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肛门

四月 16th, 2012

巴塔耶

显然,世界是纯粹的戏仿,换言之,我们看到的每件事物都是对另一件事物的戏仿,或者是同一件事物的虚假形式。

自从句子开始在致力于反思的大脑中循环,一种实现整体认同的努力就已经被做出,因为借助系词,每个句子都把一件事物同另一件事物连接起来;所有的事物都是可见地联系着的,如果我们能够一眼就完全发现一条阿里阿德涅之线的轨迹,它将思想引入了自身的迷宫。

但概念的系词(copula)和身体的性交(copulation)一样令人兴奋。当我高呼我就是太阳时,一种全然的勃起便产生了,因为动词“是”乃情欲之狂乱的载体。

 *

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是戏仿的,并且,它缺乏解释。

因而,铅是对黄金的戏仿。

空气是对水的戏仿。

大脑是对赤道的戏仿。

性交是对犯罪的戏仿。

 *

黄金、水、赤道,或犯罪,每个都可被推奉为事物的法则。

如果事物的本源不像星球的土地,不是一种根基,而是像星球在围绕固定的中心旋转时描述的循环运动,那么,一辆汽车,一个时钟,或一台缝纫机,都同样可以被接受为生成的法则。

旋转的运动和性交的运动,是两种主要的运动;它们的结合就是机车的轮胎和活塞。

两个运动相互转变,从一个变成另一个。

由此,我们注意到,地球,通过旋转,让动物和人性交,而动物和人通过性交让地球旋转(因为结果亦原因)。

两个运动的结合或转变,就是炼金术士寻求的哲人之宝石。

正是通过这种神奇的宝贵结合,我们才确定了人在元素中间的当下位置。

 *

一只被遗弃的鞋,一颗腐坏的牙齿,一个狮子鼻,往主人的汤里吐口水的厨子,它们之于爱情,就像战旗之于民族。

一把雨伞,一个六旬的老人,一个神学院学生,臭鸡蛋的气味,法官空洞的眼神,它们是滋养爱情的根。

一条吞噬鹅胃的狗,一个呕吐的醉女人,一个啜泣的会计师,一罐子芥末,它们呈现了充当爱情之载体的困惑。

 *

一个发现自己在他人中间的人感到了恼怒,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是他们中的一个。

在床上,在他所爱的女孩身旁,他忘了,他并不知道为什么他是他自己,而不是他触摸的那个身体。

因为不知道,他遭受了精神黑暗的痛苦,这黑暗阻止他喊出,他自己就是那个在他怀里颤抖并遗忘了他之在场的女孩。

爱情,或幼稚的愤怒,或一个地方贵妇的虚荣,或牧师的色情,或女高音的钻石,让被人遗忘在落满灰尘的公寓里的个体眩晕。

他们大可以试着相互发现;他们不会发现任何的东西,除了戏仿的图像,他们将入睡,空虚如镜子。

 *

缺席的呆女孩,无梦地偎依在我的怀中,相比于我可以眺望或穿越的门窗,她不会更加地外在。

当我入睡,透过一种对发生之事的爱的不能,我觉察到了冷淡(允许她离我而去)。

当我抱住她,她不可能知道她会发现谁,因为她固执地获得了一种彻底的遗忘。

行星系在空间中旋转,就像飞快的唱片,它们的中心同样在移动,描述着一个无限扩大的圆,它们不断偏离自己的位置,只是为了回归,完成它们的循环。

运动是爱情的图像,无法在一个特定的存在上停止,又迅速地转向另一个存在。

但以这种方式决定了它的遗忘,只是记忆的一个托辞罢了。

 *

一个人突兀地起来,像棺材里的幽灵,又同样突兀地倒下。

他过了几个小时起来,然后,他再次倒下,相同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这种和空气的伟大交媾,受到了围绕着太阳的地球旋转的调控。

所以,即便尘世的生活迈入了这种循环的节奏当中,这一运动的图像并不是旋转的地球,而是男人的轴,插入女人的身体,又几乎完全地拔出,为了再次地进入。

 *

爱情和生命似乎是分离的,因为地球上的一切,都被振幅和持续时间不一的振动割裂了。

然而,所有的振动都结合于一种持续的循环运动;同样地,一辆在地球表层翻滚的机车是一种持续变形的图像。

 *

存在唯有死亡,才能诞生,正如阳具离开身体,为了再度的进入。

植物在阳光下生长,又在土地里溃亡。

树木用许多带花的、直指太阳的轴,冲破土地。

强有力地高耸着的树木,最终被闪电焚烧,被斩断,被连根拔起。回归了土地,它们便以另一种形式破土重来。

但它们形态多样的交媾是始终如一的地球旋转的一种功能而已。

 *

和旋转相结合的有机生命的最简单的图像是潮汐。

在海洋的运动中,是地球和月亮的始终如一的交媾,以及地球和太阳的形态多样的有机交媾。

但太阳之爱的首要形式是从液体元素中聚集起来的云。

爱欲之云有时会变成一场风暴,并通过雨的形式返回大地,而闪电就在大气层中穿梭。

雨水很快就通过一棵固定植物的形式,被重新聚集起来。

 *

动物的生命全部地来自海洋的运动,而在身体的内部,生命继续从咸水中诞生。

那么,海洋就扮演了女性器官的角色,在阳具的刺激下溶化。

海洋不断地自慰。

在海水中包含并孕育着的固体元素,受到爱欲运动的激发,以飞鱼的形式喷射而出。

勃起和太阳制造丑闻,正如尸体和地窖的黑暗。

植物无一不指向太阳;另一方面,人,即便阳具挺如树木,仍和其他的动物相反,必然地移开了目光。

人的眼睛既无法容忍太阳、性和尸体,也无法容忍黑暗,只得以另外的方式来回应。

 *

当我的脸溢满鲜血,它就变得通红而淫荡。

通过病态的反射,一种血液的勃起,一种对猥亵和罪恶放荡的过分渴求,脸同时背叛了我。

为此,我毫无畏惧地承认,我的脸就是一件丑闻,我的激情唯有耶苏维(Jesuve[1]才能表达。

地球被火山所覆盖,火山就是地球的肛门。

虽然地球什么也不吃,但它时常地把内脏里的东西喷出来。

这些被喧嚣地喷出又落回的东西,从耶苏维的身旁流淌而下,四处散播着恐怖和死亡。

 *

事实上,大地的爱欲运动不如海洋那么多产,但它们更加迅猛。

地球有时会狂躁地自慰,使地表上的一切事物坍塌。

 *

耶苏维是一种爱欲运动的图像,它窃取心灵的观念,并赋予它们一种惨烈地爆发的力量。

 *

这种爆发的力量在那些地位低下的人身上积累。

在资产阶级的眼中,无产阶级工人就像带毛的性器官(或更低级的部分)一样丑陋、肮脏;迟早会有一场惨烈的爆发,把资产阶级无性欲的崇高脑袋砍下。

 *

灾难,革命,火山,它们不和星辰做爱。

充满爱欲的革命和火山的爆发,是同天空相对抗。

正如在暴力的爱情中,它们超越了生殖力的束缚。

和天上的生殖力相反,这是地上的灾难,是无条件的尘世之爱的图像,是从不回避、亦无规律的勃起,是丑闻,是恐怖。

 *

那么,爱,在我自己的喉中尖叫;我就是耶苏维,是对酷热、盲目的太阳的猥亵的戏仿。

我要撕开我的喉咙,我要侵犯那个女孩,对她,我将能够说:你就是夜。

太阳唯独地爱着夜,并把其光明的暴力,其卑贱的轴,投向大地,但它发现自己无法达到凝视,达到夜,虽然夜间的大地不断地把头拧向太阳辐射的猥亵。

 *

太阳的圆环annulus)是她十八岁身体的完好无损的肛门(anus),任何足够耀眼的东西都比不上它,除了太阳,虽然肛门就是



[1] Jesuve是巴塔耶自创的一个词,一般被理解为是“耶稣”(Jésus)和“维苏威(火山)”(Vésuve)或“维纳斯”(Vénus)的合成;另外还有狄奥尼索斯的“元气”(sève),笛卡尔的“我跟随”(je suis)等等的意思。—中译注。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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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15th, 2012

巴塔耶

重要的方面将一直缺失,如果我不谈论罪。有谁提出了献祭,却无法理解罪?罪就是献祭,交流就是罪。他们说,肉体的罪是对维纳斯的一种献祭。“我完成了最甜蜜的献祭”,一位古代的诗人写道。古人的公式不得忽视。正如爱是一种献祭,献祭也是一种罪。于贝尔和莫斯谈到了将某人处死的行为:“它是罪孽的原始阶段,是一种亵渎。因此,当祭品被带到宰杀之处时,有的仪式要求施加祭酒和赎罪的仪式……在有些情况下,宰杀祭品的人被惩以笞刑或遭到放逐……献祭者在献祭后必须经历净化仪式,颇似给罪犯赎罪。”(《献祭》)[1]由于对耶稣的死负有责任,人类承担了不可抵偿的罪行。这是献祭的顶峰。

 *

阅读克尔凯郭尔的《恐惧的概念》。

对那些把交流理解成撕裂的人来说,交流就是罪,或者恶。它是对既定秩序的一次打破。笑声,性高潮,献祭(如此之多的失败让心灵恼怒)都表明了痛苦;在它们当中,一个人感到痛苦,他被痛苦紧紧地攫取并握住,他被痛苦所控制。事实上,确切地说,痛苦是蛇,是诱惑。

 

为了理解这点,三种方式是必要的:一个孩子的无忧无虑的冷漠,一头公牛的力量(在竞技场上,它如此地让人沮丧),以及一头反讽的公牛在其位置的细节上逡巡的倾向。

 *

我说:交流就是罪。但反面显而易见!只有自私会是一种罪!

 *

最糟糕的莫过于布朗肖提到的虚假之光[le faux jour]。[2]没有人回避一颗卵石折射的光。更可怕的是从四处而来的暧昧的光(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从某个角度看去,它们甚至和卵石的光相融了。受到虚假之光的困扰,一个人变成了理性信念的祭品。他拒绝相信自己被遗弃。他不知道,你不得不认识遗弃,意愿遗弃,并最终成为这种意愿本身。他怎能知道,交流的最开放的形式就是遗弃?真理一直照透着,通过魅惑的光线,一次次地组建自身……它们总在变化,但他总试图把它们聚集到一个点上。一个真正的聪明人出来了:他会把它们聚集为一条光线。问题是:当这条光线重新组建的时候,所有的真理会最终散开吗?很难。夜的不知疲倦的忍耐再一次开始了;人被愈合,遗忘了他的无能。只要无能建立在错误之上,没有人会真正地欲望白天的光:哪怕是黑格尔。知性指向了白天的虚假之光,想要获取某种甚至更为精巧的反思。日光将摧毁一切,白天将变成黑夜!即便在我身上,正如我的书写,理解的工作还在继续……至少,我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死亡的匮乏,让我无法在这个夜晚丧失自我。

 *

假如我们严肃地考虑这个有关人类存在得以沟通的条件的解释:那么,我将不得不继续解释的进程。但这还没有完成。被解释的东西最终变成了它的反面。关于痛苦,最令人不安的事情是我们在这个或那个特定的时刻,施加于真理的简单解构;我们仅仅是在描述我们自己,仅仅是在觉察对我们而言看似正确的东西。如果经由我一致的理性,我把客观性归于这种描述,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只是置换了问题而已。什么发生了改变?如果主体/客体的联系,即人和世界之间的联系,取代了一个纯粹的主体,那有什么意义?主体和联系都存在着。联系就是那些虚假的光线之一。

 *

我希望知性对痛苦敏锐如牙齿……大脑的疼痛是我的命运,而我孤身一人……

 *

明白其荒谬处境的知性仍然必须依照解释的法则,来解释为何会如此。它在这最后的一步上不知所措,正如它在其他的问题面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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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降低的领域在自身内部持有的凝聚力,做出可靠预言的可能性,数的绝对本质:人性依附于这些微小的支撑,正如婴儿依恋于母亲的怀抱。如果凝聚力和数的绝对本质被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超越者所封闭,那么,它们将获得什么样的意义?如果不存在一个超越者,如果凝聚力就是一切,那么,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如果你软弱,凝聚和绝对只会增长你的痛苦:没有休止,没有确定,甚至非凝聚都变得可疑。真实的东西,可能的东西,凝聚力,超越凝聚的东西,在我们四周旋转,像敌人一样侵扰着我们。这是一场战争,它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和平,或停战,或胜利的希望,或战败的可能……我们最终呼吁停战,我们期望和平,但还是有战争。

 *

我在夜晚看见自己摆脱了自己。一座高山隆起,一阵寒风吹来——什么能遏制风,遏制寒冷,遏制黑暗?我无尽地在一个山坡上攀爬,踉跄地前行。在我的脚下,裂开了一道看似无底的深渊。我就是虚无,同时也是山巅;我被夜色覆盖,但我始终在场。我的心隐藏于这个夜,如同一种恶心的莫名感觉。我知道,我将在黎明死亡。

 *

逐渐地,光入侵了天空的缺席,最初是一种不快。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不快令我恶心……天亮了。我明白,在恶心之中,我的心隐藏着太阳,一个如今我所憎恶的太阳。太阳慢慢地从光芒中升起。伴随着死亡,我的嘴不发出任何的声音,因为我发出的呐喊就是无尽的沉默。

 *

基督徒拒绝理解其态度的幼稚,他们在上帝面前男性气质的缺失。如果(仅仅是如果)我们否认上帝,我们便具有男性气质。对上帝一词的定义恰恰取决于这点,而不是神学的抽象。

 *

在广播里,一个牧师的声音是如此地幼稚,如此地谦卑,也只有一个牧师才会接受这样的行为。

 *

和人们通常承认的相反,语言不是交流,而是对交流的否定,至少是相对的否定——电话(或广播)也是如此。

 *

思想和道德只能是贫乏的,如果不赞颂一个妓女的裸体的话,她因为得到男人的性器而迷醉。厌恶她的荣耀就如同我们的眼睛厌恶太阳。

 *

知性的刚健,严肃,在屈服中紧张的意志。彻底的男性气概。让自己远离善良、怜悯、更柔弱的情感——或让自己远离知性的生活。妓女应当漂亮,或者她的行为导致了她的堕落,这些都不重要。

 *

我们无法在欲念中坚持,只能遇到机会的轮廓,继而又被推回来,用无尽的焦虑为我们经验的任何快乐买单,这一事实表明,就完满而言,欲念是不受欢迎的。但只要一个人的完满在时间的序列中是一种和谐,你就不得不承认,追求和谐的意志导致了幻觉的否定。它导致了对所是的遮掩。

 *

当我关心其他人的时候,我就有点儿像教区里的牧师!如果一个女人正在堕落,我会是无情的,既不能容忍女人,也不能容忍她的堕落!

 *

自负(傲慢)者包括那些落后的人。知识暗示着逐渐的误入歧途。我把思想变化的序列看成一个相互独立的运动。当偏离开始的时候,你不得不服从其后果,你不能拒绝自负。甚至非知识的完全的误入歧途(坠入黑夜)也要求自豪的肯定。我应当通过指责他人的自负是不恰当的,而不恰当地替我的自负辩护吗?

 *

尼采的原则(“如果它一次也不能让你发笑,那么,它就是错误的”)同时联系着笑声和知识的迷狂的缺失。



[1] 《献祭》选自马塞尔·莫斯和昂利·于贝尔合著的《献祭的性质与功能》,译文参见《巫术的一般理论·献祭的性质与功能》,杨渝东、梁永佳、赵丙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6-197页,有改动—中译注。

[2] 见布朗肖的《亚米拿达》(Aminadab)。对巴塔耶而言,重要的是由“黑夜”提供的非知识,是在无主体的顶峰发生的揭示。在《亚米拿达》中,托马斯在快到大楼顶层的时候以为自己是被召唤上来的,但露西告诉他,这是一个误会,她并不认识他,她没有给他传达一个信息,没有信息,“你是在欺骗自己”。她迫使他看夜,夜很快就会侵入房间。在夜中,她会比在白天的虚假之光中更美,无法解释的铭刻最终也变得可读。(“你必须等待夜,它正在缓慢地到来……只有在这最后的房间,在房子的顶端,夜才完全地落下。它美妙并安抚人心……物的光辉将得到揭露,将足以慰藉人的最大的痛苦。在那一刻,我也将变得真正地美的。所以现在,这个虚假的白天夺走了我的魅力;而在那个幸运的时刻,我将如其所是地显现。我会长久地注视着你;我会在你身边躺下,你不需要问我,因为我会回答所有的问题……你想要阅读的灯光的铭刻将离开固有的道路,它们的句子将让你理解一切,它们将不再不可解读。”见Maurice Blanchot, Aminadab, trans. Jeff Fort,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2, p. 195-196.)换言之,夜的降临将带来真理的揭示。(参见Patrick Ffrench, After Bataille: Sacrifice, Exposure Community, London: Modern Humanities Reasch Association and Maney Publishing, 2007, p. 121)—中译注。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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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安全与恐怖

四月 11th, 2012

阿甘本

安全作为国家政治的重要原则可以追溯到现代国家的诞生。霍布斯(Hobbes)认为安全是恐惧的对立面,而恐惧迫使人们在一个社会内走到一起。直到18世纪,有关安全的思想才开始独立地形成。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78年法兰西学院的一次(尚未公开的)演讲中表明,重农学派的政治经济实践如何把安全与作为统治工具的规训及法律对立了起来。

杜尔哥(Turgot)、魁奈(Quesnay)以及重农主义的官员不怎么关心饥荒的防治或生产的控制,而是任其发展,以便进一步控制并“巩固”其成果。规训的权力孤立并封锁领土,而安全措施导致了开放和全球化;法律想要防治和控制,而安全干预了走向防治和控制的持续进程。简言之,规训想要生产秩序,安全想要让控制无序。既然安全措施只有在交通、商业和个体主动性得到了自由的语境中才能运作,福柯表明,安全的发展是和自由主义的观念密切相关的。

今天,我们面临着安全思想的极端危险的发展。在政治逐渐中性化和国家传统职责逐渐退化的过程中,安全成为了国家活动的基本原则。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还是公共管理的几个决定性措施之一的东西,如今成为了政治合法化的唯一准则。安全的思想自身就承担着一种根本的危险。一个视安全为自身之唯一职责和合法性根源的国家是一个脆弱的有机体;它总会受到恐怖主义的挑衅而自己就成为一种恐怖主义。

我们不要忘了,二战后的第一个主要的恐怖组织,秘密军组织(OAS),是由一位自视为爱国者的法国将军组建的,他把恐怖主义当作解决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的游击现象的唯一对策。当政治像十八世纪“警察科学”(science of police)的理论家们所理解的那样,把自身降低为一个警察时,国家和恐怖主义威胁之间的区别也就消失了。最终,安全和恐怖主义会形成一个独一的致命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它们为对方的行动进行相互的辩护与合法化。

危险不只是敌手之间的一种秘密共谋的发展,危险同样在于,对安全的追寻会导致一场世界内战,这场战争使所有公民的共存都变得不可能了。主权国家之间经典的战争形式的终结创造了一种新的情境,在此情境中,安全显然在全球化中找到了自身的终点:这一终点意味着,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实际上一切无秩序的最坏结果。

然而,还有另一种危险。由于安全措施不断地要求指向一种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它们便努力去实现一种不断增长的社会的去政治化。最终,它们和民主水火不容。

没有什么比修正作为国家政治的基本原则的安全概念更加重要了。欧美的政治家最终不得不考虑,不加批判地普遍采用这个思想形象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这不是说民主应该终止对自身的捍卫,而是说,我们应该努力实现防止无秩序和灾难,而不仅仅是控制它们而已。相反,我们可以说,政治秘密地生产着突发事件。要防止诱发仇恨、恐怖和破坏的条件继续发展,不要让自身局限于事后控制的努力,这正是民主政治的任务。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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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

四月 7th, 2012

维利里奥

“一个特征,最与众不同的一个特征,使当代的文明同先前的文明相抗衡:速度。在一代人的间隙中,变异发生了。”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这一情境继而包含了第二个特征:事故(the accident)。灾难事件的逐步扩散不仅影响了当下的现实,还引发了下一代人的焦虑和痛苦。

从事件(incident)到事故,从灾难(catastrophe)到灾变(cataclysm),日常生活变成了一个我们不断地碰撞或遭遇意外出现/突如其来(ex abrupto)/出乎意料之事的万花筒。而在这破碎的镜片中,我们要学会清楚地辨认,是什么在越来越频繁地,更确切地说,是越来越快速地,甚或是同时地,以一种不合时宜的样式,突然出现。

在一个加速的瞬间——它如同国家政治一般完全影响了艺术与道德习俗的标准——面临事态这一状况时,一件最紧迫的事情突显了:时间中的事故(the accident in Time

当出乎意料之事的威胁扭转了方向,惊奇就变成了一种论调和自然灾难的主题,一个在瞬时的电子交流的框架内的展览之主题。

正如瓦莱里(Paul Valery)在1935年所解释的那样:“过去,说到新奇,我们想到了对那些陈旧的,如果不算古老的困难或问题的解决或回答……可如今,对我们而言,新奇存在于问题自身的本质, 而非解决的方式,存在于这些问题,而非答案,被提及的方式。由此,无能为力和语无伦次的一般印象统治了我们的心灵。”[1]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灾难事件,这种对无能为力的承认,将迫使我们努力颠倒那种将我们暴露于事故当中的通常趋势,以建立一种新的博物馆学(museology)或博物馆志(museography):它必将展示事故,所有的事故,从最庸常的事故到最悲惨的事故,从自然灾害到工业或科学灾难,甚至不避讳往往被忽略了的快乐事故(幸福的意外)的范畴:幸运的一击,一见钟情(cuop de foudre),甚或恩赐解脱(coup de grâce)!

今天,多亏了电视,“幸存的事物被降低为事件-瞬间(event-instant),被降低为一个进程:一切都聚集到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上,即感知和图像的问题。”[2]

除了2001年9月11日那场历史性的恐怖袭击,以及它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不断的回放外,近来的两起事件也值得在这一点上得到某种粗略的分析。一方面,我们在十六年后得知,来自切诺贝利的污染对法国东部造成了损害,而那些负责为法国敲响警报的执政者,却在1986年4月宣称:“如果我们检测到任何东西,那将只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得到了卡昂和平纪念馆要从美国进口一颗原子弹——氢弹——的决定,以此作为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恐怖平衡”的一个标志,一个象征性的客体。

对掩盖切诺贝利事故之危害的法国专家们那轻描淡写的评论加以恰当的修改,我们会说:“如果我们展示一颗原子弹,那将只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并且,就这点而言,它开启了第一座事故博物馆的大门。

他们说发明只是一种观看之道,是一种将事故阅读为符号和机遇的方式。倘若如此,那么,便是时候让我们向那即兴而来、突然出现的事物,向那由灾难,由工业或其他的灾祸建构的科学技术的“间接生产”,开放博物馆了。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意外揭示了实体(本质)”。倘若如此,那么,“实体(本质)”的发明同样是“事故(意外)”的发明。因而,海难是船只的“未来主义式”发明,而空难是超音速客机的发明,正如切诺贝利泄漏是核电站的发明。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晚近的历史。虽然二十世纪是伟大探索——例如登月——和物理化学的重大发现的世纪,且不说计算机科学和遗传学,但呜呼,我们似乎唯有理由认为,二十一世纪反过来收获了这种由最最变化多端的灾难所构成的隐秘生产的丰收,它们的重复到了这等的地步,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们清楚地辨别为历史的现象

关于这一点,让我们再一次听听瓦莱里的说法:“工具将从意识中隐退。我们通常都说,它的功能已经变得自动化了。我们该怎样利用这点是一个新的问题:如今,意识只有作为对事故的意识才能幸存。”[3]

这种对失败的承认继而导致了一个清楚且明确的结论:“所有能够被挽回并得以重复的东西都正在隐退,陷入沉默当中。功能只于意识之外存在。”

既然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所谓目标,恰恰是标准化客体(机器、工具、载具等等)的重复,换言之,是被众所周知地控告了的实体,那么今天,我们唯有理由注意到,事实上,二十世纪的确让我们忙于一起接一起的、被大众化生产的事故,从1912年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到1986年切诺贝利的泄漏,更不用说1976年塞维索的化工厂事故或2001年图卢兹的化肥厂爆炸了。

由此,最最变化多端的灾难的系列化再生产,已经像影子一样跟随在重大的发现和伟大的技术发明之后,并且,除非我们接受了不可接受之事,意即允许事故反过来变成自动化的,否则,在二十一世纪初,对一种“情报危机的情报”的迫切需要,就将一直为我们所觉察到——生态学(ecology就是这种情报的临床症兆,它预示了一种即将降临的、后工业的末世论哲学。

 

让我们接受瓦莱里的假定:如果意识如今只有作为对事故的意识才能幸存,并且,如果功能只于意识之外存在,那么,对事故以及灾难的意识的丧失,就将不仅仅等同于无意识,而且将等同于疯狂——对我们之行动,对我们之发明的致命后果采取从容的茫然态度的疯狂。我指的特别是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这样一个情境意味着,哲学(爱智慧)将迅速地反转为其反面——换言之,愚学(philofolly,爱愚蠢)的诞生,一种对被压抑得根本无法想象、无法思考的东西的热爱,藉此,我们行动的疯狂本质不仅会有意识地让我们停止忧虑,反而会令我们震颤并迷恋。

实体的事故后,我们将看到事故在知识中的致命的出现,而计算机科学很有可能是一个标志,既因为它那无可争议的“发展”,也因为它所造成的不可度量之损害的本质。

事实上,如果“事故是某种被同质之物所隐蔽的事物的质的一种表现”[4]的话,那么,在(陆地、水上、空中)交通中,工业事故的发明,或在计算机和遗传学领域里,后工业事故的发明,将成为一种长久以来被“科学”知识的贫乏进程所隐蔽的质的表现,而这种“科学”知识被比作“精神和哲学”知识的绝对透明的领域,被比作在整个文明史中累积了数个世纪的的智慧

故而,为世俗或宗教的意识形态所发泄的浩劫,由极权主义体制所散播的灾难,将被那些由另一种思想技术散播的东西所超越,它们,一旦我们疏忽大意,就将终结于疯狂,终结于一种过度之爱,而某些当代行动的自杀性本质会证实这点,从奥斯维辛一直到确保相互毁灭(MAD)的军事概念,更不用说在2001年的纽约,由世贸大楼的自杀性炸弹客所启动的“恐怖失衡”了。

的确,不动用武器或军事工具,而只是用一架空中客机来摧毁建筑,并准备好在这个过程中死去,就是在恐怖袭击和事故之间建立起一种致命的困惑,就是用精心策划的事故之“质”来摧毁飞机之质,同样还有被献祭的无辜生命的“量”,因而也逾越了伦理、宗教或哲学曾经确立的界限。

实际上,对下一代人之责任的紧迫性,要求我们现在就揭示事故,及其工业与后工业之重复的频率。

这成了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所办展览的全部重点,及其公开宣布的目标。一个未来的事故博物馆的一次试运行,或更确切地说,是它的一个预示,展览首要地旨在采取一种反对道德和美学地标之崩溃的立场,反对那种在今天更多地是作为祭品,而非演员,被我们所如此频繁地目睹的意义之丧失。

在十多年前同样是由卡地亚基金会组织的关于速度的展览后,茹伊诺萨举办了一场名为“什么将临”(Ce qui arrive)的展览,[5]取自拉丁语accidens(英语的“未知量”[unknown quantity]),以期作为我们每天都被大众媒体所充斥的各种类型之愤怒的对应物,而大众媒体机构,那个似乎无人认识到的恐怖博物馆,引领并伴随了甚至更大之灾难的升级。

事实上,正如目睹了虚无主义在欧洲兴起的人们所说的:“最残暴的行为也变得容易,因为通向它的道路已被完全地清理。”[6]

通过逐渐地适应面对最疯狂场景时的那种漠然和冷淡(娱乐市场以某种所谓的表达之自由的名义无止境地重复播放着这些最疯狂的场景,而所谓的表达自由已然在屏幕上变幻为表现主义的释放,甚或是一种恐怖的形成主义),我们正屈从于一种残暴的、不惜一切代价的程式化所带来的的毁灭,其后果不再是虚无,而是把恐怖和恐怖主义当作英雄主义来售卖。

虽然十九世纪的官方艺术在其沙龙上竭尽所能地赞美昔日的伟大战役,并且,正如我们知道的,受挫于凡尔登的大规模屠戮,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黎明,我们目瞪口呆地观望着,试图提升艺术的酷刑,美学的自我变异,以及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自杀。[7]

恰恰是为了避免公众在恐怖面前的过度曝光,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最终同意举办这场由我亲自组织的展览,“未知量”,以此作为一个事件,其首要的目的是与当下事件所轰击的一切愤怒保持距离。

注定是要提出出乎意料之事和缺乏对主要危险之关注的话题,当引发一场对伊拉克的预防性战争的威胁无处不在的时候,展览的宣言首先要竭力对洞察,对预防性情报表示敬意。



[1] Pual Valery, La Crise de l’intelligence in Cahiers (1894-1914) (Pairs: Gallimard, 1987), vol. I.

[2] Ibid., vol II, p. 851.

[3] Ibid., vol II, p. 212.

[4] Ibid., vol II, p. 229.

[5] 2002年11月29日至2003年3月30日。(中译注)

[6] Hermann Rauschning, La Revolution du nihilisme(Pairs: Gallimard, 1939).

[7] Cf. Paul Virilio, ‘Unknown Quantity’, exhibition and catalogue, Fondation Cartier pour l’art contemporain, Pairs.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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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炸弹一

四月 5th, 2012

保罗·维利里奥

科学的平民化抑或军事化?

如果真理可以实证,那么,当代科学的真理乃是它所实现的进步的程度还远不及它所招致的技术灾难的规模。

科学,在东西方冷战的军备竞赛中运行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已发展出了一种追求极限表演(limitperformance的独一视角,最终不利于发现一种对人类有用的、逻辑一致的真理。

现代科学,已逐渐地沦为了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操作性仪器和探索性研究之间致命困惑的结果——它已经远离哲学的港湾,并迷失了道路,而没有人为此感到不安,除了少数的生态主义者和宗教领袖。[1]

诚然,如果“思的经验”事实上就在实验科学的起源之中的话,我们今天就不得不注意到模拟的物理过程的减少,转而是重要的虚拟程序的增加,后者据说能够促进知识的增长。

技术仪器的操作性现实,科学思想的决定性真理——知识的两个根本不同的方面,在这里被融合到一起,而显然没有人对此情境持有异议。

科学,不再像以往那样依附于“真理”,它更多地依附于即刻的“效果”;现在,它正走向自己的消亡,从光环中世俗地堕落……作为一个痛苦的现象——一个被其装置和工具的成功所掩盖的事实——当代科学正在它所涉及的进步的过度中迷失自我。正如一个战略攻势会被其战略性征服的规模所瓦解掉一样,技术科学也在逐渐地毁灭所有知识的学术资源。

在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诸如兴奋剂这样的东西是被禁止的,因为运动员的努力会被药物的滥用所摧毁;极端的科学正在远离对现实的耐心的研究,转而变为一个逐步虚拟化的现象之一部分。

在违背本心地陷入“恐怖平衡”的星球死亡竞赛后,“后现代”科学如今又参加了一种同样疯狂的新型竞争:一场在机器和基因工程的领域中实现极限表演的竞赛,它把各种科学学科引向了“后科学极端主义”的理性放逐之路。

科学,那个曾经热衷于智力冒险的缜密领域,如今却陷入技术冒险主义的泥潭,变了心性。“过度(excess)的科学”,极端(extreme)的科学——一种极限科学(limit-science)或科学的极限?

众所周知,过度的东西是不重要的东西。“没有意识的科学是灵魂的毁灭”(拉伯雷(Rabelais)),而无意间,意识不到自身即将终结的技术科学只是一种运动而已。

“极限运动”——人们故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实现一种创纪录的表演。

“极限科学”——它担负着一切科学都会消失的巨大风险。作为一个悲惨的现象,知识突然间成为了控制论的(cybernetic,而技术科学,作为大众的技术文化,变成了现实加速度(the acceleration of reality的令人眩晕的旋转的媒介,而不是曾经的历史加速度的媒介,由此威胁了一切的逼真性(verisimilitude)。

哥白尼和伽利略的一种相对真理(relative truth)的表象科学(science of the appearance只过去几个世纪,技术科学便再一次成为了那种相同真理的表象科学,随之而来的知识虽不像控制论的知识那样广博,却也是一种忽视所有客观现实的知识。

在极大地加速了世界表象化(representation)的多种方法后,伴随着光学、电子光学甚至近来虚拟现实空间的建立,当代科学正在真实(the real)的黯淡,在科学消失的美学中投入一种对抗(contrario

依旧依附于一种相对真理之发现的逼真的科学(science of verisimilitude可信的科学(science of plausible,还是在今天致力于一种高度虚拟化现实之研究和发展的不可信的科学(science of implausiblity?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二元选择。

实际上,科学的唯一视域就是真实性的视域,是研究者实验的严格性。不幸的是,我们知道围绕着某些“发现”的是什么样的媒介滥用。我们知道一种不断增长的品性:要迫不及待地地宣布某项特殊实验的结果,这在事实上无异于一种为大众舆论所左右的极端主义科学操作。科学对新发现的宣布所能带来的效应的关注要远远甚于它对真理的关注——尽管一种基因的发现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会服务于普遍的善。

在这些幻灭言语的例证中,我们或许会对运动英雄科学家之间被谨慎地维系了的混淆进行有效的批判,这种混淆同样也是两类冒险者之间的混淆:把自身暴力地推入物理极限当中的冒险者,和把自己置于伦理极限当中、遍身白装的冒险者——他把冒险的狂喜体验为其自身以及人类种族的死亡。

让我们回顾一下鲍勃·邓特—菲利普·尼奇克事件。1996年9月26日星期二,六十余岁的癌症病人鲍勃·邓特(Bob Dent)成为了第一个享用所谓的《临终法》(Terminal Act),这部同年七月份实施的澳大利亚法律的人[2]。

医生菲利普·尼奇克(Nhilip Nitschke)研发了一台控制邓特IV系统的计算机,与该机器相连后,邓特第一次对它说了“是”。

九天之后,根据法律的规定,他再一次点击了“是”。在此,他面临的选择是:“如果点击‘是’,一个致命的注射将在三十秒内实施,而你会死去。”

从这些事实的整体——毫无选择余地的九月怀胎,九天自愿死亡,三十秒改变主意——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科学之极限,关于一种类似于安乐死的科学的问题。这是程式化死亡或计算机辅助式自杀的科学吗?

关于这种“决定的死亡”,有太多要说的东西,其中,医生的参与被局限于研发一种责任推诿机器,使积极的安乐死能够在造成突然死亡的控制论程序的面具背后继续前行。

行动的新虚拟化(virtualization)的临床案例:遥控的电子运作把病人的罪和科学家的责任一同抹除了。

菲利普·尼奇克,他无需背负实施安乐死的罪名,但相比军火贩子又好不到哪里去。他不仅成功地利用了《临终法》恰到好处的模棱两可,同样利用了即将到来的控制论时代的虚无主义。

就像卡斯帕罗夫(Kasparov),这位世界象棋冠军与一台被专门设计出来以打败他的计算机对弈一样,菲利普·尼奇克也开创出了一个“命运”的伴侣。

然而,我们不要忘了,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发生的事情——不耐烦地结束生命——早就在程式化恐怖平衡的岁月里,在东西方“确保相互毁灭”(MAD)的系统中发生过了:虽然其发展由于苏联的内爆而中断,但真正的“末日审判机器”只需自动触发核天启就能够决定人类被动的安乐死。



[1] 教皇保罗二世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就批判过科学的军事化及其死亡文化。

[2] 在被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撤销之前,该法在北部地区被一直施用到1997年5月27日。

(lightwhite 译,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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