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勒内·德福雷

二月 16th, 2014

雅贝斯

“而如今我期待你问我那灼烧我双唇的问题。”

——《絮叨者》(Le Bavard

这是哪一个问题?或许是路易-勒内•德福雷(Louis-René des Forêts)的每一本书所提出的,最明显的问题。没有回答的问题,因为回答难以提出,只能以一个已被拒绝之答案的形式被提出,它不寻求解决,因为它预先就知道不存在解决。

但首先,我们必须问,谁在一切言说之处言说,在那里,真理是爱上了眩晕的词语的不可遏止之欲望的口头爆发;仿佛说我们不说什么,比在这个什么也没有上归零校正,更加紧迫。

但赌注是更大的。
正如我们对逾越的疯狂需要驱使我们向生存自由地敞开,把它完全地承担,然而,问题是服从穿越时间和空间的词语的不断移位,以便死去,不是死于每一个词语,而是死于一种如此无名,以至于和空虚相融合的死亡:让一切阅读得以可能的空虚。
一路上被一段扰乱一切追思的“错乱的记忆”所承载,词语,只记得它对未知之物的勇敢突袭,还有一个被其痛苦的缄默所支配的软弱之词的不可避免的失败。因为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离开那压迫并冒险扼杀它的沉默。
通过起身反抗一切取消它的事物来使自身幸存的过度尝试,意识到它只能反过来从内部取消自身而得成功。
如此的取消或许允许它作为一个词语而纯粹地言说;它自愿的死亡或许确保了其纯粹的生成。

但一个没有沉默的词语是什么,虽然它就是从沉默中浮现的?
我们必须埋藏谷物以让它结果。一旦它已开花,其死亡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所以,沉默只是为了陪同词语走向它的完满:沉默被献祭给词语,而词语反过来用一个类似的献祭使沉默得到满足,它用一个同样绝望的姿态偿还了它的债——仿佛只有死亡才能回答死亡。

“我们总在谈论的时候,并且总是傲慢地,滑向了最可怕的轻率。”[1]

庄重也穿越了轻率吗——或者,什么被当作轻率?

“所以,我们热切地寻找我们的秘密的真理,只是为了让表象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吗?”[2]

*

在那里,我们得到了关键的词语;但这里,真理是什么?问题毋宁是不可避免地滑向一个更远的真理。
能否,我们对这个不论持续多久的走向真理的运动的实际参与,就是我们抵达它的最好时机?

“……多么熟悉,一个滑落的真理,滑落时也把我们拉了下去。”[3]

所以,真理既不在起点——那里,它还不知道自己是真理——也不在目的地——那里,它发现它不再是真理。

“错误当然包含了正确,而整体呈现了真理的色彩。”[4]

真理无法宣称自己是普遍地正确的:它只能提议一个真理,它自己的真理。
围绕这样的提议,词语疯狂地旋转,如同被灯光所吸引的飞虫。
一切在童年时便被草草地勾画(这模糊的,不可定义的时代,既先行于又滞后于其言词的旅程,在那旅程中,词语首先为它们自己而说,它们不说,它们只为自己的耳朵而被说,它们把自己锁在它们的墙里,它们喝自己的唾沫——就像长大成人的“絮叨者”后来之所做),并将继续被我们最初之词的惊奇和苦涩的失望,所草草地勾画。

因此,本质的目的是不作说服。关键是能够维持甚或扩大词语的领域,以便允许它们永远在其勇气中重生。

“如果我再也不对你述说?如果我拒绝倾听?
“如果我再也看不见你?”[5]

那么,无疑,只有世界的不可渗透的缺席,一面随缺席破碎了的镜子。

“每个人都在欺骗别人并欺骗自己。”[6]

但真地是一个欺骗的问题吗?
“可见的领域”隐藏了一个更大的黑暗的领域。
进而,如果最初的目的是建立词语所特有的一个避难所——书?——那么,叙述者——作家——又如何能够知道,这个他所渴望的地方曾经并且将来总是一个沉默的深渊?

“而对我的哪怕一道踪迹的匮乏而言更加缺席。” [7]
一个仍在说“我”的人,不过是宣告了他的缺席,他站到边上,好让一个词语被带向它的期限,也就是,被带向其终极的、致死的湮灭。

在这个词语的任意一侧,拥挤着所有正在暂时地流通的词语。但它们从不触碰它,虽然它们也质疑它的自足和贫乏,虽然它们也拒绝问题,以赞同这个词语所引发的问题,但突然就没有了兴趣并自动地否认。

当共通的一切可能已被穷尽,当叙述者发现自己处于这个不可共通的舞台,他“突然拥有了一个任何词语都无法表达的预感的幻觉”,[8]如今,词与物之间的裂隙,如此不可跨越。

在这个毫不相似的极点,镜子仅仅揭示了它所捕捉的转瞬即逝的图像,一个在一丝不苟地表演着的戏剧——喜剧?——演员之间被投来投去的图像。

“告诉我们是谁的表象”或许只是一张面孔的还被记得的映像,我们并不肯定那就是我们的面孔,即便它宣称如此?
沉默占有了所有的词语,不久,词语将打破沉默。那么,词语只是我们所察觉的一块碎片?

但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言说——词语——的主要功能不是表达我们吗?我们言说,我们书写,难道不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吗?
表象,只有他者才能捕获。那么,我们借以知道我们是谁的这个他者,是谁?他,在镜子的无限里,仍是我们自己吗?
但或许,言说或书写的人,只是一个中间人,他介于词语和词语,词壳和词壳,镜子所返回的图像和他已经失去的自己的图像之间。

但“最终,不是一个关于他的问题吗?
“被质问的不恰恰是他吗?”[9]

绝不是一个关于他的问题,因为他躲避一切的问题。他绝不被质问,因为他恰恰不能问自己任何的问题。他只能问其他人的问题,不久,他人也不再让他关注,除了那个其表象为他所呈现的人。
……问其他人的问题,最终,就是问沉默的问题,沉默被打破了,只是为了从其无数的碎片中再次成形。

一开始,白纸就隐藏了镜子。或许,书写仅仅意味着缓慢地运作,以把它揭示。如此逐渐的揭示能是其唯一的目的吗?

再一次,一个尴尬的问题。提出一个回答意味着先天地扼杀这种径直地接近一个人自身的哪怕最小的冲动,以支持语言所嘱咐我们的那种温顺的、中立的态度。仿佛我们不得不站在语言之外,为了成为语言的一部分,为了仅仅成为语言,它追寻着自身被不断延缓的死亡。
总有一个词背叛不可言说者。通过这样的背叛,书写矛盾地恢复了它的尊严。
那么,这个“任何词语都无法表达的预感的幻觉”是什么?或许,只是一面转向了空虚,转向了死亡的镜子的幻觉,任何的图像,任何的词语,都不再把它烦扰。一个陌生世界的幻觉,玻璃背后的世界,它逃避眼睛,但可以被瞥见——惊讶的,透明的现实——如此的幻觉处于大胆之思的检验和沉默当中,正如它被非思的至高的无可容忍所吞没。
词语只能在时间中演化。虚无或许只是一种穷尽了其一切来源的沉默,一种处于沉默之边缘的沉默,在它的空间里,缄哑的,盲目的,僵硬的, 被烧尽了的。
书写,隔着这个距离,意味着在一个瞬间,重新点燃沉默。



[1] 《一位歌手的伟大时刻》(Les grands moments d’un chanteur)。

[2] 《镜中人》(Dans un miroir)。

[3] 莫里斯·布朗肖,《絮叨者》(Le Bavard)序。

[4] 《错乱的记忆》(Une mémoire démentielle)。

[5] 同上。

[6] 《镜中人》。

[7] 《海上悍妇》(Les mégères de la mer)。

[8] 《错乱的记忆》。

[9] 莫里斯·布朗肖,《絮叨者》序。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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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剑

二月 15th, 2014

雅贝斯

沉默的剑。沉默的裸。所有的沉默舞着一把剑,所有的裸,它的伤。
“我”的沉默内于其无限的言说。
在这“真理的地带”,死亡是法官。
审判。文本不过是那个无人逃避的难以缓和的审判。
作家和读者迷失于相同的词汇。
而大地裂开,而视野融合。
正是语言创造了风险。

“不论我多么习惯了观察自己,不论我对这种苦涩静观的喜好是多么地狂热,无疑有逃避我的东西,并且很可能是最显而易见的东西。视角就是一切,从我自己的视角画下的关于我的肖像总有可能在黑暗中留下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对其他人而言必定是最不能容忍的”,米歇尔•莱里斯写道。

黑暗的嘴!掠过深渊入口的剑。从不被说出的,不可说出的。我们会采纳空虚吗?我们无法反抗缺席。但战斗就在内部,在空无的皱纹里:皱纹挨着皱纹,中空挨着中空。
从不被说出的:那是中空?不可说出的,不可把握的皱纹?精致的,平行的线,透彻着你的延伸。
我们任自己被携于虚无,被拖向虚无。词语之间的通道,水域之间的通道,但不搅动它们,只是唤起相对的兴趣。
言说,为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讲述,讲述我们自己。一种失控的力突然掀起平静的海。
问题和回答不是出自一种认识我们自己的疯狂欲望吗,不是出自一种推倒我们周遭之墙的不懈的决心吗,怀着最终战胜沉默的希望——仿佛我们可以,仅仅带着我们的声音,填补空虚?

“自从我们已在对话之中……”荷尔德林写道。
一个为黑格尔所沉思并评论的诗篇:
“在所讨论的情形里”,他宣称,“为了真实地,真正地是一个人并如其所是地知道他自己,人必须把他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其他的人。他必须让自己被其他人所承认(在极端的、理想的情形中,被其他的所有人承认)。”

因此,他人是我们的镜子,法官,审判,宝剑。
词语没有可能的庇护吗?它全然是它自己,只当它被暴露。
它只能依仗它所挑战的他者之词来度量自己。

那么,对自己书写真地是书写吗?为自己言说真地是言说吗?的确,没有人孤身一人,而自言自语,毕竟,只是天真地繁衍着一个人生死的故事,它从头开始重复同一个故事的最小的细节,每一次,都为了一个不同的自我。简言之,一种数点的手段,数点我们的自身,重新数点我们自身。

书不总是向一个未知读者的好奇敞开吗?
公开这个对话意味着承担一切书写和一切言说所固有的风险。

我们已被阅读,已被倾听。我们再也不能躲避审判。不论是什么审判,我们的意识从此都依赖于它。
我们词语的重量从来都只是其世界的那部分重量。

因此,文本留存而无对象;词语,回撤而无回响。未来在河流的对岸,在太阳中,游戏。
海吞没了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呼唤,所有的尖叫,那不把它澄清的。来自异域的无名伙伴拥有巨大的特权:跨越书所抗拒的距离。因为书不在其词语的外部寻求庇护,而是在词语当中,隐匿于其诸心的心里。因而,书总引向一本仍待发现的书。

如同思想,真理——或我们误认的真理——不是媾合的产物,而是相反地,是格斗的产物,是在不断的运动当中,同一种野心勃勃的、傲慢的、敌对的真理或思想的粗野的格斗——那更加炫目的,只因在其难以察觉的,突如其来的错位中,它才可见。

如果我们并不畏惧这不可避免的格斗,这种同他人的残酷而关键的直面,那么,自传不是(不顾作者天生的沉默寡言)迅速变成了某种自鸣得意的实践吗?
我们遇到的总是他者。疯狂或许只是一种无言的解决,以一个摆脱人或世界的独一之词的名义,来消灭他者。
词语是双重的。在这双重性的中心,它被检验。

每一个文本,每一个话语,见证他者的最终胜利。他将总在我们之上统治,而我们很可能用书写来逃避其令人厌烦的支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会把书写视为一种解放的行动,但它解放作家只是为了让他更加屈服。

因此,没有他者,就没有终点,没有到期。我们每一次,在他脚下,奔溃,我们无法进一步追求一场我们身外的冒险,无法维持一种思想,一种话语,它们过于宽广,以致无法和谐一致,无法得出某个普遍的结论,普遍的结论无非是痛苦的不全,是悲剧而致命的无所定论: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
在每一次启程中都有抵达。既不是被预见的时间,也不是不可预见的绵延,被取消了的旅程。
我们只能在时间中被阅读。书写的时间是时间之外的一个时间,但它被时间所吸收并变得如此清晰可辨。
而以逃避时间为目的的私密的日志,恰恰是为了在时间之外保存词语,从这个角度看,它不也是逃避他者的至高尝试吗?
但如果它们总属于一种在自身之上被折叠起来的力量,又如何定义它的界限?
词语,自在地,只是一个洞。

真正的对话在光天化日下展开:同词语的对话,同我们之邻人的对话。它是米歇尔•莱里斯意义上的自传的实体,并因它而不朽。
那里,一个人在沉默的无限的边缘追问自己,一个让生与死获取完全之意义的边缘。诡计是一场影子游戏,隐秘的交谈。我们在正午诞生并死去。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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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词

二月 13th, 2014

雅贝斯

书回答书。

我同罗杰•盖鲁阿的友谊建立在书写之上。
首先,二十五年前,在开罗的一次短暂的相遇。相互而谨慎的同情。我疑心重重,促局不安。他也如此。我不掩盖这样的事实,即我对他的一些书持有保留的意见,而且带着怒气阅读并排斥其他的书。他欣赏我的坦诚。他无法容忍妥协。
我在他的作品上胆怯地迈进了几步,而他开始与我相遇。我告诉他,我曾贫乏地阅读他。我们作为朋友分开。
后来,我离开埃及并定居巴黎。那是1957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旅行。我见过他一两次。我告诉他,和批评家认为的相反——至少是从我看到的文章来判断——其追问的多样性表达了深刻的关注和焦虑。他的作品,显得随心所欲地傲慢和冷漠——我知道他偏爱“远远地写下”的作品——最终会被证明是我们时代中最受折磨的,因为它在四处没有说出或仅仅勉强地承认的一切。随后,对《棋盘方格》(Cases d’un échiquier)的阅读肯定了我的观点。
我还记得谈论他对死亡的迷恋,一个人如何在他的绝大多数文本中发现死亡对他持有的魅力。
就我而言,在1959年出版了一个庞大的诗歌和格言集后,我开始踏上一条不同的道路,一种关于起源和书的,顽固的,一页接着一页的追问,对此——对其形式和书写——他从一开始就有所响应。
探问废除界限。受问题所折磨的书,在极端的边界,被写下。
我们能够质问死亡吗?——我们别无所问。
如果那样,书写就意味着接受,更确切的说,寻求一种对死亡的永恒的直面。
进而,追问能否是一条纽带?从疑虑中诞生的追问,总在挑战,并把我们,两手空空地,交付于死亡?
对我们两人,它支配着我们的关系。
不可言说者处于可以言说者的底部。我们航行于表面:甚至是光滑的,透明的,或不透明的表面;但绝不是平的。
沉默和死亡——不可探索的死亡——无法被直接地表述。它们只能——哦,悖论——被转译,被暴露,通过其对立的潜在偏见。
就这样,我们被迫将沉默倾听,把死亡过活。
就这样,波浪的感性的、平滑的展开,如同其波峰和波谷的狂暴碰撞,揭示了大海的搅拌的完满。就这样,当我们紧密地探查一个被限制在其边界上的对象时,它把我们逐渐地引向不可见的边界,它就从那里浮现,变形。
罗杰•盖鲁阿总已试着去探索的神秘——“然而,我总已小心地保存了一个神秘的部分,它的起源正是我徒劳地追溯的”——并不像我们愿意相信的那样,处于存在者或事物当中,而是处于极限,在那里,它们不再重要。
从死亡到死亡,从沉默到沉默,一本书是一块里程碑,它绝非尽头。
绝非尽头,而是尽头的预备,一个意料之中的,几乎被人所希望的尽头;被人秘密地希望的尽头,因为对一场标记着危险的冒险而言,一个尽头的发明就是未来之安息的誓言,是带着尊严撤退的可能。
作家本能地知道,他只能在自己献身词语——如同一个人献身倾听,献身打扮,献身死亡——的疯狂事业中失败,但他假装不知道,更确切地说,他在拿起笔的那一刻,奇迹般地不再相信。因为我们无法坚持一项使命,除非我们相信。罗杰•盖鲁阿不是在《想象的途径》(Approches de l’imaginaire)中写道:“我已经懂得,不论我做什么,我能做的只是坚持”吗?
一件作品会是勇气的产物,但它首先是一个信仰的行动,一个切心的需要,一种遗忘的绝对必要,由此,作家才恢复了其最初的可用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创造的自由。
失败被转变为胜利并颤抖着被揭示出来。
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失败不只是注定不成功,而且,正如对一艘船而言,失败是撞向海岸,或者,由于无法做出更大的努力,只能忍受被拖拽上岸的羞辱。
为了反对这些各式各样的,总而言之悲哀的,并不值得羡妒的尽头,罗杰•盖鲁阿提出了《阿尔菲河》(Le Fleuve Alphée)的尽头,一切的拒绝,固执,忠诚的爱。
我们只能拯救我们所掌控的?
掌控是罗杰•盖鲁阿的主要关注。清晰,乃至可以无视。
他被铆钉于书写,他努力让书写远离可能淹没它的深渊,或许他已经发现,深渊就在内部。
如果他拥有这样一种对石头的激情,那是因为石头从时间之外承担着书写。
同样,石头独自把其黑暗的存在和其炫目的空无置入括弧——正如盖鲁阿自己试着在他最后的一本书中做的那样:“ 在这个作品里,‘置入括弧’一词规定了我一生的近乎全部。”
无数的,永恒的石,在其毫无响应的名字内部,已然游遍了所有的路,翻过了所有的峰,滚过了所有的坡,然后把自己献给我们的好奇和沉思。
奇迹之石,创伤之石,秘密之石。
基于书的友谊,既是最不占有的,也是最不让步的。最不占有,因为它建立在我们的差异上,建立在对这些差异的不可避免之加剧的完全接受上:道路内部的道路,或突然偏向道路边缘的未被走过的路。最不让步,因为它被书的每一页,每一个词,不断地,完全地,威胁着。
但或许,所有的书只是这样一种友谊的被写下了的表达,它在一个陌生人的友谊中寻找自身,而那个陌生人,已成为了我们的复像:敌对又共谋。
所有的括弧,因为无限的背景,而拥有空无,这个空无仍然是书。
还是那个人,他深情的在场总已让我欢欣。

读着这个文本(它,还有其他的文本,是《新法兰西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用来向罗杰•盖鲁阿致敬的),我注意到,我还没有为其荣耀写下一个颂词,或试着包含一件我长久以来熟悉的作品。我只是收集了一些反思,它们往往是疑问性的,紧随着一个被悬置了的,更大的疑问:如今,在一个陷入沉默的声音的阴影中,一种警觉之亲密的诸词,被分享着。

(“节省时间……这是我的伟大目的。”
“巨大的平静出自诸多的消遣和疲倦。
“不要想着我们自己,要追求一个事业,要对准一个目标。
“我们在风暴的眼中发现我们的中心。不然,我们已被吹走。
“‘我’堆起我们所说的那些沙粒只是因为其流动的速度。
“我只通过我所趋向的目的来定义自己——而这个‘我’只是张力。”

——让•格勒尼耶[Jean Grenier]
同路易•福歇[Louis Foucher]的访谈)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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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摘录

二月 12th, 2014

雅贝斯

(1983年,5月2日,米兰,
纪念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在其存在的最亲密、最沉默的部分中,将一个作家同另一个作家相连的东西,超乎赞美。这是其紧密的位置,就在一场取消了其差异的冒险的正中。
所以,在这个词语应和词语的友谊的位置上停留片刻,我愿变得悖谬并唤起沉默:在沉默中埋葬着书能够归还给我们的生与死的词。
书,它的天职,当然,是引起无尽的阅读,但它的神秘,一次,只为一个读者,只为它的读者,敞开。特别之相遇的十字路口,书只能通过繁衍来肯定自身,但任何偶然的或熟悉的破译者,能够凭一己之力推动它的命运。
作家是他的书。但我们不从同一扇门进入。我们毋宁总是通过我们自己来接近一位作家。我们仿效他的欲望把他变成了我们的造物,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地把我们自己的特点借给了他。他是我们的异己的自我,但不听从他的意志,而是听从我们的。因此,当我们敢于谈论他的时候,我们从不知道我们最终,是否,在谈论我们自己。
在此,我们今日的演说,纪念着一位强大的、缺席的人物:一个作家,电影制作者,小册子作者,思想家,斗士;最后,一个诗人——在诗人一词的全部意义上的诗人,一个伟大的诗人,因为他用一生来发现一个声音,一个词汇,一个句子,一首歌——不论是欢乐的,反叛的,还是悲苦的——一个图像,一个沉默。他知道诗歌是一个全然献身的行动,诗歌所言说的东西——它不真正地言说,不拐弯抹角地言说——只是那个想把诗人之词据为己有的人所承担的风险。
他要求绝对,他走向一种日夜萦绕着他的绝对,帕索里尼探索所有向他敞开的道路,所有可能的和不可能的道路,直至那条致命的道路,他知道它的致命,他悲剧的死亡已让我们瞥见。
他把他对人及其语言的研究带到了一个至高的层面,他谴责一切堵塞其道路的东西,那些突然看似无礼的挑战,面对不可容忍的障碍,他只能通过毁灭自己来毁灭它们。
没有人以一团更强大的火焰,为人和人的真理,而燃烧,那或许只是一个人用来承担其邻人和真理的爱。
答案就在它所传达的问题里。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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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摘录

二月 12th, 2014

雅贝斯

(1982年4月21日,巴黎,
法国犹太教基金会)

我们冒犯一本书是为了把它阅读,但我们把它合着献出。

……因为我的全部存在都受制于法语,我知道我在我们国家的文学中占据的位置,严格地说,并不是一个位置。与其说是一个作家的位置,不如说是一本不符合任何范畴的书的位置。那么,一个由书所定义,并立刻由随后的书所宣告的位置。由被书写者所腾出的书写的位置,仿佛书的每一页都让我们来占据,只是为了允许我们通达下一页,仿佛书在一个被居有的空间中制作并瓦解它自己,而那个空间,一旦被词语所覆盖,就成为了书的空间。
在那个把我的作品带向其幻觉之完成的巨大运动的内部,也是如此。
没有中心。一个点引起了另一个点,围绕着那个点,一种偏离中心的述说确立了自身,一种疑问发展了起来。无可返回的点。
这一位置的缺席,可以说,我宣称为我所有。它肯定了书是我唯一的栖息地,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栖息地。我所生活的一个更加广阔的非位置之位置。
一个词,从其他所有词的沉默中浮出,而这样的沉默也是荒漠。
如果我不得不在我的书中定义词语,那么,我会说,它们是沙子——沙粒——的词语,在一个短暂的瞬间变得可听,可见,密切留心的词语,极其古老的记忆。
荒漠的经验既是词语的位置——它在那里是至高的词语——也是在无限中失去自身的非位置。因此,我们从不知道我们是在它涌现的时刻抓住了它,还是在它开始慢慢消退的时刻抓住了它:令人目眩的时刻——它的流溢,或难以察觉的消逝。
或许,我们只能听见一个临近其死亡的词,因为任何的开端都知道它在其自身内部的终结。仿佛一个词,为了被人完全地把握,也必须见证它从诞生到死亡的变迁:从它的兴起所照亮的虚无,到它没落之际所重新融入的虚无。
在这个例子里,创造仅仅意味着表明一个对象的诞生和死亡。我们言说,我们书写,只在片刻。绵延,不是给我们的。
词语的重量当然不过是穿越人之经验的词语之经验的重量,一个共同之过去的重量,一个共享之未来的一瞥。
显然,某些词语承担着我们能够拥有的全部感受,例如,“爱”和“死亡”,这两个词,对我们所有人,并不产生相同的共鸣。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自己的故事,关于我们的日日夜夜的故事,带着我们的欢乐和痛苦,我们的泪水和笑声,站在它们背后。我们用词语(我们是词语的猎物)的无能揭示的只是这样的故事,词语无力持守这个故事。
但在讲述我们的故事时,它们如何也让我们重新体验了一个在我们自己身上被记录的,比我们更加古老的故事?
倾听一个词意味着,在它的回音,在它的无限的延长中,特别地听。书,就建立在对这些东西的倾听之上。
对这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犹太作家吗?”,我总已回答道:“我是一个作家和一个犹太人。”一个最初或许令人不安的回答,但它出自我的极度的留心,即不要把任何一项还原为我可能连带地谈论的东西。
然而,正是在宣称我自己是一个作家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已经是犹太人。某种意义上,作家的历史和犹太人的历史都是它们所声称的书的历史。
正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追问允许我接近犹太人的追问,在其全部的重量中。仿佛犹太人的前行在一个既定的时刻成为了向着书写的纯粹前行。
不论是塔木德的还是卡巴拉的,犹太人同书的关系,和作家同其文本的关系一样地炽热。它们具有相同的渴望,要学习,要求知,要破解它们的被刻入了每一个字母的命运,上帝已从字母中撤出。它们的真理,如若不同,又有何妨。那是其存在的真理。那是其语言的真理。两本合而为一的书的词语。因为犹太作家并不必然是那个在其书写中把特权赋予“犹太人”一词的人,对他而言,“犹太人”一词被包含了在词典的所有词语里,一个词,对存在而言越是缺席,它便自行地,越是它们的每一个。
“犹太人”一词随同每一个犹太人诞生并死亡,一道时刻更新的古老创伤的词。
六百万被焚烧的身体用它们所永恒化的恐怖图像把我们的世纪一分为二。
谁能衡量那场仅仅为了记得其无辜而忘了其起源的苦难的程度?
不,一个犹太人的主题不足以构成一本犹太人的书。犹太人的故事,更多地是在书写,而不是在趣闻,忏悔和本土的色彩中。你无法讲述奥斯维辛。每一个词都向我们讲述它。
存在着这样一个作为犹太书写的事物,它令人不安,因为它总已经成功地幸免于难。在它所栖居的书写内部的书写。你认得它,因它顽固的决心,要找到权宜之计,要追问自身,要一再地走向不可言说者。眩晕的话语向着一个未来绷紧,而这个未来的脆弱,它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焦虑的词,警醒而友爱,超越审判,超越其自身的共通。
受束于文本,犹太人面对自身的真相,他活着,通过有良知地重复每一个词,一个被他变成了其名字的词的希望和悲苦。
犹太人的词是书对之敞开的深渊的词。
犹太人和作家经历了同样的永恒的开始——那不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对被书写者的同样的惊奇,对仍待阅读和言说的东西的同样的信仰。上帝是他的词,而这个活生生的词必须被永远地重写。笃信的犹太人只能通过书走向上帝。但他对原初文本的评注不是对神性之词的评注,而只是对人性之词的评注,人性之词因神性之词而眩目,正如飞蛾因灯光而眩目。它注释了飞蛾的狂热,而非令人目盲的光。虫和书的命运都是在焚烧中毁灭,但它们的死亡不以同样的方式,或处于同样的时空。通往文本的途径很多,通常还是神秘的。书的道路是由词语所展露,由问题所维持的直觉,倾听,专注,拘谨和大胆的道路。走向敞开的道路。
一个真理,它并不每每被察觉为一个新的真理,它能否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真理?神居于永恒,而人在生命中走向我们的思想试着去发声的死亡。不朽的词对抗一切有限的词。书见证了这场任何一张纸都无法解决的冲突。但上帝只活在人的词语里,上帝由人的词语所产生并毁灭。共享的痛苦。
最本真的宗教述说能是无神论者的述说吗?我们并不真正地言说,除了在远处。任何一个词都被切断了。这样的分离就是每一个词所迎面撞向的无法忍受的缺席,正如每一个既定的名字都迎面撞向了不可说出的神圣的名字。
然而,分离是为了被认出——因为我们不是需要词语之间空白的空间,沉默的断裂,来阅读或倾听词语吗?——除了这样的缺席,词语彼此不再联系。
我已试着在我的作品中,让词语所跟随的运动变得可以察觉,从词语所打破的之前的沉默,到它们安静之时所引入的沉默。书的无限。
我的作品(我总胆怯地这样来称呼)往往被说成颠覆性的。如果它看似如此,那只是因为,我苦于我的不确定性并决心克服它们,我毫不羞愧并毫不犹豫地展示了我的矛盾。
矛盾让人心烦,甚至将人激怒,因为它们消解了判断。
一旦脱离我们的嘴巴,词语便进入流亡。认同词语意味着拥抱我们的未来。
为什么从子宫中被拉出的新生婴儿的哭喊是痛苦的哭喊?无疑是因为,当它用自己的语言宣告自身的时候,它是生命的哭喊,那已是流亡的哭喊。
经由我们的词语,我们永远是婴儿的这声哭喊,寻找一张熟悉的面孔,寻找一个温暖的乳房,寻找爱。
如图黑夜里的一颗星,一个词在空白纸页的中心流亡。所有的词都参与这样的流亡。
我们只问流亡的问题,缺席的问题。我们别无所写。
如果一个回答确立了它的位置,一个问题就让那个位置成为它的宇宙。问题没有位置,如果它不是一个关于位置的问题。回答意味着睡眠,思维。清醒意味着追问。当我把特权赋予后者的时候,我已经毫不费力地保留了敞开。对我来说,从未有一个位置不是一个出自位置的敞开。
我就这样让书活着。
我想要推得尽可能地远,那对我意味着推向可言说者的边界,我所是的犹太人和我身上带着的书之间的逐渐的调解。但我说的是哪一个犹太人和哪一本书?或许都不是,而只是忠于一个来自荒漠的词,一个为犹太人自身所有的词(因为它也出自我们全部被碾碎了的词),忠于一本绝对的、神秘的书,每一本书都徒劳都试图复制的书。
我们同犹太性的关系,同书写的关系,是一种同陌生性的关系,既是原初意义上的陌生,也是其已经获得的意义上的陌生。它可以在我们的无条件的中心,把我们变成陌生人当中的一个陌生人。
身份或许是一个陷阱。我们是我们所生成的人。
那么,是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作家,意味着同时采取一个犹太人的超越和一本书的超越的不可超越的完满。
而最大胆的挑战会是,在每一步上,发现同绝对者之一切关系的不可度量性的秘密尺度。
就短期而言,不可能者意味着超越的失败。拒绝这样的失败会把不可能变成充满冒险的可能。
这是我们的自由。
我想用三段引文来结束:
首先,是来自艾玛纽埃尔•列维纳斯:“如果你追问你的犹太身份,你已经失去了它,但你仍坚持着它,因为如若不然,你可以回避追问。”
其次,是来自莫里斯•布朗肖:“书写者在流亡,从书写而来的流亡。那是他的国度,那里,他不是先知。”
最后,是借用我书中的一个想象的人物,我就躲在他的身后:“面对让每一个作家瘫痪的书写的不可能性,面对两千年来折磨犹太民族的犹太人之存在的不可能性,作家选择书写,犹太人选择幸存。”

“在犹太教看来,当然存在着一个必须由圣徒所渗透的亵渎的领域。”

——杰舍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
《忠诚与乌托邦》[Fidélité et utopie],玛格丽特•德尔莫特[Marguerite Delmotte]和贝尔纳•杜普伊[Bernard Dupuy]译

“犹太教的力量”,他说,“是以唯一真理的名义唤起矛盾。”
并补充道:“对真理而言,每一天都是胜利的一面镜子。”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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