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槛

八月 9th, 2013

阿甘本

公元529年,查士丁尼大帝在反希腊派的狂热演说家的鼓动下,下令关闭雅典哲学学院。所以,大马士革乌斯,当时在职的院长,就成为了异教哲学的最后继业者。他试图通过宫里的一些朋友来逆转君王的决定。但他们承诺的帮助到头来只是提供一个行省的图书管理员的津贴,以抵消学院财产和收入的充公。被迫害的可能驱使院长和他的六个最亲密的学院助手把书籍和财物装上一辆马车,到波斯王霍斯鲁·努什万的宫廷中寻求庇护。就这样,希腊人——更确切地说,“罗马人”,就像他们自己这么称呼的——再也不值得保存的最纯粹的希腊传统,最终进入了蛮族的保管。

继业者不再年轻;他自认为专注于不可思议的故事和灵魂之幻象的时光早已一去不复返。在泰西封的宫廷中生活了几个月后,用评论和批判的版本来满足君主的哲学兴趣的任务就交给了他的学生普利西安和辛普里丘。同一个希腊抄写员及一个叙利亚管家一起住在城市北部的一个与世隔绝的房子里,大马士革乌斯决定用生命的最后几年来写一部作品,题目就叫:《论第一原理的危机与解决》。

他完全清楚,他试图采取的问题不是另一个哲学问题。柏拉图本人不是在一份就连基督徒也认为重要(虽然他们没有真正地理解)的信中写道,第一原理的问题是万恶之源吗?但他又补充,这个问题在灵魂中引发的痛苦就像分娩的阵痛,除非一个人真正地诞生了什么,否认灵魂永远找不到真理。所以,年老的继业者在作品的开篇毫不犹豫地提出了他的命题:“我们所谓大全的唯一的、至高的开端,超出了大全吗?或者,它是大全的某一确定的部分吗,例如,一切在它之前的事物的高点?进而,我们必须说,大全是具有开端的一,或者,它跟随开端,源自开端吗?因为只要承认这样的选择,就会有某种在大全之外的东西,而那如何可能?无所缺失者,事实上,就是绝对的大全;但开端缺失了,所以,在开端之后、在开端之外的东西不是绝对的大全。”

据说,大马士革乌斯为他的作品花费了三百个日夜,这恰好是他在泰西封流亡的时间。他偶尔中断几天或几周,而那个时段,其事业的空虚就透过一层迷雾在他身上隐隐地浮现。我们读到的文本散布着这样的句子:“纵然工作缓慢,我似乎还没有得出什么结论”,或者,“愿神对我刚写下的东西感到满意!”,或者,“我的阐述能够得到的全部赞誉就是:它通过认识到自己的无力明察,不得明见而自我谴责。”但他随后继续工作,直到下一次中断,直到不可避免的新的危机。因为思想如何能够提出有关思想之开端的问题?换言之,一个人如何能够理解不可理解之物?显然,这里讨论的东西甚至不能被理解为不可理解的,甚至不能被表述为不可表述的。“它是如此地不可知,以至于它甚至没有不可知者的本质,而且,我们无法通过宣称它的不可知,来蒙蔽自己,以为自己知道它,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可知。”这就是为什么,西里阿努(他也是其第一位老师,马里努斯的老师,并且,他被认为是不可超越的)的学生,曾经写道,既然不可知者没有名字,我们就可以通过给ἔν的元音ε加上吐气的重读来思考它。但——显然——这种接近江湖医术的想法几乎配不上一位哲学家。在《论危机》中,大马士革乌斯不会用这种方式,不会通过一个不可读的符号或一个吐气音,来表达那个在气音或书写之外的不可思考者。所以,一天晚上,当他写作的时候,一个图像突然之间跃入了他的心灵,并且——他认为——那会指引他得出作品的结论。但那不是一个图像,而是类似于某种完全空洞的空间,只有图像、气音或词语会在那里实际地发生。更确切地说,它甚至不是一个空间,而是一个地点的位址,可以说,一个表面,一个绝对光滑、平坦的区域,在它上面,任何一个点都无法和另一点区分。他想起了他出生的那个农场里的白石庭院,夜晚,农民在那里打谷,把谷粒和秕糠分开。他寻找的东西不就像一个打谷场吗,它本身是不可思考和不可言说的,但在那里,思想和语言的打谷机把一切东西的谷粒和秕糠分开?

图像让他喜悦,并且跟随着它,一个词语,之前从未听到的词语,来到了他的嘴边,这个词把打谷场或打谷区的概念,和天文学家用来指示月亮或太阳之表面的概念,带到了一起:ἄλως。不,这对他想要说的东西,并非一个坏的解决。他坚持这个,并且不再增添。“显然”,他写道,“关于绝对的不可言说者,我们甚至不能肯定它是不可言说的,而对于太一,我们不得不说,它从名字或话语的一切构成中撤退了,就像它从一切的区分中,例如,从可知者和认知者的区分中,撤退了一样。必须把它思考为一种平坦而顺滑的光晕,在那上面,任何一个点都无法和另一个点去开;作为最简单、最能理解的东西;不只是一,而是全一,是一切之前的一,不是一切的一……”

大马士革乌斯立刻把他的手挪开,看着他已在上面草草地记下了其思想的写字板。突然,他想起了论灵魂的书中的话:哲学家把理性的潜能比作一块什么也没写的白板。为什么他之前就没想到呢?这才是他日复一日徒劳地想要抓住的东西,这才是他通过难以瞥见的、令人盲目的光晕发出的短暂的火花,不断地追寻的东西。思想能够抵达的最极端的界限,不是一个存在,不是一个地点或一个事物,无论它们如何地清除了一切的性质,而是其自身的绝对潜能,是表述本身的纯粹潜能:书写板!被他一直当作太一,当作思想的绝对他者的东西,只是质料,只是思想的潜能。而被抄写员的手刻满了印记的整部漫长的书卷,不过是一种再现那块什么也没写的,完美地赤裸的书写板的尝试。这就是为什么,他无法完成他的作品:无法停止书写的,是这样一个东西的图像,它从不停止“不书写”本身。不可把捉的他物在一当中得到了映照。但一切最终变得清晰:如今,他可以打碎写字板,停止写作。更确切地说,如今,他可以真正地开始。他相信自己理解了这个格言的意义:通过认知不可认知者,我们认知的并非某种关于不可认知者的东西,而是关于我们自己的。那绝非最初者的东西,让他,在它的黯淡中,瞥见了一个开端的微光。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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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的观念

八月 8th, 2013

阿甘本

“它出现(显得)”——这个动词的语法是多么地奇怪!一方面,它意味着“看似”(videtur):“对我,它似乎是,它显现为一种相似或类似,因此可能是欺骗性的”,另一方面,它意味着“照耀”(lucet):“它闪耀,它明显地突出”;在这里,一个潜在的因素依旧隐匿于它自身对视觉的服从;在那里,一种纯粹的、绝对的可见性,没有阴影。(在被完全地建构为一种,可以说,表象之现象学的《新生》[Vita nova]中,这两个意思被不时地、有意识地对立起来:“我似乎[mi parea]在我的房间里看到了一朵火色的云,在那里头,我察觉到一个人影,其外貌对看者而言充满了恐怖;他以其自身的全然之欢乐,向我显现[pareami]……”圭尼泽里[Guinizelli]把两者讽刺地区别开来,仿佛是为了更好地展示它们的混同:“似乎[pare]比月亮之星照耀[splende]得更多。”)

两个意思是不能完全分离的,并且,有的时候,决定一个意思或另一个意思并不容易:仿佛每一次照耀都暗含着一种相似;仿佛所有的“出现”都暗含着“看似”。

在人脸上,眼睛打动了我们,不是因为它们令人印象深刻的明澈,而是恰恰相反地,因为它们对表达的顽固抵抗,因为它们的隐晦。如果我们把目光真正地集中到他人的眼睛上,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有关他的东西,以至于他的眼睛把我们还给了自己,更确切地说,我们被还给了我们自己的微型图像,“瞳孔”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这个意义上,目光的确是“人的残余”——但人的这些残余,面孔的这种深渊一般的隐晦和贫乏(在面孔上,情人往往迷失了自己,而政客则清楚地知道如何修正它,以使之成为一个权力的工具)就是一个人灵性的唯一的、真正的封印。

在印欧语言里,拉丁语的脸(voltus)——意大利语volto[脸]的词源——只有在哥特语wulthus中才找到了其完全的同义词。在乌尔菲拉(Ulphilas)翻译的《圣经》中,voltus这个词并未用来意指“面容”(西塞罗早就评论道,希腊人没有这个词的等同物:“我们所谓的面容”,他写道,“在一切动物身上都不存在,只能在人身上存在,并指示人之道德元素的东西:对于这个意思,希腊人并不知道,而且,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替换词”),而是翻译了希腊语δόξα,意即神的荣耀。在《旧约》里,荣耀(Kabod)指示了向人显现自身的神性,更确切地说,这样的显现是上帝的一个本质属性(δόξα在词源上意味着:表象,相似)。在《约翰福音》中,信基督者不需要神迹(σημεῑα,奇迹),因为他直接地看到了他的荣耀,他的“面容”。这在十字架上完全地暴露出来,十字架乃是穷尽一切神迹的终极“神迹”。

我看着某人的眼睛:眼睛低下了(这是一种畏缩的羞耻,即目光背后,处于空虚之中的羞耻),或者,它回视着我。它可以放肆地看着我,展示它的空洞,仿佛在它背后,有另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那双眼睛不仅知道空洞,还把空洞当作一个不可渗透的隐匿之所。或者,带着一种毫无保留的纯洁的恬不知耻,它允许爱和词语在我们目光的空洞中浮现。

色情摄影的一个精心算计的策略是让主角不时地望向观者,因此表明他们知道自己被暴露在凝视之下。这种出乎意料的事件与这些图像的消费所暗含的构想,即看不见的观者要让演员大吃一惊,发生了剧烈的抵触。而这些有意识地挑战凝视的演员,就迫使窥淫癖者直视他们的眼睛。

因为只要惊讶的短暂瞬间持续着,在这些卑劣的图像和那些观者之间就会流露出某种类似于一个真正的爱欲之追问的东西:无耻与透明相邻,而幻影,一瞬之间,成了绝对的光辉。(但只有一瞬之间:显然,这里的意向阻断了完美的透明;他们知道自己正被人凝视并且是有偿地知道这点的。)

在视网膜的神经分布上,让被反射的图像成为视像的那个点,必然是眼睛的盲点。眼睛围绕着这个看不见的中心组织视觉——这也意味着,视像被完整地组织起来,是为了阻止你看到其自身的盲目。仿佛一切的敞开都在其中心包含、设立了一个不可取消的潜在之物,仿佛一切的光明都囚禁着一种本质的黑暗。

这个盲点对动物而言是永远隐匿着的,因为动物如此紧密地贴附于自身的视觉,以至于它们从不泄露自身的盲目并把盲目作为一种经验。所以,动物的意识在它被给予的那一刻就消失了;它是纯粹的声音。(为此,动物不知道表象。只有人专注于作为图像的图像;只有人知道作为表象的表象。)

以其全部的力量紧紧地抓住这个盲点,人将自身建构为一个有意识的主体。仿佛他绝望地想要看到自身的盲目。因此,对人而言,刺激和反应之间的一种延滞,一种不连续性和一段记忆,就让自身暗暗地潜入了每一个视像。当表象第一次将自身与物分开的时候,相似也与照耀分开。但这个黑暗的污点——这种延滞——允许某物存在,即允许某物是存在者。物,只有对我们而言,才存在着;物,只有对我们而言,才摆脱了我们的需要,摆脱了我们同它们的直接的关系。它们存在着:纯粹地,不可思议地,难以把握地。

但一种盲目的视觉能够意味着什么?我想要抓住我的隐晦,抓住我身上始终不被表达、不被说出的东西;但这恰恰是我自己的敞开,我自己的存在不过是一个面容和一个永恒的表象。如果我真地能够看见我眼中的盲点,那么,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这就是神秘主义者说的上帝所居住的黑暗)。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面容都约缩为一个表达,都固化为一种性格,并以此方式消失,在自身之上崩塌。性格是面容在那一刻的鬼脸:它开始意识到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表达,并因此绝望地退到自身背后来寻找自己的盲目。但这里会被抓住的只是一种敞开,一种纯粹的可见性:只是一张脸。面容不是某种超越脸的东西——它是赤裸之脸的展示,是脸对性格的征服:词语。

而语言被给予我们,难道不是为了把物从其图像当中释放出来,把表象带向表象本身,带向其荣耀吗?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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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的观念

八月 8th, 2013

阿甘本

献给伊塔洛·卡尔维诺

I.龙树在安得拉地区广泛地游历,不论在何处停下,他都向那些渴望学习的人传授“空”的教义。有时,他的对手碰巧混在他的弟子和旁观者当中,而龙树不太情愿地被迫反驳他们的论点并拆除他们的论证。这些在芬芳的寺庙门廊或喧闹的集市中进行的讨论往往给他留下某种的苦涩。但让他苦恼的不是正统僧侣的非难,他们称他为虚无主义者并指责他破坏了四谛(他的教导——如果理解无误的话——只是四谛的意义)。甚至不是隐士的嘲讽,他们就像犀牛一样只为他们自己培养启蒙,他们让龙树感到厌烦(他曾经,并且一直不是这样的一头犀牛吗?)。让他苦恼的是那些逻辑学家的论证,他们甚至不像对手一样主动站出来,而是宣称他们和他自己一样信奉相同的教义。他们的教导和他自己的教导之间的差别是如此地微妙,以至于他自己有时也难以把握。但从他自己的立场出发,一个人无法进一步想象任何的东西。因为它事实上是关于“空”的同一个教义,只是表述不同罢了。他们动用了理性的原则和既定的成果,以表明万物皆空,但他们还没有达到这些原则揭示自身之“空”的境地。简言之,他们赞成一切原则缺席的原则!因此,他们传授知识而不教人觉醒——他们传授真理而不教人发明。

近来,这一不完美的教义甚至成功地渗入了其弟子的沉思。当他骑着一头驴子向维达尔巴行进时,龙树便仔细地考虑这些思想。道路在一座高大的、淡红色的山上迂回,下面是无边的牧场,其间点缀着池塘,映照天上的云彩。甚至月称,他挚爱的学徒,也陷入了错误。但他如何反驳而不停留于表述?随着他的膝盖夹紧了他的坐骑,他的目光在道路的岩石和苔藓中迷失,龙树开始在心中勾勒那些将会成为《中论颂》的话。

“那些声称真理就是教义,就是真理之表述的人,把空当成了一个东西,他们把表述之空当成了表述。但对表述之空的意识不是一种表述:它只是表述的终结……你想要把空当作抵御痛苦的庇护,但一个空如何能够庇护你?如果空本身不保持为空,如果你把存在或非存在归于空,这并且只有这才是虚无主义:把一个人自身的虚无抓为猎物,把它当作抵御空无的庇护。但圣人处于痛苦之中而找不到任何的庇护,任何的理由:他留在痛苦的空无当中。为此,哦,月称,他以为空是一个观点,甚至是一个不可表述的表述,不可言说者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物——这些就是诸佛有权称之为不可救药的人。他就像一个过于急切的顾客,当商贩说,‘我不会给你货物’时,他回答道:‘至少把那个叫做无的货物给我……’不论谁看到了绝对者,他就看到了相对者的无。但这恰恰是最难的考验:如果,在这一刻,你没有理解无的本质,并继续把它当作一个表述,那么,你就陷入了语法学家和虚无主义者的草率;你就像一个不懂得如何抓蛇的巫师被蛇咬了一样。如果你耐心地留在表述之空当中,如果你不把它当作一个表述,这,哦,有福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中道。相对的空不再和一个绝对者相关。空洞之相不再是无的相。词语从空无中得出完满。表述的这种平和就是觉醒。唤醒自己的人只知道他曾经做梦,只知道其表述的空,只知道沉睡者。但他如今回想的梦不再有所表述,不再有所梦。”

II.“我在深夜回到了佩鲁贾;时值冬季,道路泥泞,天气寒冷,我衣服的边缘结上了冰锥并不断地碰击我的腿,鲜血从伤口中流出。我浑身是泥,打着冷颤,来到门前,在我敲门并呼喊了几次后,一位弟兄过来问我:‘你是谁?’我回答说:‘弗朗西斯兄弟。’他说:‘走吧,现在不是四处游荡的时候,你不能进来。’我一再坚持,他回答说:‘走吧,你真是一个蠢货;我们有这么多人,我们不需要你。你这个时候显然不要来我们这儿!’我再次站在门口说:‘为了上帝的爱,让我呆一晚吧。’他回答:‘休想。去持十字架的人那里问问吧。’我告诉你们:只要我有耐心并且不心烦意乱,这里就会有真正的欢乐,真正的美德,以及灵魂的拯救。”

弗朗西斯在非承认中找不到庇护;身份的缺席绝对无法建构一个新的身份。他坚持重复说:我是弗朗西斯,开门!在这里,对表述的超越不是通过另一个更高的表述来实现的,而只是通过它自己的展示,通过它自己的进行到底。作为一道门槛,无足轻重的名字——纯粹的主体性——就被囊括在欢乐的大厦中。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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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观念二

八月 8th, 2013

阿甘本

纪念英格伯格·巴赫曼

一道独一的光线将照亮卡夫卡的故事《在流放地》,如果一个人意识到,流放地前司令官发明的酷刑机器其实就是语言。但同时,它也变得甚至更加复杂。在故事里,机器原本是一个审判和惩罚的工具。这意味着,语言,对人来说,终究也是这样的一个工具。流放地的秘密和一部当代小说中的人物揭示的一样,他说:“我会告诉你一个可怕的秘密:语言是惩罚。一切事物必须进入语言,并根据其罪行的大小在那里毁灭。”

但如果这是一个赎偿罪行的问题(军官绝对清楚这点:“罪责无可质疑”),那么,惩罚的意义在于何处?这里,再一次,军官解释得很明白:关键是第六个小时。在“耙子”把犯人拒不服从的命令写入肉体的六个小时后,犯人开始辨认文字:“第六个钟头里犯人是多么安静哟!连最蠢的家伙这时也灵醒了。这个过程由眼睛四周开始,由此延散开来。看着这种景象,使人禁不住都想跟着躺到‘耙子’底下去。往后就没有多少好看的了,犯人只不过是开始解读写上的字而已,嘴巴向前撅着,状似悉心倾听。您也看到了,用眼睛辨认那些文字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我们‘耙子’上的犯人要凭自己身上的创口进行解读,自然就更费劲了;他要花上六个钟头才能最终读懂。这时,‘耙子’将他完全刺透,叉起来扔进坑,‘扑哧’一声掉在血、水和棉絮里。”(参见卡夫卡,《在流放地》,萧培生译。)

所以,犯人在其最后的时辰中成功把握到的是语言的意义。人——我们会说——作为言说的存在者过着他们的生活,却不理解言说的意义;但每个人的“第六个钟头”都会到来,那时,最蠢的家伙也不禁理解了。这当然不是理解一种逻辑的意义,即某种一个人可以用双眼读到的东西;而是理解一种更深的意义,它只能通过创伤得以辨认,并且属于一种仅仅作为惩罚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逻辑在判断中有其专门的领域:逻辑判断事实上完全就是刑罚判断,就是刑罚判决。)理解这种意义,度量一个人自身的罪责,是一项艰难的使命,而只有当这项使命完成了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够说,正义得到了实现。

但这样的阐释还没有穷尽故事的蕴意。相反,只有当军官认识到自己无法说服旅行家,于是,他把犯人放了并取代了犯人在机器上的位置上时,其中的蕴意才开始真正地自我揭示。这里的关键在于,铭写的文字必须被刻入他的肉体。它没有一个和写在犯人身上一样的具体命令的形式(“要尊敬你的长官!”),而只是纯粹的命令:“要公正!”但恰恰是当装置试图写下这个命令的时候,它不仅崩溃了,还错误地执行了任务:“‘耙子’不是在写,而只是向下戳……这毕竟不是动刑场面,这简直是形同谋杀。”所以,军官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应得之救赎的迹象:“别人在机器里得到的,军官却没有得到。”

在这个点上,出现了两种可能的阐释。根据第一种阐释,扮演审判者的军官事实上违背了“要公正”的戒律,因此必须遭受惩罚。但机器,不公正者的必要同谋,必须和他一起被摧毁。军官没有在自身的惩罚中找到其他人相信可以找到的救赎,不难由这样的事实来解释,即他事先知道了要刻写的文字。

但另一种解读同样可能。根据这种阐释,“要公正”的命令不是军官已经打破的法令,而是毁坏机器的指令。而军官已经完全地意识到了这点,因为他告诉旅行家:“‘那么该是时候了,’他终于说道,突然看着旅行家,两眼明亮,蕴含着某种恳求、某种希望参与的召唤。”毫无疑问:他带着摧毁机器的意图,把指令塞入了机器。语言的终极意义——故事如今看似在讲述的东西——就是“要公正”的命令;但语言机器绝对无法让我们理解的,正是这个命令的意义。更确切地说,为了做到这点,语言机器只能停止执行其刑罚的功能,只能崩裂成碎片并从惩罚者转化为谋杀者。由此,正义战胜了正义,语言战胜了语言。军官没有在机器中找到其他人已经找到的东西,如今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了:在这一刻,语言没有留下任何供他理解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表达和活着的时候一样:目光平静而充满了信念,一根粗粗的铁刺穿透了他的额头。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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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的观念

八月 8th, 2013

阿甘本

I.一个人总是并且只是恐惧一样东西:真理。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用来构成真理的表述。恐惧,事实上,不只是我们在面对一个我们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向自己再现的真理时,勇气的缺失:甚至在面对真理前,恐惧就已经暗藏在这样的事实里了,即我们已向自己制作了一个真理的图像,我们无论如何已经命名了真理,已经预感到了真理。正是一切表述所包含的这种古老的恐惧,在谜当中找到了它的表达和解药。

这并不意味着,真理是某种不可再现的东西,是某种我们总是用自己的表述来匆忙掩盖的东西。真理毋宁只在我们承认真理或承认表述之虚假的那一刻之后,才立即开始(真理在表述中只有形式:“它就是这样!”或者“我错了!”)。所以,关键是,表述在真理之前的一瞬间停止了;所以,唯一真正的表述也再现了那道把它自己和真理分开的裂痕。

II.一个有关柏拉图的故事:一天,年老的柏拉图把他的学生召集到学园里,并宣布他要谈论善。既然他只有在提及其学说的最内在、最隐匿的核心——某种他从未明确处理的东西——时才使用这个词,那些在半圆形的露天座椅上聚集的人(其中有斯彪西波、色诺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和奥帕斯的菲利普)便产生了一种不难理解的期待,甚至某种的紧张。但当哲学家开始谈论的时候,大家发现他的话只是触及数学、数字、线、平面和星辰运动的问题,最后,当他宣称善就是太一时,众弟子首先大吃一惊,但接着开始互换眼神并握手,直到一些人默默地离开了走廊。就连亚里士多德和斯彪西波那样留到最后的人,也尴尬得说不出话来。

所以,柏拉图,他之前总是让自己的学生提防问题的专题化处理,并在自己的写作中有意识地为虚构和故事留出空间,这一回,他自己成为了学生眼中的一个神话,一个谜。

III.曾有一位哲学家在漫长的思索后开始相信,书写的唯一合法的形式是让他的读者对其书写试图引出的真理之错觉免疫。“如果我们发现”,他重申,“耶稣或老子写了一部侦探小说,那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得当的。同样,一位哲学家无法就问题持有一个论题或表达某些观点。”为此,他决定遵从那些像辩护、寓言、传说一样简单而传统的形式,也就是苏格拉底至死也不曾鄙夷过的东西,并且,它们似乎好意地警告读者,不要把它们太当回事。

但另一个哲学家向他指出,这样的选择,事实上,是矛盾的,因为它假定作者是如此不可救药地专注于他自己的意图,以至于他被迫让自己远离他的表述。古老寓言的说教意图最终变得可以接受的唯一理由就是,它们多个世纪以来被无数次地重述和改编,但其最初的作者,却始终不为人知。不然,反驳者继续说,逃避一切欺骗之可能的唯一的意图,就是一切意图的绝对的缺失了。而诗人——通过向他们口授词语,仅仅把自己的声音借给他们的缪斯之形象——表达的恰恰是这种意图的缺失。但在哲学中,这是不可能的:一种感灵的哲学,事实上,会有什么意义呢?除非一个人能够找到某种类似于哲学之缪斯的东西,除非有可能发现这样的一种表述,它就像被底比斯人称作“斯芬克斯”的最古老的缪斯所唱的歌声,在揭示自身之真理的那一刹那,裂成了碎片。

IV.让我们假设,所有的符号都是完满的,人对语言的谴责已被净除,所有可能的问题都得到了回答,所有能被说出的都被说出——那么,人在这个世上的生活会怎样?你说:“但我们至关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被触及。”假设我们仍感到自己想要笑或哭,那么,我们要为什么东西笑或哭,而这种笑或哭会是什么,如果我们都是语言的囚徒,而这些情绪再也不是,并且再也不能是关于语言之界限,关于语言之不足的经验了,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喜悦的,是悲剧的还是喜剧的?在语言被完美地实现,被完美地划定之处,将诞生人类的另一种笑,另一种哭。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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