction au Die technologische Bedingung, Berlin, Suhrkamp, 2011, p. 28. 我们进而应该追问:“科学”(假定我们同意这个词可作为单数来使用)包含什么,什么可归于“技术”,并且,把一者同另一者配对起来,在什么方面是必要的或不必要的。

[3] «De la struction», dans Aurélien Barrau et Jean-Luc Nancy, Dans quels mondes vivons-nous?, Paris, Galilée, 2011. 德文版见Die technologische Bedingung, op. cit.. 构(struction)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解构(déconstruction)的最终状态,它让我们在解构收到的琐碎的回应之外,意识到其哲学的必要性。

[4] 你会告诉我,从这一刻起,我用解决方式的问题,因此也用提出的难题,在进行推诿,并且我正遁入唯心主义。但唯心主义的解决方式仍然是解决。但问题是关于某种不是“难题-解决”之配对的东西。而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还想要一个文明吗?你想要它配得上那个名字吗?问题和解决只能从诞生它们的文化中出现。但我们收到的问题来自别处并去得更远。它包含的思考首先不只是关于“解决”。它包含了一种思,这种思,从现在起,迎接遥远之物。或许另一种文明已经在这里,在我们中间。这仍没有绝对地免除我们对未来的守望,免除我们对它的保护和让它出现,通过进步或转变,通过闯入或变革,通过禁止或肯定——通过一切这样的形式,它们的混合产生了灾变的反面。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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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二月 27th, 2015

让-吕克·南希

福岛是一个强有力的典型事件,因为它表明了一场地震、一个稠密的人口和一座(管理不善的)核设施之间的密切而残忍的联系。它也是公共权力和核设施的私人管理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结点,更不用说从那个起点延展出去的其他所有相互关系链了。

我们不应认为,福岛所产生的结合是例外的。它在日本当然不是这样,但世界范围内也不是这样。一场地震和一座脆弱的核电站的确不经常相遇,但在你操控核能的所有地方,风险都在场,并且,这种风险的维度是无法计算或难以计算的。这些风险不限于核工业——并且我认为,为了反思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超出我们对核的唯一的聚焦。我们必须为之补充其他和我们全部的技术相关的风险,不管那样的风险是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还是关于各种鱼类的减少,不管是关于生物起源或生物测量的技术,还是关于纳米技术或电子金融技术。

我们的技术化世界——它特别地是一个人之创造的世界,同时也是一切存在者实质上全部服从的世界——其相互依赖的整体的真理就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两个例子富有说服力地证明了我们的相互依赖性:正在增长的“无线射频识别”(RFID)体系允许所有类别的定位、追踪、联系和控制(条形码是其先驱),以及一种独立于世俗时间的“原子时间”的规定,对交流、计算、交换等等许多的数字活动所要求的世界范围的同时性而言,是必要的。

然而,有一种技术把一般之互联、等值和不可计算者的特征聚集到自身最纯粹(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的状态中。这就是货币技术,而资本主义的文明便从中发展起来——因为那是它的专名。通过把货币指定为“一般等价物”,马克思说出的不只是商品交换的原则:他说出了一种一般之再吸收的原则,即把一切可能的价值重新吸收到这样一个价值中,这个价值定义了一切产品和一切生产力的等价性、可交换性或可兑换性。价值(valeur)一词不应让我们想到那些曾经并且现在对某些人而言仍是“价值”的唯心主义实体,那些物神,那些被称为“祖国”或“荣耀”、“正义”或“家庭”、“人”或“关怀”的意义的还原。在这里,意义被还原了,因为它被固定、被安置、被表征——而这些表征恰恰是等价物的无尽流动中发生的意义之丧失的物化残余。

这就是我们文明的法则:不可计算者被计算为一般等价物。这也意味着,不可计算者乃是计算本身,通过一种深刻的团结,它同时是货币的计算和时间的计算,是目的的计算和手段的计算,是无目的之目的的计算,是生产者的计算和产品的计算,是技术的计算和利润的计算,是利润的计算和创造的计算,等等。

2011年,欧洲中央银行的即将离职的主席,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宣称:“金融业必须改变它的价值。”[1]如此的声明,已从一次次金融巨变的一开始,就以百种不同的方式做出,它通过这样的形式,呈现了极端讽刺的一面。全球金融互联的代理除了纯粹的等值,就没有别的价值。改变“价值”会让它们停止运行。但召唤这样一种改变揭示了一种拒绝,即拒绝思考这个简单的真理。这样的拒绝和一种天真的信念结合了起来,即相信对一般等价物进行善良的操控是可能的。

[1] 2011年10月29日《世界报》(Le Monde),同让-克劳德·特里谢的访谈。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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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二月 26th, 2015

让-吕克·南希

相同者(le même)和他异者(l’autre)的不可共通性(l’incommensurable)无法和公然反抗我们决断权力的东西联系起来。没有人可以真正地计算福岛对人类,对地区,对地球,河流和海洋,对日本的能源经济,对全世界核反应堆的质疑、抛弃或不断增长的控制,对世界范围的能源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后果。虽然这一切是不可计算的,因为它公然反抗计算的能力,但同时,我们所面对的东西仍处于计算的秩序内,哪怕它超出了我们的范围。

不可共通者具有一种不同的本质:它不被包含于计算的秩序;它向他异之物的绝对距离和差别敞开——这他异之物不只是另一个人,也是他已于人的东西:动物,植物,矿物,神圣物。但通过命名这些范畴,我们体验到技术让它们变得多么地脆弱,例如,技术让动物和植物依赖于滋养它们的合成物,或者,技术将土壤、植被和产物暴露给喷雾或辐射(想想作为一种食物保存技术的电离辐射)。至于神圣物,坚持它因这些操作而经历的转变是多余的。事实上被完全颠倒过来的是诸实体、诸特征和诸领域在所有生存、表征、观念和想象之模式当中的分配。对所有人而言,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秩序化的、安置好了的世界,还有它的体系,它的等级,它的角色,在那里,我们看到,不只是一种变形正在展开:一种一般化了的可变形性没有提供变形的原则或法则的统一,而是相反地,不断地让变形(transformation)、运输(transport)、转置(transposition)或嬗变(transmutation)的一切形式的模态、方向、成因变得多样并倍增。

一种循环、一种互动、一种交流和一种信息,已在这些词语的最强烈的意义上,在世界中,并且是作为一个世界(正如当代物理学所沉思的那种世界的复多性[pluralité de mondes]),而出现,并将生存置于一种更为紧密、更为网络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之中。这种相互关联的绝大多数元素是以数目巨大的形式呈现的不可计算者。数目的巨大——从中诞生了我们所谓的宇宙的“无限大”和亚原子的“无限小”——在我们自身之生存的刻度尺上显现为人口(当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它很快就十七亿了),同样也显现为被消耗的能源量、所进行的运输、被制造的产品、被注册的专利、被达成的合同。这些巨大的数目既是这种一般的、正在增长的互联(interconnexion)的结果,也是它的动因。它们也是让自然现象的后果倍增的东西——不考虑这些现象本身事实上可以被技术的原因所影响或造成。今天,一场飓风,一场海啸,一场干旱所产生之结果的量级,远非百年之前所能比。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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