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缺席

九月 17th, 2012

巴塔耶

当它决定了时间中的这一刻,心灵必然幻灭,并且延展至极限的心灵,就欲望这样的幻灭。神话和神话的可能性都变得不可能了:只留下一种无尽的空虚,孕育着悲楚。或许,神话的缺席是我脚下看似如此稳固的根基,不加警示便坍塌了。

上帝的缺席不再是一个终止:它是无限性的敞开。上帝的缺席比上帝更加伟大,更加神圣(在此过程中,我不再是我自己,而是自我的缺席;我等待戏法给我带来无尽的欢愉)。

在白色的、不一致的缺席的空虚中,无罪地存在并破碎的神话,不再是神话,它们如此这般的持存是为了暴露自身的不安。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性的苍白的透明是完美的:神话,不论是持续的还是易变的,都像河流进入大海一样消失于神话的缺席,神话的缺席就是神话的挽歌和真相。

信仰的断然缺席是坚定的信仰。一个没有神话的世界是世界的废墟(它被还原为事物的空虚),这个事实在剥夺我们的过程中,将剥夺和世界的揭示等同起来。如果废除神话的世界让我们失去了世界,一个揭示缺失的行动本身就和神话的死亡相连。今天,由于一个神话已经或正在死亡,我们比它活着的时候更加容易地看穿了它:它是让透明得以完满的需要,是让苦难变得欢乐的苦难。

“黑夜也是一个太阳”,神话的缺席也是一个神话:最冷酷、最纯粹的,唯一的、真正的神话。



原文发表于1947年超现实主义展览(Le Surréalisme en 1947)的目录,巴黎:马埃特。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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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触及世界的悲伤

九月 16th, 2012

巴塔耶

我梦见触及世界的悲伤
在未知沼泽的幻灭边缘
我梦见触及一片沉重的水域
我将再次发现你深嘴的迷途

我感到手中的一只污兽
逃离了险恶森林的夜晚
我看到它便是你所死于的恶
它大笑,我呼作世界的悲伤

一道狂光一阵暴雷
一声大笑释放你悠长的裸体
无边的光辉终于照亮了我

我看见你的痛苦如慈悲
在夜间四射你无限的
漫长而清晰的形式
和坟墓一般的哭喊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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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性的囚徒

九月 11th, 2012

朗西埃

“无限正义。”这是五角大楼对那个轮廓模糊的敌人,也就是所谓的“恐怖主义”发动的攻势的原始名称。我们知道,这个名字被迅速地改掉了。据说是因为语言的过度,一位在细节艺术上不够成熟的总统所犯的失误。如果他曾想要本·拉登“死去或活着”,那显然是因为他年幼时西部片看多了。

这样的解释无法让人信服。因为“死或生”的原则并不是从西部片里来的。相反,我们已经见惯了治安官顶着头皮从实施私刑的暴徒手中救下刺客,把他们移交给随后的正义。无限正义是与大西部的整体道德截然相反的,它意味着没有限制的正义。这种正义无视约束其实践的一切传统范畴:合法制裁与个人复仇的区别;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或宗教的区别;追捕并抓获犯罪的警察手段与军队在战斗中使用的军事手段的区别。

从那一点来说,不存在语言的过度。“细节”的确是不合宜的。这些蛛丝马迹恰恰刻画了美国实施的报复性行动。其中包括从一切合法的手段中抹除战争和警察的区别,而我们本应通过这些合法的手段来把战争行动阐明并限制为正义的。我们不再说“死或生”,而是说,没有人知道有罪者的死活。但没有人知道美国军队到底以什么样的名义扣押了囚犯,那些囚犯,在一次次尝试的紧张后,既不能从战俘状态中获益,也不能从普通的担保中获益,于是认可了对自己发起的控告。“无限正义”清楚地表明了关键的问题之所在:对一种近乎全能的权利的断定,这一全能性为了一个怀恨在心的上帝而被保留至今。一切传统的区分随着对法律的国际形式的抹除而终结于废止。

确切地说,这种抹除也是恐怖主义行动的原则,对恐怖主义行动而言,政治形式和法律准则也是无差异的。但“无限正义”不只是对敌人之挑衅的回应而已,它被迫和敌人共享着相同的领域。在国家内部和它们中间,无限正义把今日所认可的抹除政治的古怪状况转译成了法律。

对当下法律状况的反思揭示了事情的一种惊人的颠倒。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的西方国家通常对苏联帝国的解体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弹冠相庆,因为乌托邦从真实的社会民主中被清除出去了,从而有利于右翼国家的统治。于是,被释放了的道德冲突和宗教原教旨主义通过否定这种简单的历史哲学而终结了。但把西方的胜利定义为右翼国家的胜利已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西方权力的中心,在其对外干涉的模式中,权利和事实的关系以这样一种越来越倾向于消除法律边界的形式演化着。

在这些国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两种现象。一方面是用一系列团体所得到的权利的观念来解释法律。另一方面,立法实践的目的是把法律规章和新的生活-工作方式、技术的新形式、家庭或社会关系完全地协调起来。

这便是政治的论坛——它呈现为法律抽象的直白和有关其解释的论辩之间的裂隙——如何被觉察为大大地收缩了。就这样在庆贺中,法律越来越倾向于成为一个共同体生活方式的记录。道德的符号化已然取代了对权力及其限制的政治符号化,取代了律法的矛盾。如今,我们熟知的乃是一个社会状态的事实和法律准则之间一种交感的相互表达的关系。

美国的回应坚持认为,在一个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中,法律和事实之间具有一种未经调停的相似性。而这同样是美国宪法的主要表述所象征的事情: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一个普遍的价值体系之间的道德同一性。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风气(ethos,在它指代一个道德价值的领域之前,它的意思是“居住”和“存在方式”。近来,美国知识分子在支持乔治·布什的政策时发表的宣言很好地强调了这点:美国首先并且首要地是一个由共同的道德和宗教价值组成的共同体,是一个道德而非法律或政治的共同体。因此,善,共同体的基础,就是法律和事实的同一。而对数千万的美国生命的犯罪,完全可以被视为对善的帝国本身的犯罪。

这种道德对正义之损害的兴起,早就描绘了西方权力藉以干涉外政的形式。对法律和事实之间界限的模糊换上了另一副面孔,一副和交感式和谐对立并互补的面孔,即人道主义和“人道干预”的面孔。

“人道干预的权利”曾使一些前南斯拉夫的民众幸免于道德清洗。然而,这是以象征边界和国家边界的模糊为代价的。它不仅把放弃国际法的一个结构性原则,即互不干涉原则(其作用的确不明显)视为神圣的;它还特别引入了一种毁灭性的无边界原则,该原则关注的是将法律和事实分离开来的裂隙,而事实本应确立法律的地位。

回到越南战争或全球各地多少有美国权力的直接参与的政变的岁月,在西方权力所坚持的伟大原则和使这些原则屈从于其重大利益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含的、潜在的对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帝国主义动员还谴责这种根本原则和真实实践之间的分裂。而如今,有关手段和目的的论辩似乎已经销声匿迹。

这一销声匿迹背后的原则以绝对的受害者,即无限之恶的受害者为代表,强制了一种无限赔偿的回应。受害者的这种“绝对”权利已在“人道”战争的框架内完全成熟。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主要的知识分子建构无限之恶学说的运动已经证实了这点。

我们无疑还没有充分地注意到所谓的对苏联罪行和纳粹种族灭绝的第二种谴责的特别之处。第一种谴责的目的是在事实背后建立现实,同时巩固西方民主制的决心,以抵制一种曾经在场的、危险的集权主义。第二种谴责,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作为共产主义的一种记录,或在八十年代回顾欧洲犹太人被屠杀的方式时,被发展起来,已经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意义。罪行不仅变成了我们曾经反对的体制的可怕后果,还变成一种无限的、无法想像的、不可弥补的罪恶借以显露自身形式——一个凌驾于一切法律和政治手段之上的邪恶权力的杰作。道德成为了思考这种无限之恶的方式,而这种无限之恶制造了历史的不可弥补的崩裂。

道德对法律和政治之过度的最终结果,就是个体绝对权利的矛盾法规,但事实上,个体的权利已被完全地忽视了。这种个体实际地表现为无限之恶的受害者,而对抗无限之恶的斗争本身就是无限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捍卫受害者之权利的人继承了绝对的权利。

对受害者犯下的错误的无限性特征证明了受害者之辩护人的无限性权利。因为对美国众生犯下绝对罪行而追加的美国式补偿,已将这一进程带向了顶峰。

照料绝对之恶的受害者的义务,已经和反抗这种恶的无限的斗争同一了。而这又和调动无限的军事权力同一,后者像一种警察力量一样行动,管控着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秩序恢复,让恶无处容身。这种军事权力也是一种合法的权力,在狂热地寻求对无限之恶的所有可疑帮凶的犯罪时,它施展着复仇的神秘力量。

常言道,无限的权利等于没有权利。受害者和犯罪者都陷入了“无限正义”的循环。在这些日子里,当法律面对美国战俘的状况和控告他们的方式时,这就变成了法律的完全的不确定性。

黑格尔早已陷入了绝对之夜,在那里,“所有的母牛都是灰色的”。而今天,政治与法律所深陷于其中的道德划分的缺失,已将关塔那摩湾的囚徒变成了同一种无限性的囚徒,只是从灰色变成了橙色。

法律和政治的符号化已由另一种道德和警察的符号化缓慢地维持着,后一种符号化的对象是所谓的民主共同体之生命以及它们和另一个由道德和原教旨主义权力的独一统治所决定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一边是善的世界:在权利和事实,存在方式和价值方式的快乐的和谐中,一致消除了政治诉讼的世界。另一边是恶的世界:错误被无尽地犯下,而只有一场殊死的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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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三十之墓

九月 7th, 2012

巴塔耶

沉渣
丑恶的心脏衰竭

辛辣
倒错的甜美亲密

天空在你的眼里翻转

*

风之墓
花之墓

我的假死我的嗓音
只能在牙齿的疼痛中
被人听闻

小小的花朵
小小的耳朵你知道
我对粪便
如何恐惧

*

夜晚
眺望天空
透过你臀部的裂纹

*

伤口是肉体的
扭曲
血红的流
切割的线
没有眼睛
它即是我

清唱剧

叙述者。

妓女。如今90岁了,奄奄一息(但20岁的时候她美丽迷人;一天,她赤裸着,为上帝做了萨德《索多玛120天》里的杜克洛太太为院长先生做的同样的事)。

神父。30岁。

上帝。一种铺路石。

叙述者命名并呈现了人物。没有服装或布景。场景发生在妓女的卧房里。

妓女说:

对于阴沟
我就是阴沟
唉!

神父说:

我,神父先生
是你的小男孩
用你的耳朵
拥抱我
当你快死时
……
哦,我的主人
我的阴沟母亲
我让你升上天空

石头说:

我是上帝
我击中你的头
神父先生
我杀死你
我是白痴。

我饮下你的泪水
分开你赤裸的双腿
如同打开一本书
我读到了致死之物。

沉思

……………………………………………………当我开始沉思的时候,我一如既往地进入一种懒散的状态,突然就发觉自己变成了一根勃起的阳具。我信念的强度使之难以否认。先前,通过相同的方式,我已经被一种作为树的感觉压倒了——并且,由于我无法停止自己,我的手臂像枝干一样伸入黑暗。我的头脑,我的整个身体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阳具的想法是如此地荒谬,以至于我想要发笑。滑稽的念头像一次勃起一样对我显现,而这种刚硬——我整个的肉体就和勃起一样刚硬——只能终结于射精!进而,嘲笑我已经抵达的境界是不可能的:就像我拥有的一幅关于受刑者的图像,我感到自己的眼睛在眼窝中翻起,我的脑袋后仰,嘴唇分离。在这出乎意料的状态中,这幅相片的回忆进入了我的心灵,虽然没有唤起通常沮丧的感受,但一股恐惧,一阵轻盈,射穿了我。什么也比不过酷刑在我身上激起的感受。

从那时起,我就避免这种可怕的变形(在我内部使我趋向丑闻的东西只是自然而然的:它总是一闪而过)。但一年后,我陷入了一种(我曾经抵制的)性欲的觉醒,最终在我的房间里赤身裸体。我开始想象最放荡的场景。我进入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状态,类似于一个梦魇,痛苦的,混合着麻木和恼怒。我走下楼 梯,依旧一丝不挂地,进入宽敞的空房,坐到马桶。我希望排便能让我释然。在御座上,我俯下身子,直到我面颊通红,能够高声呼喊:终于,我发觉自己回到了卧房,和之前为了一个女人一样地痛苦。最后,我的身体紧绷,一如先前的一年,酷刑的新图像向我而来,把我折成两半。我跌落地上……

相比于厄运所命令的苦难的时日,非受难的时间显得毫无意义,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它们是愚拙的。并非一种更深更远的苦难将我们引向一个目的,由此,迂回成为了苦难的结果!真正的苦难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目的或一个结果能够为的我残酷辩解;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坚持你微弱的希望。我只引归于自己。我想要你,完完整整地,毫无条件地。”

一个人无论如何不得不承认:“如果苦难不是它之所是,即欲望的反面,那么,它将通过宣称我们逃避了自身的局限,来回应欲望。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掌控了权力,非受难的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了。”

我想象自己注定要沉默,要遭受无尽的苦难,如此巨大,以至于词语……

我思考自己:“我的苦难是何其残酷——还没有人谈论的和我一样多!”

那些受难者,那些吮吸死亡者……

自生命的第一日起,死亡就用无边的沉默笼罩了我们,一如海水围绕着孤岛。但它恰恰是不可言说的。为什么烦心于无法刺穿这种沉默的词语?为什么忧虑于谈及我们“墓中的岁月”,如果所有的词语都无以超越虚无的世界?

我知道我已经刨根问底,因为谈论这个也让我烦恼。

语言的毁灭非我之所为:只有它毁灭我的时候,它才在我的内部出现,正如压抑我的时刻(我正在言说,但无济于事……)

我是出于至尊的要求而书写吗?如果我向实用的价值让步,在心中疏离恐怖的时刻,那么,就像一种“至尊货品”的持有者一样,我交换(也就是售卖)属于我的至尊性,因为它便于交换:毫无畏惧。

但至关重要的畏惧是可欲的,正如它是可怖的:它是痛苦(或至少是我对一个曾令我极度惊惧的客体的欲望,虽然它不再让我惊惧,但它丰富了我的畏惧)。如果我承认我畏惧的理由,如果我言说“上帝”,那么,我就会疏离一种至尊性,而这种至尊性渴望克服我对死亡的畏惧,当我畏惧死亡的时候,我便置身于为实用的劳役(经由一种迂回,因为实用即存在——上帝是存在的超验担保——而为上帝的劳役是人在这一原则面前的屈尊:存在持留的原则,存在不朽的原则)。

我再也不能不畏惧死亡。但同样地,我再也不能不欲望——如果不是欲望本身——预示了欲望的东西:死亡的黎明。

裸体,尿道,粪便的亲密——与死亡相关的一切,都是太阳的升起之于白昼的意义。“仙仙欲死”的淫秽,时刻地宣告了最终一死的恐怖。上帝不再把我从涂满粪便的裸体当中拯救出来,正如他任我在土地中溃烂。

一个赤裸女孩的过度快感,我在她口中的阳具,在我看来,就是临终之夜的证据。如果我说:“我们首先必须继续”,那么,我会否定她的存在。可一旦我这样说,我就弃绝了我的至尊性(我会跪下呼喊:“我的主啊!”)。宗教(归根结底,就我们能够一起抵达,就生命中可能的东西而言)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奴性的道路,一条是至尊的道路。第一条绝不会立即导致失败,但它最终让一切价值,甚至上帝本身,都服从实用(也就是存在)。第二条道路尽而无终。但它注定了:——首先,一种胜于恐惧的痛苦的欲望;——其次,意识到一种至尊的快感就是我带向自身的死亡时刻的一个反抗(一个幸福的反抗,它使机遇成为了可能);——最后,我将坠入其中的黑夜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都得不到弥补;没有这个观念,我便让自己纯粹屈服于“可能”之物,而在被抛的存在(即我之所是)的位置上,“可能”之物会试图弥补我失去的至尊——弥补从不为白昼降临的黑夜。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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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作品中的父与母

九月 6th, 2012

克罗索斯基

分析心理学一般把这当作一个得到了充分观察且无需讨论的事实,即对父亲的仇恨构成了绝大多数人的最初冲突。“考虑某些例外的是有趣的;某些个体身上形成了一种反方向的冲突。”在萨德身上,“生命的根本事件似乎独一地倾向于一种更为罕见,通常更不明显的对母亲的仇恨情结。这样的痕迹在他的作品中随时可以被轻易地察觉;我们甚至可以把这当作萨德思想的恒定命题。”[1]我们必须把萨德的心理构造追溯为“母亲对童年时期的萨德施加的欺骗”吗?一个由真实的环境激发的,或由孩子自己解释的创伤性时刻,在儿子身上强化了一种因为过于忽视父亲而产生的对父亲的罪感吗?

如果是这样,我们会在萨德身上发现一种否定的俄狄浦斯情结,不像神经症患者的许多情形,它不是由阉割焦虑引发的乱伦压抑造成的,而是源于一种后悔,后悔自己曾渴望把父亲献祭给那个虚假的偶像,也就是母亲。一些同性恋的神经症患者出于对父亲的恐惧,放弃了对母亲的征服,满足于自己在同父亲的关系中采取女性的行为,而不敢取代父亲。其他人则把原本指向父亲的侵略性转投到自己身上,并发觉自己屈服于一个无情、严厉的超我的统治。就萨德自己来说,他同父性力量结盟,强化了自身反社会的超我,把他可以利用的全部侵略性都投向了母亲。

青年萨德在灵魂深处对母亲的谴责是什么?他随后把这些谴责都聚集到自己的妻子身上:她不过是一个无耻的荡妇。他首先抵制的是其“女性”的唯我主义——终有一天他将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哲学。但在心理演化的过程中,萨德仇恨母亲的全部动机都成为了他用来促进父性力量的元素。在儿子看来,母亲的虚伪必然使被弃于一边父亲的所有罪行都变得理所应然了。那么,违法犯罪(恶)将是后悔的儿子向犯有谋杀、乱伦和鸡奸的父亲偿债的唯一方法。

萨德的“虐待狂”会是原始仇恨的一个因素的表达,这种原始仇恨“选取”了侵犯的力比多以便更好地执行它的使命:惩罚一切形式的母性力量并推翻它的体制。当一个放纵的、已然浪荡的青春期结束的时候,萨德看到自己面前站立着蒙特瑞尔夫人的形象,[2]她充满了母性对其特权的猜疑,随心所欲地、残暴地处置自己的后代。同这第二个母亲,也就是岳母的接触,使萨德的侵略性具有了意识并指向了对母性价值的仇恨,即对虔敬、慈善、感激、牺牲和忠诚的仇恨。萨德将开始揭露“激发它们(这些价值)的自我利益和恐惧”。

萨德同他妻子的关系只会加剧这种仇恨。得知自己不是丈夫的所爱后,她或许试图通过一种无限的奉献把自己强加给他;但萨德像厌恶一条锁链一样厌恶这种奉献。他看到了这种奉献的一个目的:由于瑞内·德·蒙特瑞尔无法唤醒丈夫对自己的爱,她至少想要迫使丈夫用感激来替代爱。因而,在其全部的书写中,萨德不断地批判这种感激之情。当他成为米奥兰城堡的阶下囚时,正是瑞内一个人让他获得了自由;当他在威尼斯,然后是巴士底狱被囚禁的时候,只有瑞内的努力给了他些许的希望。对一个他所不爱的女人的这般依赖是他无法容忍的,他在作品中对自己的卑贱展开了复仇。但依赖感被逐渐地一般化了;萨德依赖它,延展它,最终,对萨德而言,这似乎成了人类的一种原始的不完美:“女人……只是大自然的一个次要的手段,但她阻止大自然以首要的手段来行动,因为首要的手段会对她施以狂暴……如果大自然灭绝了所有的女人,或不再意愿享用她们,那么,它将得到更好的侍奉,而我们会迫使大自然恢复其保存物种的首要手段。”这样的想法不是明显受到了对原始感激(男人要感激女人,因为他来自女人的子宫)的反叛的激发吗?

在前浪漫主义时期的其他伟大的形象身上,回归母亲胸怀之宁静的乡愁式欲望显露了他们对黄金时代和另一个世界的幻想。但在我们看来,萨德似乎不断地陷入一种困扰:在母亲的子宫中遭受扼杀。他的行动和观念只是他努力把自身的存在从其原始的封闭中抽离出来的一种有意识的呈现。所以,我们又有了一个理由认为,长期的监禁作为他对原始禁闭之困扰的外在化影响了他的个人,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这段囚禁的生涯促使他采取了一种他随后会对社会采取的特殊立场。

在《茱丝蒂娜》《茱莉埃特》和《卧房里的哲学》中,母亲总化身为一个残暴的偶像,转眼就从社会和宗教崇拜为她摆置的圣坛上被抛向并被还原(在这个词的虐待狂意义上)为男人之快感对象的境地。男人和他母亲之间的这种冲突频繁地在萨德的作品中重现。在《贞洁的厄运》中,布瑞萨科就怀有一种对母亲的纯粹厌女症的仇恨:在这个鸡奸犯看来,男人是唯一完美的人类样本,女人只是男人的一个变形。他的母亲,一个想把他带回正轨的严厉的女人,在儿子眼中不过是阻扰自己生活的一个借口,而她的道德,对儿子来说,似乎也是最可怕的敌人。布瑞萨科决心摆脱母亲,希望说服茱丝蒂娜协助他:“现在我要进攻的是我的母亲,是为我十月怀胎的人。怎么,就凭这个虚幻的理由就想阻止我动手,凭什么它能够得逞?这个母亲,她在淫乱时想到过会生下我这个胎儿吗?她只想到自己快活,我能感谢她吗?”萨德是如此地相信这段话所含的思想的明智,以至于他在别的作品中继续重复布瑞萨科的论证。但母性原则的捍卫者会说,母亲就没有关照孩子的功德吗?萨德预见了这样的反驳,让布瑞萨科准备了答案:“如果一个孩子的心里能够合理地涌现一股对母亲的感激之情的话,也许关键是我们懂事的时候,母亲对待我们的态度。如果她的态度很好,我们可以爱她,也许我们应该爱她;如果她的态度不好,不受大自然任何法则束缚的我们,不仅不欠她什么,而且一切都注定要我们摆脱她,因为我们身上有一股自私自利的强大力量,很自然地和无法抗拒地、就一定会摆脱一切妨碍我们的东西。”

在批判了这种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后,我们如今得到了一种对善行应得的感激的批判,一种对慈善、奉献和牺牲的批判。受到妻子的困扰,萨德开始摧毁奉献者的理想。茱丝蒂娜试图承担其慈善的义务,结果只能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这恰恰是因为她行善只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良知,使自己得到解脱”。不仅那些欠她恩情的人拒绝感激她,就连达尔维尔这样的人都说,他们没有理由承担感恩的义务,因为对他们而言,感激的必要性是最可耻的事情。当他让达尔维尔对救了自己性命的茱丝蒂娜这样说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不是瑞内的奉献和牺牲呢:

请问,你以为我有过感激你的心意,是个什么意思?想想明白吧,你这病弱的动物!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是继续走你原来的道路;二是跟我走。你不是选择了后者?那难道不是你内心的冲动?那么,你不是正好享受到愉快?你自己既然已经愉快了,还活见鬼,要我补偿你什么?[3]

所以,行善和生小孩一样不过是一个人首先赋予他自己的一种潜在的满足的结果。对萨德来说,母性的奉献,不论是源自配偶还是母亲,都只是一种经过掩饰但依旧可怕的唯我主义的策略。

母亲和女儿之间典型的对抗关系也不得不被写入萨德的条目。但这样的对抗,在他看来,与其说是因为占有父亲的欲望,不如说是渴望父亲把自己从母亲传递给女儿的母性责任中解放出来。《卧房里的哲学》或《浪荡教化者,献给年轻女人的对话》,给出了萨德有关反母性教育的方法,向我们展示了父亲为了孩子的利益而惩罚母亲。

萨德怀着残忍的喜悦,开始详细地描绘母亲在孩子面前遭受惩罚或被孩子自己惩罚的场景。萨德想到了她的岳母吗(他无论如何把岳母从绞刑架下救了出来),通过对塑像的处决,通过对这个有权有势的女人所渗透的原则的亵渎,他对蒙特瑞尔夫人采取了一种更加符号化的复仇?在茱莉埃特的人物身上,萨德已经把“男性化”的女人(没有社会委任的女人)理想化了,通过她的确立来对抗母亲的社会理想。多尔曼斯,这个“睡得最酣畅的时候就是在一天之中做够了愚蠢的人儿所谓的罪行的时候”的人,阐释了他的自然观,让毁灭和创造成为了唯一一个根本规律的两个方面。他从这样的论证中得到一个最终的观念,即谋杀只是对物质形式的一种更正。继而,他赞扬了女子同性恋,女性的鸡奸化,和男人的鸡奸。多尔曼斯质疑生殖是一种道德观念的想法,并攻击父性原则,社会保存的原则。

那么,我们会问,萨德对自己的父亲,那桩不幸婚姻的教唆者,不抱任何特别可言的仇恨,这如何可能呢?让我们把这个任务留给传记作家:在布拉蒙及其好友奥尔博格(《阿莉娜与瓦尔古》里的人物)的身上识别萨德伯爵和蒙特瑞尔夫人的肖像,在他们的来来往往和出于堕落的目的而摆弄儿女的方式中识别萨德婚姻背景的一幅小说式漫画;他以如此黑暗的笔触描绘他们只是为了替自己更好地复仇。《阿莉娜与瓦尔古》以及《欧叶妮·费朗瓦尔》中的父亲只是在萨德的秘密和公开作品中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的人物类型的一个变奏,是萨德出于一个伟大的颠覆使命而创造的人物类型:毁灭自己家庭的家父。恰恰是在赋予父亲一个黑色英雄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善良、可敬的角色的过程中,萨德确立了他自己和父亲之间的一种认同,这样的认同采取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崇拜父亲的形式。对父亲的崇拜是对母亲的仇恨的配对物,母亲总是扮演高贵女人的角色,以便更容易地在脚下遭受践踏。

布瑞萨科在准备弑母的时候说:“造成胎儿的并不是母亲的血,而只是父亲的血。母腹的功能是结果,保存和加工,可是不能提供什么,这种考虑就是我从来不想谋害父亲的原因,而我却认为隔断母亲的生命线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这种解剖学的观念,或许是被故意弯曲了的,只能向我们更好地表明,萨德对男人要由女人诞生的必然性的困扰到了何种程度,对他而言,这样的必然性似乎是大自然和人类的共同退化。从而,萨德为我们描述了永远反抗妻子的父亲,在萨德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的作为母亲的妻子,是父亲和孩子之间的直接关系,尤其是父亲和儿子之间的鸡奸关系的障碍。

萨德把鸡奸和乱伦提升为父亲的属性;父亲必须打破阻止他在肉体上和孩子相融合的婚姻枷锁。没有什么自然规律是反对这点的。社会已经把某些自然的规律变成社会的规律;它没有把其他的规律合法化。这就迫使萨德式的父亲诉诸计略,在他们的女儿面前隐藏自己的父性,以便女儿一到准许的年纪,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占有她们。

我们找不到比布瑞萨科更明显的反母性情结的例子了。布瑞萨科年幼丧父。但在父亲的缺席中,他没有把自己从儿子的地位转变成母亲的第二配偶的角色(肯定的俄狄浦斯情结),相反,他再现了缺席的父亲的自然的男性气质和残酷;可以说,他是替父亲的缺席复仇。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对父亲的压抑使母亲和儿子的原初统一的重建成为了可能,但在这里,由父亲和儿子共同实施的对母亲的压抑(它在布里萨·特蕾丝塔的故事中得到了重述,见《茱莉埃特》)更加明确地引发了母亲和儿子之间的潜在对抗,并揭示了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共通。在萨德自己的情形中,为了儿子的利益而惩罚母亲的父亲,或出于对孩子的爱,同配偶决裂的父亲,将他从母性的牢房中释放。

仇恨母亲的潜在动机(其约束的特点只是一个次要的解释)可能要比公开承认的动机更接近对处女的怨恨。作为纯洁之化身的处女在本源上和作为儿子之偶像的母亲是一致的。那么,一个事件,或对一个事件的纯粹猜忌(在萨德身上不断运作的猜忌),就让母亲在一个既激发吸引又激发排斥的肉欲方面出现了。可以崇拜的元素泄露了吗?不,这种可以崇拜的元素保持着其固有的价值,但它并不本质地属于母亲;它是纯粹的本质本身。从而,处女的图像取代了母亲的图像。

但精神分析家不得不坚持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他们会说:这个(处女的)图像保持了母亲在禁止方面的俄狄浦斯特征。他们还会补充:正因为处女是母亲的一个变奏,是母亲的俄狄浦斯图像,她保持了这种排斥占有的特征。精神分析家只看到动机的一种连续的起源;他们无法承认一种计划的不连续性的观念,但只有不连续性才允许灵魂固定一个不可化约的价值。没有一个不可化约的价值,就没有良知和升华。但如果纯洁的图像在其女性的方面,首先是以母亲之化身的形式,向年幼的萨德呈现了,那么,这个图像无论如何都在萨德的心灵中,作为一种品质而独立地存在,这种品质随后和宗教的对象融为了一体,并因此变得庄严——或者说,可以亵渎的(在萨德这里是必须被亵渎的)。

在萨德看来,母亲扮演了阉割的角色,而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这样的角色属于父亲。对父亲而言,母亲是儿子的对手(在同性恋的层面上),正如母亲对女儿而言,是父亲的对手。所以,被剥夺了一切俄狄浦斯魅力的母亲,不仅代表了(社会和宗教的)禁闭和扼杀,还为了不可通达的处女的利益,丧失了纯洁的魅力(一种属于宗教和精神的领域,并源自被超越的爱情的亵渎魅力)。

对萨德自己而言的原始事件逃避着我们的探查。但这个原始的事件在萨德的婚姻背景中再现了:他的岳母,蒙特瑞尔夫人,取代了他的母亲;他自己则爱上了强配给他的妻子的妹妹。对他来说,乱伦的情境就体现为他对小姨子的这种被禁止的激情。一个关键的事件激化了这一情境:他从女修道院里带走了他的小姨子,一个修女,并让她成为了自己在第一次去意大利的旅行期间的情妇。萨德甚至在结婚多年后还念念不忘。这迫使蒙特瑞尔夫人,压抑的母亲的原型,采取了严厉的惩罚行动(投入巴士底狱等等)。

在这里,毁灭自己家庭的父亲的图像表现为萨德灵魂的无神论意识所采用的一种补充虚构。正是通过父亲的幻影,萨德离开了母性的牢房并得以和化身为处女的纯洁相沟通;萨德把处女的排斥性特征和父亲的僭越性特征对立起来。处女的天命暗示了对母性境况的弃绝;它无论如何也暗示了一个肉欲的家庭的创造,甚至是以精神母性的名义。在萨德看来,显然没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天命,但的确存在着对他而言是模糊的处女纯洁的图像。弃绝没有问题,但通过一种强迫的方式,这个反对男性占有的处女纯洁的图像,表明了一道源于肉欲融合的家庭的禁令。伴随着这些暗含的主题,父亲的幻影,自身家庭的毁灭者,可以说成为了不可通达的纯洁的亵渎语境。

总而言之,我再次强调这种个人神话的摩尼教特征:对母亲的仇恨和对物质的仇恨是一个并且是同一个仇恨;对毁灭性的父亲的崇拜也源于毁灭原初纯洁的渴望。



[1] 本文援引了我的一篇题为《关于萨德的精神分析研究的草案》的文章的部分内容(Éléments d’une étude psychanalytique sur le marquis de Sade, Revue de psychanalyse 6, nos. 3-4[1933])。

[2] 通过其权力的可怕手段,蒙特瑞尔夫人对萨德的迫害把他降低至无能的地步。

[3] 萨德,《贞洁的厄运》,张章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年,第229页。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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