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朗肖

五月 31st, 2013

让-吕克·南希

对布朗肖的攻讦似乎没有尽头(至少,就那些甚至被发动起来的人而言……)那么,在我们超越这浅薄而不必要的插曲前,我们不得不等待多久?问题无论如何和一个更一般的问题相关:在我们超越那些围绕着过去做出的草率判断(甚至都不完全符合过去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或遗留给我们的使命)而自以为是地进行的膝跳反应前,我们不得不等待多久?这相当于清楚而响亮地宣称,放弃一切的“极权主义”形式和一切的“意识形态”(用美学的术语,一切的“浪漫主义”形式),并不是任何东西的结论,而只是重复了同一个古老的共识之克制,它甚至不是抓住真实问题的先决条件。

暂且听一听对布朗肖的攻讦:一方面是道德的和政治的(反犹主义的指控),另一方面是文学的(神秘主义和/或虚无主义的指控)。有时这两个方面被分开看待;有时它们走到一起(例如,右翼的浪漫主义,和/或虚无主义对反犹主义的过度弥补)。

这些攻讦在道德(政治)上是可笑的,在文学(哲学)上是无意义的。这需要说很多,至少作为一个简单的原则声明,以表明布朗肖不是没有问题的,而是说,问题不能用这些话提出。

它们在政治上是可笑的:布朗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使用的极少的反犹主义表述(连同其他就它们同纳粹主义及其对犹太人之迫害的对立而言同样绝对的表述)是对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的、大量谈论反犹主义本身的粗俗的让步——它当然应该受到谴责,但布朗肖谈论的并不比福楼拜、波德莱尔或康德他们的反犹主义言论更多。

社会的反犹主义和(纳粹主义所完善的)教条的反犹主义或许紧密相关——这是一回事。但它们之间的区分,事实(de facto)和法理(de jure)的区分,是必要的(无论如何在1940年之前的时期)——这是另一回事。布朗肖那里的反犹主义不仅从来不是一种思想,而且他的思想从来不和反犹主义同流合污,即便是当他的立场在政治上偏右的时候。[1]

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右翼思潮而言,我们本质上可以把各种传统的反动主旨和那些属于另一种对现代世界之混乱无序的由来更久的反应的主旨,清楚地区别开来(这诚然不总是直截了当的)——的确,六十年后(甚至根据布朗肖所理解的六八年五月事件),面对现代世界的混乱无序,仪式性地炫耀民主的人本主义及其“价值”似乎仍不是充分的回应(并且,它往往很简单地,玩世不恭地充当了一种继续统治和剥削的意识形态门面)。

快速的总结:民主,自由,法治和世俗国家不总等于一种无异于历史和文明,甚或资本主义本身之变异的挑战。更确切地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废除左和右的政治对立,远离它,而是要求我们在已经建立的确定性之缺席中,重新思考它(并且不要以一个出于起因的需要而被简单化了的过去为基础),不要让自己被“人本主义”和人性的真实状态所蒙蔽,不管是这不是我们意愿的。

这里,“在已经建立的确定性之缺席中”,至少意味着:就共通体而言没有自信(并且就“人民”或“城邦”而言没有可利用性)。另一方面,它同样意味着这样的确定性,即共通体的所有和每一个想象的表征都已经让共通体的本质发生了改变,同时不再有意义,除了在共同——而非共融之中。这成双的命题定义了潜藏在法西斯主义和死亡集中营之下的东西,即被残酷、赤裸地带入集中营之焦点的东西,它同样定义了思想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布朗肖毫不犹豫地承担了其中的一部分。

对布朗肖的攻讦在文学上是无意义的:布朗肖的作品无疑没有完全摆脱浪漫主义,如果浪漫主义是指艺术尤其是文学(有关共通体并且在共通体当中)的宗教。布朗肖的作品总会以浪漫主义为源头;但如果我们把怀疑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的辛勤的日常工作置于一边,那么,二十世纪还有什么样的作品,以不论何种方式,在浪漫主义那里找不到它的源头呢?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考虑布朗肖的运动,那么,它似乎也是由一个对文学宗教的不断抵抗的进程——不安地,艰难地,有时甚至是不情愿地?但也是不懈而严谨地——构成的。布朗肖那里没有文学的虚无主义的神秘主义,如果这只是因为,文学的对象越来越多地不是“文学”,而是相反地,是从文学迷恋(或消遣)当中撤离。一切,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总已经转向,并且将沿着理解并阐释如下这些话的所有可能的方向,继续转向,这些话源自布朗肖在1932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赋予我们(法语)文学的人性的或人本的善名会是不可想象地无所根据的,如果它面对人仅仅是为了把人离弃给他自己或把他变成研究的一个有用的对象。”[2]布朗肖的全部书写都在言说这个并且以这个方式言说。

最终,布朗肖,以“书写”和“无作”(désoeuvrement)的名义,面对着意义的境况,其生产和流通,既是迷恋和消遣的所有形式,也是意指和共通的所有过剩形象,简言之,是所有被悬置的神话形式。同每一个“新神话学”(这诚然不是一开始就被给予布朗肖的)的决裂定义了一种对浪漫主义和“文学”本身的撇弃。

当然正是这个神话的问题突显了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就像今天它通过思考共通体和历史的问题来运作。更确切地说:在这里,导致这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之间差异的,是同神话的关系,以及同神话或神话学观念的关系(这可以在日常的基础上得到证实,同样可以通过在历史的序列中对布朗肖文本的一种阅读得到证实)。这同样意味着:如何容忍并维持神话之缺席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未来,想象界如何解释象征界(即粘合,意义)的问题。或者,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说:在未来,我们所谓的“主体化”——意即对其共同存在之同一性的挪用——这如何在未来运作?

在这一切当中没有“文学”,没有“文学理论”,也没有神秘主义,只有一种追问的努力,它要求思想“允许自身通过书写被拆解至碎片的境地”,而可被听闻之物当中的词语,至少,是对想象的一切总体化形式的断然拒绝。[3]关于文学,若有必要如此,那么,只有从另一边才有可能开始再次的谈论,这也适用于政治。(当然,这一切可以被截然不同地看待;我们可以宣称,这里至关重要的东西只是文学;但那样的话,文学的名字,在它自承担其现代意义以来就已经维系着的谜中,只是对神话之抹除的一个经过加密了的暗示。)

这,对我而言,似乎是我们进入一切有关布朗肖的讨论之前,也就是,关于我们自己,关于我们暴露于现时代之脆弱的存在方式的一切讨论之前,有权要求的基本的宽容,而现时代的脆弱本身就是对一个断裂历史的继承。



原题为“A propos de Blanchot”,发表于L’Oeil de boeuf 14/15 (May 1998)。

[1] 在这里,历史的精确是必不可少的。得益于莱斯利·希尔(Leslie Hill)的《布朗肖:极致的当代》(Blanchot: Extreme Contemporary, London: Routledge, 1997),以及克里斯朵夫·比特(Christophe Bident)在《莫里斯·布朗肖:无形的伙伴》(Maurice Blanchot: Partenaire invisible, Seyssel: Champ Vallon, 1998)中的传记研究,问题的事实如今已被恰当地确立了起来。

[2] Maurice Blanchot, “La Culture trançaise vue par un Allemand,” La Revue, française 10 (March 27, 1932), 363-65.

[3] Maurice Blanchot, L’Écriture du désastre (Paris: Gallimard, 1980), 95; trans. Ann Smock, The Writing of the Disaste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57.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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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孤独作为书写的空间

五月 30th, 2013

雅贝斯

“黎明”,他说,“只是对书的一场巨大的火刑,是至高知识被废除的一个壮观的场景。
“那么,处女——清晨。”

书写的姿态是一个孤独的姿态。
书写是这种孤独的表达吗?
存在着没有孤独的书写,甚或没有书写的孤独吗?
会有孤独的程度——因此是多个层面,孤独的不同层面——正如有黑暗或光的层次吗?
那么,我们能够保证孤独被抵押为黑夜,他人,白天吗?
孤独,事实上,会有各种形式吗:一个环形的、辉煌的孤独——太阳的孤独——或一个扁平的、忧郁的孤独——墓石的孤独?一个盛宴的孤独或一个悲伤的孤独?
孤独若不立刻停止存在就无法被人说出。它只能被远远对写下,躲避会读到它的眼睛。
述说之于文本正如被言说的词语之于被书写者:前者承担了孤独的终结,后者迎接孤独冒险的前奏。
谁若高声言谈,谁就并不孤独。
谁若书写,谁就通过词语的调解,再次融入了他的孤独。
谁敢在沙中运用言语?荒漠只回应尖叫,那已被诞生符号的沉默紧紧包住的终极之物。因为我们总在存在的模糊的边界上书写。
意识到这些界限,同时意味着认识书写的起点:对我们孤独的不规则的划界。
因此,笔在手中,我们绕行于孤独和书写的不定边界。边界因我们而荣耀,边界恩谢我们。
对于每一本书,其孤独的巢穴。
七重天宇宣告天空。空无亦有层次。如同孤独是天与地的空无,人的空无,孤独在人身上激荡并呼吸。
和一切的开端相连,孤独拥有非凡的权力:打破时间,孤立原初的统一,把不确定的“多”转变为不可计数的“一”。
在这样的条件下,书写的尝试将体现为在被书写者的边缘,在思想所遵循的道路上,回撤,虽然是向后的回撤;把思想引回其思考的对象,把被书写者引回已经包含了它的词壳。简言之,它意味着从我们自己的孤独中走出,去承担对其开端仍然一无所知的书的孤独,书将命名的孤独。因为正是在一本我们已经抛弃了的书的废墟上,一本书被建立起来,建立在其瓦砾的可怕的孤独上。
作家从不离开书。他紧挨着书生长并溃亡。有可能,书写的第一阶段只是从崩塌的书中聚起石头,以把它们粘合为一件新的作品——相同的,无疑:一座大厦,对它,作家是不知疲倦的工头,建筑师,首先是泥瓦匠;然而,他更关注主持完工的自然的内在运动而不是建构的进程;他首先关注词语和书的这种将逐渐地变得可读的双重的孤独。
只是在这张为不可言说者而保留的长方形纸页上,词语和它的居所被如此强烈地连在了一起,同时——哦,悖论——又如此地遥远;因为孤独得不到任何的同盟,任何的团结或任何的联系,得不到任何共同解放的希望。
孤独地,它立起自己。孤独地,随着书写的共谋,它安排了从其光辉的时代,或其宽深伤口的时代中阅读自豪之墙,在一个当它协助置于脚上的作品化为尘埃,当书在其词语的无限破裂中断开的时辰。
作家所服从的孤独,他为之赋予的比他所持有的更多,他无法从他已经做出的承诺中将之撤出。
但为何?孤独不是人的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吗?他从未过锻造的这些锁链是什么?会有一种逃避其意志,只能让软弱无力的他为之受苦的孤独吗?
对这种作家无法从中自由摆脱的孤独的要求,恰好已经被那个规定它的词语置于他的身上了;来自孤独之最低点的孤独,仿佛有一种更加孤独的,被埋在孤独之中的孤独,在那里,词语模仿自身被监禁的图像,如同母亲子宫里的孩子。
此后,一切将以预谋好了的秩序发展,因为书的计划首先是词壳的大胆计划。我们若不直接地参与这样的勇气,就无法写成一本书,勇气或许是我们对书的直觉,书将从勇气中生长。
一个词的孤独,继而,词前之词的孤独,夜前之夜的孤独,其中沉浸着一颗星,一个词壳,孤独地为自己闪耀。
但,你会反驳,一个人如何从书走向词?随着白天转向太阳,我将回复。“书”不是一个词吗?我们总是回归“书”这个词。书的空间就是命名它的词语的内在维度。所以,写一本书意味着占据这个隐秘的空间,意味着在这个词的内部书写。
随着晨星聚集了世上的所有的光,这个词聚集了语言的所有的词,但它只是所有词的孤独的位置;它面对空无的位置,它不再意谓也不再规定任何东西的位置。
“你无法阅读你的生活,但你可以过你的阅读”,他说。

“你的书有多少页?”
“孤独的整整九十六层表面。一层在另一层之下。第一层在顶端,最后一层在底部。这就是书写的路程”,他回复。
他又补充:“我感兴趣的,不是我如何一张张地走遍书的所有台阶,而是我从一开始如何成功地在最高层,在第一级,找到我自己。”

水底散布着星星。

书写是孤独的赌注,焦虑的流动和回流。它也是一种在其新的本源当中得以反射的现实的反射,而它的图像,被我们深深地刻在了我们欲望和疑虑的混杂当中。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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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的共通体

五月 29th, 2013

布朗肖

离弃的唯一法则,如同爱的法则,乃是无可回返、无可诉诸地存在。

——让·吕克·南希

在这里,我以一种或许看似随意的方式,引入了一些写好的文字,其唯一的想法是陪伴自己对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一篇相对新近(但日期并不重要)的记叙(récit)的阅读。[1]无论如何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那篇记叙(自足的,也就是说完美的,即无懈可击的)将把我引回一个在别处得到了坚持的思想,即追问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因为它是无人的世界——把它从遗忘中唤醒,不是对其间幸存的共通体的遗忘(它们事实上正在繁衍),而是对或许还萦绕着它们,只是在它们当中几乎肯定地弃绝了自己的“共通”之紧迫的遗忘。

五月风暴

五月风暴已经表明,没有目标,没有咒语,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欢乐聚会里,如一场打破了人们承认并期待的社会规范的盛宴,爆炸性的共通可以把自己肯定为(超越肯定的一切形式而肯定为)一种敞开,允许每一个人,不管阶级、年龄、性别或文化的区分,混入最初的到来者,仿佛是混入一个已经爱上的存在者,恰恰因为他是未知的熟知者。

“没有目标”:这,既痛苦又幸运地,是一种无以伦比的社会形式的特征,它依旧难懂,它并不意在幸存,不意在设立自身,甚至都不经过诸多的“委员会”——它们模仿的是一种无序的秩序,一种不精准的特殊化。和“传统的革命”相反,它不是一个简单地夺取权力并用某个别的权力取而代之的问题,不是占领巴士底狱或冬宫,或占领爱丽舍宫或国民议会,或所有不重要的目标。它甚至不是一个推翻旧世界的问题:关键是让一种可能性显示自己,一种通过让每一个人欢欣鼓舞的言论自由,在博爱当中恢复一切平等权利的——超越一切功利主义得失计较的——共在的可能性。每个人都有东西要说,有时,还有东西要写(在墙上);具体是什么,倒不重要。说出来要比说了什么更重要。诗歌是一项日常的事务。“自发”的共通,在它看似无所恢复的意义上,不过是同它透明的、直接的自我相共通的共通,而不顾斗争,讨论,争辩,在那里,算计的理性表达更多的是一种近乎纯粹的欢腾而不是它自身(无论如何是一种不存在轻视的欢腾,既没有卖弄知识的人,也没有文化浅薄的人)。因此,人们会有预感,随着权威被推翻,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忽视,一种共产主义将宣告自身,一种之前从未经历过,并且任何的意识形态都无法恢复或宣称己有的共产主义。不是变革的严肃尝试,而是一种天真的在场(正因如此,它是极其不可思议的):这种在当权者看来无法分析的在场,只能和chienlit(乌合之众,乱七八糟,等等,来自chie-en-lit,床上的屎)[2]这样典型的社会学措辞放在一起,也就是,让其自身的混乱加倍的狂欢,一个不再命令任何东西,甚至不再命令自己,只能一无所见地注视着自己莫名其妙地毁灭的命令之混乱。

一种天真的在场,一种“共同的在场”(热内·夏尔[René Char]),它无视自己的界限,它是政治的,因为它拒不排斥任何的东西,并且意识到,它本身就是直接的、普遍的,将不可能之事作为其唯一的挑战,但它没有决定好的政治意志并因此听任自己被它拒绝反抗的正规体制的任何突如其来的推动所摆布。正是这种反抗的缺席(尼采可以说是它的灵感)允许了敌对示威的发展,而且,要阻止或反对这样的缺席并不难。一切都被接受。识别一个敌人的不可能性,考虑一种特殊的敌对形式的不可能性:一切生机勃勃并加速分解的东西,虽然什么也没被分解,鉴于事件已经发生。事件?它发生了吗?

人民的在场

这就是,并且仍然是——被理解为立刻实现了的乌托邦的——在场的模糊性,因此没有未来,因此没有当下:处于悬置当中,仿佛是为了向一种通常之判断的超越,敞开时间。人民的在场?对那个自满之词的诉诸已被滥用。或者,它不能被理解为乐于做出特别的政治决定的社会力量的总体,而是必须理解为他们对任何权力之接受的拒绝,他们对一个代表自己的权力之认同的不信任,因此也就是对他们无能之宣示的不信任。因此就有那些假装要把无组织组织起来并尊重无组织的诸多委员会(我已经说过了)的模糊性,人们并不认为它们要把自己与“无数匿名的大众,与自发游行的人民”(乔治·佩里[Georges Préli])区别开来。[3]这就是无所行动的行动委员会的存在之困境,或朋友圈的存在之困境,因为他们想要否认之前的友谊,以唤起在此存在的要求所传达的友谊(无所预备的同志之情),不是作为一个人或一个主体,而是作为一场兄弟一般无名的、非个人的运动的示威者,在此存在。

“人民”的在场,就在其为了不限制自身,而接受无为的无限权力之中:我相信,在当代,还没有一个比这用至高的广度肯定自己的例子更加清晰的例子了:当人们列队行走,以纪念夏洪尼惨案的死难者时,一个稳固的、沉默的群体便聚集起来,而人数是没有必要去清点的,因为它不能再多,也不能再少:它是一个总体,无法清点,无法计数,甚至不能作为一个封闭的整体,而是作为一个超越了一切总体的整体,迫使自身平静地超出了自身。一个至高的权力,因为它包含了其实质的和绝对的无权力,而并不觉得自己有所减少;无权力被这样一个事实精确地符号化了,即它作为那些再也无法在此存在的人们(夏洪尼地铁站的遇害者)的一种延伸而在此存在:回应有限者之召唤的无限者,拖延着有限者同时也反对着有限者的无限者。我相信,一种共通体的形式——它不同于其特征我们曾以为得到了定义的共通体——在那时发生了:在共产主义和共通体相遇并忽视它们已经通过迅速失去自己而实现了自己的那些时刻之一,发生了。它必须不持续,它必须不参与任何的持续。这在那个例外的日子里得到了理解:没有人必须下达解散的命令。但解散出于一种把无数人聚集起来的相同的必要性而发生了。分离是瞬间的,没有任何的残余,没有任何通过假装继续保持战斗队列而改变了真正示威的那些感伤的后续。人民不是那样。他们在这里,接着,不在这里;他们忽视能够把他们稳固起来的结构。在场和缺席,如果不曾出现,至少也发生了实质的互换。这就是让它们对那些不愿承认它们的当权者而言变得强大可怕的东西:不让自己被人所把握,既是社会事实的溶解,也是以一种法律无法限制的至尊权来重新发明社会事实的坚定决心,因为它挑战社会事实的同时也维持着社会事实作为它的根据。

情人的世界

在我们只能用那个被如此轻易地误解了的词语——人民(不要把它译作Volk)[4]——来指称的东西的无能权力,和那个由朋友情侣构成的,总是乐于分解自身的反社会的社会或联合的陌异性之间,的确存在着一道任何修辞的诡计都无法越渡的深渊。然而,某些特征既区分了又聚合了它们:人民(如果一个人首先避免了对它的神圣化)不是国家,也不是人格化的社会,具有构成了其最固有之结局的功能、法则、判断和紧迫。惰性的,固定的,与其说是一种聚集,不如说是一种暂时地占据了整个空间并且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位置(乌托邦)的在场的总是即将到来的散布,一种仅仅宣布了其自主和无作(只要它依靠自己,或将迅速改变并成为一个乐于迸发的力量之网络)的弥撒亚主义:这就是人类的子民,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对上帝子民的不纯的模仿(十分类似于以色列儿女的聚集,鉴于《出埃及记》,如果他们聚集起来,同时又忘了离开的话),或者,让它和“无名力量的荒芜的孤独”(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一样。那种“荒芜的孤独”恰恰证明了它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所谓的“情人的真正世界”之间比照的合理性,虽然巴塔耶对日常社会和这样一个世界所暗示的“社会纽带的秘密松解”,即世界的遗忘之间的对抗,极为敏锐;而世界的遗忘恰恰意味着:对存在者之间一种独一关系的肯定,这种关系是如此地独一,以至于爱情本身对它而言,都不是必要的了,因为爱情——顺便说一句,从不是一种确定性——会把它的要求强加到一个让其执迷采取恋爱的不可能之形式的圆环当中:让它成为那些人的无感觉的、不确定的痛楚:他们丧失了“爱情的理智”(但丁),但仍渴望走向他们用任何活生生的激情都无法靠近的唯一的存在者。

死亡的疾病

这样的痛楚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所谓的“死亡的疾病”吗?当我开始阅读她的书时,我并不知道答案,幸运的是,我可以说,我仍不知道。这允许我再一次,仿佛是第一次,开始阅读和评注,两者是相互阐发和遮蔽的。首先,“死亡的疾病”这个题目怎样:或许是从克尔凯郭尔那里来的,[5]似乎全凭自身持守或保卫着它的秘密?只要被人读出,一切就都被说了出来,但一个人还是不知道说出了什么,因为就知识的范围而言,它是不可度量的。诊断抑或裁定?在它的冷静中有某种残暴的东西。这就是恶的残暴。恶(道德的恶或肉体的恶)总是过度的。它是不允许自己遭受质问的不可承受者。恶,在它的过度当中,作为“死亡之疾病”的恶,不能被限定为一个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我”;它首先关注他者,而他者——别的某个人——是无辜的,孩子,病人,他们的抱怨应和着如“未曾听到”的丑闻,因为它超出了理解,并将我抵押为对它的回应,哪怕我没有回应的权力。

这些评论并没有让我们偏离已被提出的,更确切地说,已被强加的文本——因为它是一篇陈述的文本而不是一篇记叙(récit),虽然它看似如此。一切都被一个最初的“你”决定了:“你”不只是权力主义者,召集并决定了那个已经落入一种无情命运之陷阱的人将要或能够遇到什么事情。为了方便起见,让我们说,正是导演的“你”把指示给了演员,他不得不把自己将要化身的转瞬即逝的形象从虚无当中抽取出来。正是如此。但接着,它不得不被理解为来自至高的导演:《圣经》中的“你”,从高处而来,先知一般确定了我们所穿越的情节的大概框架,但我们并不知道什么事情已为我们而规定。

你不会认识她,虽然同时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在旅馆中,在马路上,在列车里,在酒吧里,在书里,在电影里,在你自己身上……”[6]“你”从不述说她,“你”对她没有权力,她是不确定的,未知的,不真实的,因而是在其被动当中不可把握的,在她的睡眠和永远转瞬即逝的在场当中缺席的。

最初的阅读将得出这一简单的解释:一个男人,他从不知道任何的人,除了那些像他一样的人,也就是说,只知道其他不过是作为他自己之增生的男人,一个这样的男人,还有一个束缚于他的女人,通过一笔有偿的交易,几个夜晚的交易,一生的交易,这让草率的评论家谈论起一个妓女,虽然她自己明确表示她不是,虽然有一笔交易——一种纯粹的合同关系(婚姻,金钱)——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已经感到,虽然不是清楚地知道,没有能力去爱的他只能在一次交易结束后有条件地接近她,正如她表面上完全地离弃了自己,同时只是离弃了她身上被交易的部分,保存或储备了她不曾让与的自由。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系的绝对性从一开始就已经被扭曲了,并且,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存在者之间的确有着交易,但从不是一个真正的“共通体”,从不是一种比“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更多的“知识”,哪怕他们走到了可以想象的极端。在权力关系里,正是支付或支撑的人被他自己的权力所统治、挫败了,他的权力只是度量了他的无能。

那种无能绝不是一个面对女人无法得到性满足的失败的男人的平庸的无能。他做了自己不得不做的一切。她也用无法回答的意识说:“做了。”进而,他“心不在焉之间”激起了性喜悦的叫喊,“通过她的呼吸觉察她享受快感的隐约与遥远的呻吟”;他甚至成功地让她说出:“多么幸福。”[7]但,由于他身上没有任何东西符合这些过度的运动(或者他判定如此),它们对他而言似乎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是一种自我展露的生命的表达,而他总已经被剥夺了那样的生命。

那么,感受的缺失,爱的缺失,正是这样的缺失意指着死亡,那致死的疾病:它不公地毁灭了一个人,同时看似宽恕了别的人,即便她是死亡的信使,并且她本身不是没有责任的。一个让我们失望的结论,但这是因为它遵循已被给定的东西,即便文本发明了它。

事实上,文本是神秘的,只是因为它的不可还原。不可还原,而非它的简洁,才是其密度的基础。我们每一个人都下定决心关心人物,尤其是年轻女子的角色,她的在场—缺席使得她通过超越她让自己适应的现实,而几乎强加了她自己。某种意义上,她独自存在。她得到了描述:年轻的,美丽的,有人情味的,在发现了她的凝视下(通过那双构想了她并同时相信它们正在触摸她的无知的手,发现了她)。此外,我们不要忘了,她是他的第一个女人,因此,在一种让她比现实中的自己更加真实的想象中,她也是所有人的第一个女人——我们不禁要把超越一切称呼、在此存在的那个人归于她,以确定她的此在。还有这句话(它是有条件地为真的):“她会是个身材修长的人。亭亭玉立,妖娆柔软,像由上帝自己一次浇铸而成,个性突出,不可磨灭的完美。”[8]“像由上帝自己”,因此是夏娃或莉莉丝,但没有一个名字,这与其说是因为她没有名字,不如说是因为她似乎隔得太远,以至于没有什么名字适合她。两个进一步的特征赋予了她一个任何真实的东西都不足以限定的现实:她毫无防备的事实,她是最弱小,最脆弱的,通过无心地献出她的身体而暴露了自己,就像她的脸,一张在其绝对的可见性当中作为其自身不可见之显现的脸——因此,诱人的谋杀(“紧抱、强暴、虐待、侮辱、恨恨地叫喊、全身的与致死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9]),但,由于她的弱小,由于她的脆弱,她不能被杀死,她事实上被一道禁令所保存:这道禁令让她在始终如一的裸体中,在最亲近又最遥远的裸体中,在外部的不可通达的私密中,变得无法触摸(“你望着这个形体,你同时发现地狱般的威力[莉莉丝]、可憎的脆弱、软弱、无比软弱的不可战胜的力量”[10])。

她在场的其他特征——造就了她的在此存在和她的不在此存在——是这样的事实,即她几乎总在沉睡,她的睡眠甚至没有被来自她的词语,被她无权提出的问题,所打断,并且首先没有被她说出的最终审判所打断,她用这个最终的审判宣布了构成他唯一命运的“死亡的疾病”——不是即将到来的死亡,而是从一开始就被越过了的死亡,因为它是对一种从不在场的生命的离弃。我们不得不准确地理解这点(它是一个理解的问题,而不是无意中听到它,听到我们所不知的东西的问题):我们并没有直面这个,唉,日常的真理:我死了而不曾活过,不曾做任何的事情,除了活着等死,或忽视那样的死亡,它是在一种不可能觉察的缺失中,被还原为我独自一人并且提前失去了的生命(或许,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短篇故事,《丛林猛兽》[The Beast in th Jungle]的主题,玛格丽特·杜拉斯不久前把它翻译出来并搬上了舞台:“他成了一个在他身上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人。”)。

她在房间里睡觉。她睡觉。你(这个不可调和的“你”在一个先于任何律法的义务内建立或持守它所表述的男人)不叫醒她。她的睡眠在蔓延的同时,房间里的不幸在增长……她总是睡得很平稳……”[11]一种神秘的睡眠,它不得不被破译,正如它不得不被尊重,这样的睡眠就是她的生活方式并阻止一个人知道任何有关她的事情,除了她的在场—缺席;她的在场—缺席和风无关,和男人向她描述的大海的亲密无关,海的白色无法和巨大的床铺的白色分开,床铺就是她生命的不受限制的空间,是她的领域和暂时的永恒。可以肯定,一个人有时会想到普鲁斯特的阿尔贝蒂娜,当她沉睡的时候,叙述者——端详着她的安睡——便和阿尔贝蒂娜最接近了,因为让她远避生活之谎言和粗俗的距离继而允许一种理想的共通——仅仅作为理想的,它是真实的,并因此被还原为无意义的美,理念的无关紧要的纯粹。

但不像阿尔贝蒂斯,或许又像阿尔贝蒂斯,如果我们想到了普鲁斯特的并未展露无遗的命运,那么,这个年轻的女子便是永远与世隔离的,因为她藉以献出自己的可疑的亲密,她的与众不同是另一物种,另一类别,或另一个绝对他者的与众不同。(“你只明白死人的体态优雅,你同类的体态优雅。突然,死人的体态优雅与此时你眼前的体态优雅对你显露出来;后者的体态优雅具有最终的弱点,仿佛一挥手就可以把身上的这种权威摧毁。你发现在这里,在她身体里酝酿死亡的疾病,展露在你面前的这个形体宣布了死亡的疾病。”)[12]一段奇怪的话,把我们几乎唐突地引向了另一个版本,另一种读解:“死亡的疾病”不再是那个忽视女性,或者,那个即便是知道女性,也对她一无所知的人——男人——的唯一责任。疾病也(或者首先)在那个在场并通过她的存在颁布了疾病的“她”身上激起了自己。

让我们在对那个谜的探寻(不是阐释)中更进一步,当我们假装把那个谜带到白昼的日光下时,它就变得愈发黑暗了,仿佛我们,作为读者,或者,更糟地,作为阐释者,相信自已经从我们以无论何种方式与之斗争的疾病中豁免了一样。一个人当然可以说,对一个由“你”决定了他必须做什么的人而言,特别的东西恰恰在于,他不过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做”。如果女人睡着了,她的被动就成了一种欢迎,一种献出,一种屈服——并且,是在她过度的疲劳当中,那是她唯一真正讲述的——他,从不被描述,从不被目睹,总是来来去去,总是在这个他闷闷不乐地看着的身体面前有所行动,因为他看不见这个身体的全部,其不可能的整体,它的所有方面;虽然她只有在逃避召集,逃避会把她变成一个可以把握之整体,一个将整合无限并因此把无限还原为一种可以集成之有限的总和的东西时,才是一种“封闭的形式”。或许,那就是总已经提前失去了的战斗之意义。她睡着了,而他拒绝入睡,无法休憩的焦躁不安,一个失眠症患者将在坟墓中睁着眼睛,等待着一次并不给他以希望的唤醒。如果帕斯卡尔是对的,那么,关于两个主角,一个人可以说,他,在他对爱的尝试中,在他不断的追寻中,是更为可敬的人,是更加接近他在无所发现中发现的绝对者的人。他至少应得到这个:他在努力突破自我,而没有怎样地逾越其自身反常之准则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固,在这种反常的准则中,她看到的只有一种加倍的自我主义(那会是一个太过仓促的判断),这种徒然流泪的习性,就像他常做的,对此,她冰冷地回应说:“不要哭,这没必要;把你对着自己哭的习惯改了,这没必要”,[13]而至尊的“你”似乎懂得事物的秘密,说道:“你以为你因不能爱而哭。你哭是因为你不能强加死亡。”[14]

那么,这两个命运,一个追求拒绝他的爱情,另一个,通过体态的优雅,为爱而生,知道关于爱的一切,审判并谴责那些在爱的尝试中失败的人,但她自己只是(在交易中)把自己献出来被人所爱,而不曾给出任何有关她从被动走向无限激情之能力的迹象,这两个命运之间的差别何在?或许,这就是吸引读者之研究的不对称性,因为它也逃避作者:一个难以理解的神秘。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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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所之前

五月 24th, 2013

雅贝斯

“在房子面前,追问门槛。石头已在那里得到平衡”,他说。

一切都在等待上帝。
因此,创造先于造物主。

……上帝的到来先于上帝之理念当中的上帝。

一切都在等待虚无,虚无先于我们的等待。

上帝在,因为他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在吗?”

“如果上帝的存在在人的存在之后到来,那么,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思考:那声音比世界的声音更古老的空虚,以及那如此地接近空无,并且在撼动黑暗的黎明之前言说的荒漠
“海窒息的声音。沙淹溺的声音”,他说。

问题创造。答案杀戮。
上帝死于其早产的答案,而人就匍匐在这答案面前。

上帝从死亡最遥远的点上述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为这沉默而倾听。

书是我们的前限吗?
如果那样,我们只为死亡而书写。书写,一旦抵达了不再有任何书写的点,就把我们抛入空无。

“我们的书和圣书之间的差别或许是这样:前者必须穿越生命以抵达上帝,而后者只是穿越死亡以抵达我们”,他说。

一的复像是一。
对图像的禁止保存了复像。

书上之书!圣书把它的透明撒向禁书。

一个人并不从神圣走向世俗,而是从世俗走向神圣。
正如一个人从一种居住着词语的沉默走向一种被还给其原初缺席的沉默。

独一的,不变者守卫着圣名的模糊:围着墙的房子关闭。

元音是清晨悠扬的歌声。

“我们的灵魂是元音的鸟巢。一只鸟站在对世界的无限阅读的开端”,他还说。

在居所之前到来的或许是一个潜在的词语。

(“一个词从来无法成为一个居所”,他说,“但它有它的根基和通道。”

一次倾诉是一个怀有对海风之激情的岛中峡谷。哦,不熄的欲望!哦,不可征服的旅程!)

禁令捍卫着视界。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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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之外,书之梦

五月 22nd, 2013

雅贝斯

你以为你正梦着书。你是它的梦。

梦是什么,若它不是一本书的被擦除了的书写:它在这样的擦除中书写自己,并且,我们用闭着的眼睛来阅读:一本书的缺失——空隙,省略,空缺?

书写意味着把符号的抽象现实赋予梦的图像。

只有在一个词语的遗忘中才有梦。

通向我书的道路是一条由十个小道敞开的路。
你记得吗?
沙子早已吞没它们。
留下的只是随风改变的不可追溯的山脊;
因为书从不在书的外部停止冒险。
跟随它的足迹意味着永远游荡。

“甚至最坚固的堡垒也屈服于地面的下沉”,他说。

“没有什么我们不能用手指着的道路,但什么样的手能够将它控制?”
无疑,没有;但任何一只手都能够把它毁灭。
从中还能得出什么:任何事物,甚至上帝,都无法幸免于一死;因为思想,眼睛,还有手,仅仅为它而工作。

“死亡并不杀戮。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为它而杀戮”,他说。

“被古老的缺席所燃烧,一束生动而秘密的光,在荒漠中被一阵相互摩擦的沙雨点亮。哦,对永恒的普遍渴望!哦,我疼痛的心中沉默的火花!”他写道。

“关于书对书的激情,只有残迹留下。
“我们的日与夜不过是这种疯狂情感的热情和麻木”,他说。

“任何一本书都是它在书写它的书中激起的矛盾欲望的温顺对象”,他还说。

“敞开上帝:一道深渊”,他说。

把你的名字变成未经指定的名字的一座玫瑰园。

艾德从艾蒙那里听得,艾蒙从诺德那里听得,诺德从东尼那里听得,东尼从赛伯那里听得,赛伯从雅瑟那里听得,雅瑟从贝斯那里听得,贝斯从赛贝亚的口中直接听得:“唯有在书的死亡之中才有书。它自己的死亡书写了它们。但这样的书写注定找不到一座坟墓。”
他又补充说:“为了对书的一种有效的定义,我会欣然牺牲世上的一切作品。因为正是通过这种定义的缺失,我们的书已如有待破译的谜,能够把自己强加于我们。”

“合上书”,他说,“你在幽闭之中给宇宙的阴影添上了一道阴影的重负。”

“作家的绝望不是他写不了一本书,而是他必须永远追求一本他并不书写的书。
“这样的痛苦,我只说过一次。哦,你兄弟般的词语如今能够接替我的词”,他还说。

“上帝既被书拯救,也被书废除。词语的荣耀和凄惨如是教导。”

“上帝需要其词语的警示;词语,书的警示。”

“上帝提供阅读的质料。他并不阅读。”

“书的书写或许就在于:通过每一个词语的权宜之计,把被破译了的时刻,归还永恒。”

“你在它的书写中形成的不只是一个词语,你同样划定了你生命的一个时刻”,他写道。

(“我们言说是为了打破我们的孤独;我们书写则是为了延长孤独”,他说。)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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