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一次成功

六月 21st, 2015

利奥塔

我承认,他既不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家,也不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剧作家或政治思想家。坦率地说,我不喜欢其写作散发的才情气。奥利耶提到了萨特在五十年代早期所经历的危机,而《词语》(Les Mots,又名《文字生涯》)就是那场危机的见证。一种怀疑开始瓦解他自才情获得启发的时候起便授予作家的那种救赎的角色。但他没有详细地阐述这种怀疑,而是让他自己摆脱了怀疑:他从作家的天职转向了“知识分子”对治愈异化世界的一种不变的责任。这一做法产生了许多在品位和语调上没有价值的文本,例如《答勒福尔》(Réponse à Claude Lefort)和《共产主义者与和平》(Les Communistes et la paix)。读它们的时候,当时在勒福尔及其他人旁边身为激进分子的我,体会到了十年前我作为一个哲学学生阅读《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的那同一种险恶的困惑感。

无论如何,否定性(négativité)干脆地附上了人的自由,辩证法则附上了谋划(projet)。后一个维度利用前一个维度来提出其普遍性的要求。在这面前,被动性(passivité)是平庸的,可耻的,如罪恶一般诱人的。(融在一起的)存在(l’Être)与世界自愿地崩解为一种可鄙的粘滞性(viscosité)。承担了自在之存在(它是无意义)的诊断概要,在那个支持统一的大写的党,反对工人“阶级”之自发不一致性的结论中,找到了它的韵脚。如果听之任之,后者会分解为令人恶心的碎片:“分子的漩涡,许多要么加强彼此、要么取消彼此的无穷小的反应,其净结果是一种物理性多于人性的的力量。也就是大众。大众恰恰是对阶级的否定”(《情境》[Situations] 六,第210页)。后来读到的《自我的超越性》(La Transcendance de l’ego)完成了这一图景:我什么也不是,所以我什么都可以做。

那么,戏剧呢?在阿尔托、布莱希特和贝克特的时代,在沉思符号、表征和时间的岁月,其戏剧的教化意味堪比狄德罗,唯一的差别是:在萨特那里,感伤的家庭悲剧已让舞台屈服于辛辣的政治喜剧:《肮脏的手》(Les Mains sales),《阿尔托纳的隐居者》(Les Séquestrés d’Altona)。他认为,无产阶级的戏剧只在一种垂死的状态里继续存在。但一个人如何知道一个阶级即将死亡呢?他强烈地渴求这一切是确定的,并且,这样的欲望无疑是其政治学的主要动力。但人们并没有看到,卓越的情感可以产生优秀的戏剧。

至于小说,我这一代人当然发现了多斯·帕索斯和福克纳,还有托马斯·曼、乔伊斯、贝克特和普鲁斯特。但我怀疑,《自由之路》(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与他们相比算得了什么。它把人们领向了(马尔罗的)《人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纪德的)《人的大地》(Terre des hommes)和(雨果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还没有把人带到的什么地方?他的小说写作以何种方式将自身揭示为与“马拉美式”的危机相符?萨特后来宣称他曾想让小说成为爱因斯坦式的,与古典小说的牛顿世界相对立。但从乔伊斯和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的时候起,小说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就不再被置于相对论方程的符号下,而是被置于不确定性原则的符号下了。新小说(nouveau roman)的时钟设置依据的是海森堡和异教的丹麦人,而不是虔诚的爱因斯坦。

后来,人们爱上了《词语》,它欢快地承认了主体以帕尔代朗骑士的模样来拯救世界的那种高傲。萨特似乎意识到了某种东西在玩弄着他。但他很快放下了过去的事物:“以后我变了。我准备将来叙述……追溯性的幻想已破灭……我心明眼亮,不抱幻想……我是一个觉醒的人,久疯痊愈,铲除了酸甜苦辣的疯根”(《词语》,第210-211页;中译见《文字生涯》,沈志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57页)。他当然在做梦,一边这样写着,一边却完全或几乎完全不相信。然而,他刚好足够的信心来让《词语》成为可能,他刚好有足够自贬的反讽和对这种反讽的刚好足够的包容来让这本书成为其忏悔录的一个辉煌的导言。写作是一种甜蜜的疯狂,我同意,但我还是写。这不是菲洛克忒忒斯(Philoctète),就像他相信的那样,而是亚里士多德所引用的说话者悖论里的埃庇米尼得斯(Épiménide):我发誓我违背誓言,这在萨德那里成了:我是一个可信赖的背叛者。《词语》的末页:“有时我怀疑我是否在玩输家算赢家的游戏。”的确,只是玩游戏的不是“我”,而是写作,并且,相信“我”在玩游戏,这已经让疯狂在它被诊断出来的那一刻变得无可救药了。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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