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窸窣

三月 20th, 2013

罗兰·巴特

 言语是不可撤销的:这是它的宿命。已经说出的不能不被说出,除了对它补充:纠正,在这里,够怪地,乃是,继续。言说之际,我从来不能抹除,取消;我能够做的只是说“我正在抹除,取消,纠正”,简言之,说得更多。口吃是一种遭受双倍损毁的信息:它难以理解,但稍加努力,仍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它既不在语言之中,也不在语言之外:它是语言的一种噪音,类似于一台马达为了让人知道它没有正常运转而发出的震响;这恰恰是熄火的意义,是在客体的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次失败的听觉符号。简言之,(马达或主体的)口吃是,一种恐惧:我害怕马达即将停止。

机器的死亡:在人看来,这可以是悲伤的,如果一个人像描述野兽的死亡(见左拉的小说)那样来描述它。简言之,不论机器表现得多么冷酷无情(因为在机器人的形象中,它建构了最严重的威胁:身体的丧失),它仍然包含了一个愉悦主题的可能性:它的良好运作;当机器独自运作的时候,我们感到恐惧,当它运作良好的时候,我们感到欣喜。现在,正如语言的功能紊乱在某种意义上被归结为一个听觉的符号,口吃,机器的良好运转同样也被展示为一种音乐的存在:窸窣

窸窣是运作良好者的噪音。从中产生了这样的悖论:窸窣指示了一种限定噪音,一种不可能的噪音:一个完美地运作,没有噪音的事物发出的噪音;发出窸窣的声音就是让噪音的蒸发变得可以听闻;稀薄的,模糊的,颤动的事物被接受为一种听觉取消的符号。

所以,发出窸窣之声的是快乐的机器。当萨德如此频繁地想象并描述的情色的机器,即情欲的体位被小心翼翼地相互构接起来的诸身体的一种“智能”凝聚——当这台机器,通过参与者的抽搐运动,开启之时,它便颤动,发出窸窣的声音:简言之,它运转,并且良好地运转。还有,当今天的日本人在巨大的厅堂里让自己集体屈服于所谓“弹球盘”的老虎机游戏时,这些大厅就充满了小小弹球的巨大的窸窣的声音,而这样的窸窣意指着某种正在集体地运作的东西:游戏的(出于其他原因,谜一般的)快感,严格运动的身体的快感。因为窸窣(我们从萨德和日本人的例子里看到了这点)暗示了一个身体的共同体:在正“运行”着的快感的声响里,没有什么声音产生,引导,或突然偏离,没有什么声音被建构起来;窸窣是复多享受的声响——复多的,但从来不是庞大的(相反,庞大的群体具有一种单独的声音,并且是可怕地响亮的)。

那么语言——语言能够发出窸窣的声音吗?言说,看上去,仍注定要结结巴巴;书写,则注定要沉默,要区分符号:无论如何,为了满足一种适合其实体的享受,语言总是留有太多的意义。但不可能的并非不可想象的:语言的窸窣构成了一个乌托邦。哪一个乌托邦?一种意义之音乐的乌托邦;在其乌托邦的状态里,语言会被扩大,并且,就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听觉建筑,使语义的装置在其中变得不真实而言,我甚至要说,它失去了本性;声音的、韵律的、歌唱的能指将得到完全奢华的施展,而没有一个符号开始从中分离(在这个享受的纯粹层面上开始自然化),甚至——这正是困难之处——没有任何的意义被野蛮地解散,被武断地排除,简言之,被阉割掉。窸窣着,语言通过一个我们的理性话语所不知的前所未有的运动,被托付给了能指,它因此不会抛弃一个意义的视域:意义,未经划分的,不可渗透的,无以命名的,无论如何会被定位于远方,如同一个海市蜃楼,把口述的实践变成一个具有“背景”的双重的风景画;不是音素的音乐成为我们信息的“背景”(就像在我们的诗歌中发生的那样),而是意义成为享受的灭点。正如窸窣被归于机器的时候,是一种噪音之缺席的噪音,同样地,当它转入语言的时候,窸窣会是一种揭示意义之豁免的意义,或者——还是同一个东西——它是一种远远地把意义从一切侵略当中释放出来的非意义,而这些侵略在“悲惨、暴烈的人类历史”上形成的符号,就是潘多拉的魔盒。

这是一个乌托邦,毫无疑问;但乌托邦往往是指引先锋派之探索的事物。所以,四处不时地存在着我们可称之为窸窣之实验的东西:如后序列主义音乐的某些产物(其重大意义在于,这种音乐赋予了声音一种极端的重要性:它影响的是声音,而不是音量,它试图改变声音当中意义的性质),某些无线电声音的研究;还有皮埃尔·居约塔(Pierre Guyotat)和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的最新文本。

甚而,我们自己可以围绕着窸窣展开这样的研究,并且就在生活中,在生活的冒险中;在生活以一种绝对即兴的方式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中。另一个夜晚,看着安东尼奥尼关于中国的电影,我突然在一个插曲的结尾,经验到语言的窸窣:在一个村庄的街道上,一些孩童,倚着墙,大声朗读,每个人拿着一本不同的书,但他们一起朗读;这——这以正确的方式发出窸窣的声音,如同一台运作良好的机器;对我而言,意义是双重地无法渗透的,因为我不懂中文,也因为这些同时发生的朗读的模糊;但我正在倾听,以一种幻觉的感知(它在接受场景的全部微妙上,是如此地强烈),我正在倾听音乐,呼吸,紧张,申诉,简言之,某种如一个目标的东西。这是它采取的全部吗——只是为了让语言发出窸窣的声音,以一种带着享受印记的罕见的方式,同时说话,这是我试图描述的全部吗?不,当然不:听觉的场景要求一种色情(在色情这个词的最宽泛意义上),冲动,或发现,或一种情感的纯粹相伴:恰恰是中国孩童的面容所贡献的东西。

我把今天的自己想象成黑格尔描述的古希腊人:他审问,黑格尔说,激情地,持续地,审问树枝的窸窣,泉流的窸窣,风儿的窸窣,简言之,自然之颤动的窸窣,为的是从中觉察一种知性的记号。而我——我审问的是意义的颤动,我倾听语言的窸窣,那种对我,对一个现代人而言,是我之天性的语言。

Vers une esthétique sans entrave (U.G.E.), 1975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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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19th, 2013

布朗肖

我们完全知道自己有欠于译者,甚至更多地,有欠于译作吗?我们并不真地知道。甚至当我们对一个人心怀感激,因为他英勇地走进了翻译任务的谜团,当我们从远方把他们称赞为我们文化的隐秘主宰,当我们倾心于他们,就像我们温顺地服从于他们的热忱时,我们的认识依旧沉默,还带有小小的蔑视(由于我们的人性),因为我们绝对无法感激他们。在沃尔特·本雅明的一篇文章中,这位杰出的散文家向我们讲述了译者的任务;从中,我将援引一些论述,关于我们文学活动的这种特殊形式,这种本原的形式。[1]不论是对还是错,如果有人继续说,这儿是诗人,那儿是小说家,甚至是批评家,总之是对文学意义负有责任的人,那么,他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考虑译者,这种最最少见的、真正难以理解的写作者。

译,我要提醒读者,在某些文化地带,长久以来,一直被当作一种致命的要求。有些人不希望任何人被译为他们的语言,另一些人则不希望任何人译他们的语言;为了解决这种文学意义上的背叛,一场战争需要展开:把一个民族的真正语言,交付给异邦。(让我们回忆厄忒俄克勒斯的绝望:“不要从大地上夺走,敌人的猎物,一座讲着真正希腊语的城市。”)但译者依然因更大的不敬而心怀罪感。他,上帝的敌人,试图重建巴别塔,诉诸善意的考虑和好处,而讽刺的是,上天的惩罚把人类在语言的困惑中分离了。过去,人们相信,回归某种原初的语言是可能的,而为了真正地说出这种至高的语言,人们需要的,只是说出它而已。本雅明保留了这一梦想的某些东西。语言,他写道,全都意向着同一个现实,但它们的意向性模式并不同。当我说Brot(德语的“面包”)和pain(法语的“面包”)的时候,我意向着同一个东西,但意向性模式并不同。每一个语言,就自身而言,都是不完整的。在译作中,我并不自我满足于用一个模式取代另一个,用一种方式取代另一种,相反,我做出了一个指向一种高级语言的姿态,它将成为所有这些不同的意向性模式的和谐或互补的统一,它将在被一切作品所言说的一切语言的秘密得以协调的地方进行言说。对每一个译者而言,这就是他的弥撒亚主义,如果他的工作,是让诸语言在这种终极语言的方向上生长,并在一切当下的语言中,为每一个包含了未来的语言所证明——译作抓取的就是这个包含了未来的语言。

上面的论述明显只是一种观念的乌托邦游戏,它假定,每一种语言只有一个相同的意向性模式,总是具有相同的意指,并且所有这些意向性模式都可以相互补充。然而,本雅明还暗示了别的东西:每一位译者都凭借语言的差异而生存;每一部译作都建立在这种差异上面,即便它追求的,是压制差异的倒错意图,或者看似如此。(对一部优秀的译作,可以用两种相反的方式来称赞它:“难以相信,它居然是一篇译作”,一个人说;或者,“真地是同一件作品”,另一个人发现了它不可思议的同一性。在第一个情形中,人们为了赞美新的语言,抹除了作品的本原;而在第二个情形中,人们为了本原的作品,抹除了两种语言的本原性。两个情形都丧失了某种本质的东西。)事实上,译作根本没有让差异消失的意向——相反,它是这种差异的游戏:它不断地影射差异;它掩盖这种差异,但又不时地把差异揭露出来,并时刻加以强调;译作就是这种差异的生命;它在这种差异中发现了自己令人敬畏的职责,还有自己的魅力:它自豪地动用自身的统一力,让两种语言临得更近,就像大力神(赫尔克里斯)把海岸拼接到一起。

但还有更多的要说。一件作品,若要获得被译的年龄和尊严,它便须以一种使自身变得通达的方式,去包含这种差异,或许是因为它本原地做出了一个指向另一种语言的姿态,或许是因为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聚集了不同于自身并外在于自身的可能性,而一切被言说的语言都具有这样的可能性。本原从来都不是静止的;而一种语言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包含了未来,语言指向或召唤着一种异己的、有时是致命地异己的状态,这一切都在文学作品的严肃主题中得到了确证。译作和这样的生成相关;它“译”并完成了这种生成。译作,仅仅因为这样的运动和这样的生命,才是可能的;而它抓取这个生命,有时是为了清楚地传达它,有时又是为了尽力迷惑它。至于经典的艺术作品,它们属于一种无法言说的语言,更为迫切地要求着被译,因为从今以后,它们就是一种已死语言之生命的唯一的保留地,是对一种无未来的语言之未来负责的唯一的东西。唯有被译的,是这些活着的作品;进而,在原初语言的自身当中,它们总仿佛被再译,被再次指向对它们而言最最特殊的东西:其本原的外在性。

译者是独一本原性的写作者,而他的写作,恰恰是在他宣称没有本原性的地方。他是语言之差异的秘密主宰,不是为了废除差异,而是为了利用差异,来唤醒他自身的语言;通过暴力的或微妙的改变,他把一种在本原上、本原地差异着的东西的在场,引入了他的语言。这不是相似性的问题,本雅明正确地指出:如果人们想要译作和原作相似,那么,就不存在任何可能的文学翻译。它毋宁是以一种他异性为基础的同一性的问题:具有两种外在语言的同一件作品,这两种外在的语言,由于它们的外在性并在这种外在性当中,通过让造就作品的东西变得可见,使得它们的每一个都总是另一个,总是一种运动;而我们,恰恰要从这个运动中,发现一道光,一道可以照透并因此阐明译作的光。

不错,译者是一个古怪的人,一个怀旧的人,他仿佛缺乏自身的语言,却感受到了本原的作品在当下的确证中所允诺他的一切(但他无法完全地获得,因为在那里,他没有在家的感觉;他是一个不在那里栖居的永恒之客)。紧随着这种论调的,是专家们的证词,根据他们的说法,当译者进行翻译的时候,他在其所归属的语言那里遇到的困难,总要比他不曾拥有的语言所造成的困惑大得多。这不仅是因为他看到了法语(例如)所匮乏的一切,以回归既定的、主导的、外在的文本,更是因为译者自此就依照一种私有的模式而拥有了法语,虽然这种私有化是富裕的,但他必须用另一种语言的资源来填充它,而它本身,也在某一瞬间聚集了自己的独特作品中,被呈现为异己。

本雅明从鲁道夫·潘维茨(Rudolf Pannwitz)的理论中援引了一段相当令人惊讶的话:“我们的译作,甚至是最好的译作,都往往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这些译作总是把印地语、希腊语、英语变得德语,而不是把德语变成印地语、希腊语、英语。我们的译者对本国语言的惯用法的尊重远胜于对外来作品的内在精神的敬意……译者的基本错误是试图保留本国语言本身的偶然状态,而不是让自己的语言受到外来语言的有力影响。”这一论述或断言具有致命的诱惑。它表明,每一种语言都可以变成所有其他的语言,或至少可以在一切新的方向上,毫无损害地运动;它假定,译者会在被译的作品中发现足够的资源,并在他自己身上发现足够的权威,来唤起这种突然的变异;最后,它把一部译作的自由和创新提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译作将能够对词语和句法进行更为强大的直译,并最终使自己变得毫无价值。

虽然如此,为了强化他的论点,潘维茨还是利用了路德、弗斯、荷尔德林和格奥尔格这些人名字的感召力;他们在其作为译者的立场上,都毫不犹豫地打破了德国语言的框架,以拓展它的边界。荷尔德林的例子就表明,痴迷于翻译力量的人最终要冒怎样的风险:《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的译作,几乎是他在疯狂的崩溃中完成的最后的作品。这些作品受到了特别的研究,它们是被克制地、有意识地、用一种不屈的坚定生产出来的,并具有一个意向:既不是把希腊的文本变调为德国的文本,也不是把德国语言遣送回其希腊语的源头,而是在一种纯粹而完全的语言之朴素中,把两种力量,一种反映西方的沉浮,另一种再现东方的变迁,统一起来。结果是近乎可畏的。仿佛一个人在两种语言之间发现了一种如此深刻的理解,一种如此根本的和谐,以至于它自身就替代了意义,或者,把两种语言之间的裂隙,成功地转变成一种新意义的源起。这一影响是如此地强大,以至于我们可以理解歌德冰冷的笑声。那么,歌德嘲笑的,到底是谁?他嘲笑的,不再是一个诗人,也不是一个译者,而是一个不顾一切地向一个中心挺近的人:他相信自己可以在那个中心找到统一的纯粹力量,一个可以赋予意义、并超越了一切特定和有限之意义的中心。人们懂得,这种诱惑必定经由翻译而降于荷尔德林的身上。因为伴随着这种统一的力量,它在每一个实际的关系中,正如在任何语言中一样运作着,并同时将他暴露于一种总是先天的、纯粹的分裂面前,乐于翻译的人,便处在了一种持续不断的、危险的、令人敬佩的亲密当中——而恰恰是这种亲熟,赋予了他成为最傲慢的,或最隐秘的写作者的权利——并怀抱着这样的信念:译,最终乃是疯狂。



Blanchot, Friendship, trans. Elizabeth Rottenberg,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7-61. 译文见泼先生的《稿本》第一期,《守望空地》。

[1] 沃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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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

三月 19th, 2013

巴塔耶

在《眼睛的故事》之前的一年,我写了一本名为《厕所》(W.C.)的书:一本小书,一份相当疯狂的书写。《厕所》和《眼睛的故事》一样地忧郁,它是不成熟的。《厕所》的手稿被焚毁了,但不算损失,考虑到我当下的悲伤:一声恐怖的尖叫(对我自己的恐怖,不是因为我的放荡,而是因为哲学家的头脑,从那以后……何其悲伤!)另一方面,我甚至对《眼睛的故事》的爆发性欢愉感到满足:什么也不能将之抹去。这种欢愉,近乎天真的荒唐,将永远超乎恐怖,因为恐怖揭示了它的意义。

《厕所》的一幅画展示了一只眼睛:断头台上的眼睛。孤独的,如太阳一般,直立着睫毛;它从断头台的半月形缺口上凝望。画被题为《永恒轮回》,而它恐怖的机器是横梁、刑具和立柱。一条从地平线上而来,通往永恒的道路穿越了它。一组戏仿的诗文,源自《马约尔协奏曲》(Concert Mayol)的概要,补充了标题:

神啊,乐音的深渊里
死尸的血如此地悲伤。

《眼睛的故事》里有另一种对《厕所》的追忆,就在题名的一页上,它将其后的一切都置于最可怕的符号之下。笔名Lord Auch(洛德·奥什)指的是我的一位朋友的一个习惯:当他恼怒时,他不说“aux chiottes!”(拉屎去吧!),而是把它简化为“aux ch”。Lord在英语里是指(《圣经》里的)上帝:Lord Auch就是正在排泄的上帝。这事过于生动,不便细述;每一个造物都这个位置上容光焕发,沉溺于其中的上帝更让世界重生活力。

 成为上帝,赤裸着,如太阳一般,在雨夜,在一片田野里:赤红的,神圣地,以一场暴风雨的威严,泼散粪肥,做着鬼脸,凌乱不堪,在泪水中成为不可能:在我面前,谁知道何为威严?

 “良知的眼睛”和“正义的丛林”是永恒轮回的化身,还有什么懊悔的图像比这更加绝望?

我把《厕所》的作者命名为特罗普曼(Troppmann)。

夜晚,我赤裸地自慰,在母亲的尸旁。(一些读过《巧合》的人怀疑它是否具有小说本身的虚构特点。但就像《序言》一样,《巧合》具有一种真正的精确性:R村的许多人可以作证;何况我的一些朋友真地读过《厕所》。)

 令我更加不安的是,我不知多少次看着我的父亲排泄。他会从那张盲眼的瘫痪病人专用的床上下来(父亲失明并瘫痪)。他要下床并坐到便壶那里可不容易(我会帮他),他穿着长睡衣,通常还戴一顶棉睡帽(他有一脸锐利的灰胡子,邋邋遢遢,一颗硕大的鹰钩鼻,广阔而空虚的目光盯着空中)。有时,“闪电般剧烈的疼痛”让他嚎叫如野兽,他伸出弯曲的大腿,徒然地紧抱在怀中。

 当父亲失明(完全看不见)的时候,母亲就怀上了我,我无法像俄狄浦斯一样挖出自己的眼睛。

和俄狄浦斯一样,我解开了谜:没有人比我领悟得更深。

1915年11月6日,在离德国边界几英里远的一座被轰炸的城镇中,我的父亲在遗弃中死去。

我的母亲和我在1914年8月德军进攻的时候抛弃了他。

我们把他留给看门人。

德军占领了小镇,随后撤出。我们如今可以回去:我的母亲,无法承受对它的想念,发了疯。那年末,母亲恢复过来:她不许我回到N镇。我们偶尔收到父亲的来信,他只是在痛骂和胡言乱语。当我们得知他快要死了时,母亲才同意和我一块回去。在我们达到前的几天,父亲就死了,临死还在呼唤自己的孩子:我们在卧室里看见一口盖好的棺材。

 当父亲在一夜的幻觉后发疯时(大战前的一年),母亲派我去邮局发一封电报。我记得自己在途中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自负。不幸压倒了我,永恒的嘲讽回应道:“如此之多的恐怖注定了你的命运”。几个月前,十二月的一个不错的早晨,我告诉父母,我不会再踏入高中,他们听后极其恼怒。但怎样的恼怒都无法改变我的决心:我独自居住,很少外出,只走田野的小道,避开大路,怕会撞见朋友。

我的父亲,一个不信教的人,死前拒绝会见牧师。年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信教(母亲则不一样)。但1914年8月,我开始会见一位牧师;直到1920年,我没有一周不忏悔自己的罪!1920年,我又变了,我不再相信任何东西,除了我未来的可能。我的虔诚只是一种逃避的尝试:我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逃避我的命运,我正在抛弃我的父亲。今天,我知道,我是“盲的”,不可度量的,我是一个被“遗弃”在尘世的人,正如被遗弃在N镇的父亲。不论是在尘世,还是在天国,没有人关心父亲临死的恐怖。然而,我相信他无畏地面对了,一如既往地。在父亲茫然的微笑中时常浮现了怎样一种“可怕的自负”!

(《眼睛的故事》序言,选自《小人物》[Le Petit],1943年)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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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巨大的热情

三月 19th, 2013

阿尔托

一种巨大的、思索的和过剩的热情如同一个丰饶的深渊承负着我的存在。一阵肉体的、回响的狂风,带着地狱的浓烟,强烈地呼啸。而最细微的根,如一张血脉之网,居于这阵风中,交织着发出热光。空间可以度量,充满了刺耳的尖叫,却没有任何可以渗透的形式。它的中心镶嵌着爆发,一种具有扭曲之沉重的无情的马赛克之锤,如一个额头一再地落入空间之中,伴随着一种仿佛蒸馏了的噪声。而对噪声的蒙混的封裹拥有迟钝的紧迫和一种生动模样的洞察。不错,空间给出其对心灵的全部蒙裹,在那里,没有思想清晰地回响,没有思想能够释放它对事物的卸除。但逐渐地,块体翻转如一阵黏滑的强烈的恶心,一种植物的惊雷一般的鲜血的巨大汇流。而细根在我精神之眼的边缘颤抖,以令人混乱的速度,将自身从那因狂风而收缩的块体中超离出来。整个的空间颤抖着,如一个被燃烧的天空球体洗劫一空的性。某种从一只真实鸽子的尖喙而来的东西在诸态的模糊的块体中留下一个洞;在那一刻,所有深刻的思想都将自己分层,分解,成为透明的,熬浓的。

如今我们需要的是一只能够成为恐惧本身之器官的手。整个植物的块体一再地翻转两到三次,而每一次,我的眼睛都让自己更加确切地归位。模糊变得丰富而无目的。整个的凝胶获得了彻底的明晰。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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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

三月 19th, 2013

海德格尔

致1976年5月14-16日,芝加哥

第十次研讨会参与者的欢迎词

 深思之人通过彼此提问而交换他们的欢迎之词。我藉以向你们遣送欢迎词的问题乃是我坚持不懈地以一种愈发好问的方式试图追问的那个简单的问题。它就是所知的“存在的问题”。

我们首先只能通过一种对西方—欧洲形而上学的讨论来追问这个问题,尤其是通过参照自一开始便已经盛行的存在之遗忘。在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形而上学追问中,就其所固有的东西和它的位置而言,存在掩蔽了自身。

存在的这种自我掩蔽在各个特殊的时期是不同的(参见《林中路》:《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第296页)。

在一个打上了技术之印记的世界文明的时代,存在的遗忘以一种要求存在之追问的特殊方式显得紧迫。从这方面必要的诸问题当中,可提及如下的问题:

现代自然科学是现代技术的基础吗——正如人们假定的——或者,就它自身而言,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是技术思维的基本形式,是技术表征的决定性预想及其对现代技术实现了的有组织的阴谋的持续不断的入侵吗?

这些问题的急剧增长的功效将存在的遗忘驱入极端并因此让存在的追问显得无关和肤浅。

在研讨会的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你们将无法回答,甚至很可能无法充分地提出这个有关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之关系的问题。

但如果每位参与者能以自身的方式将其注意力投向这个问题并把它当作自身领域的的一个暗示,那就足够并且是有益的了。

通过这样的方式,存在的追问将变得越来越紧迫并能够被经验为其真正之所是:

对源于存在历史之开端,并且在那个开端当中为了那个开端而必然保持未思状态的遗产——Αλήθεια[真理/无蔽]本身——加以思索,并由此为人在世界当中的一个转变了的居所的可能性而做着准备。

 1976年4月11日,弗赖堡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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