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与超越性

六月 21st, 2013

巴塔耶

说到了安德烈·布勒东,我应该迅速提及我欠超现实主义的债。如果我曾援引任何东西招致不良的影响,那就违背了我自己的最好的初衷。

发觉“文字”不如“精神”更具吸引力的读者会在我的追问中注意到某种渗透了超现实主义的道德质询的持续,并在我的生命所假定的氛围中察觉超现实主义容忍的一种或许并不陌生的延伸。可能性就在于,布勒东在他对对象的追寻中步入歧途。他对外在性的关注导致他在抵达超越性的时候变得不足。他的方法把他和一种立场联系起来,这种立场聚焦于价值所从属的对象。他出于自身的体面被迫消灭自己,把自己奉献给对象和词语的虚无。虚无因此是伪造的:它设立了一场竞争的游戏,而虚无就体现为优先的形式。超现实主义的对象本质上将在侵凌中被找到,侵凌的任务是消灭或“还原至虚无”。但这当然没有让它变得奴性,因为它的攻击没有理由或动机。然而,就它把其作者——他对内在性的意志依旧是没有问题的——带入一场超越性的游戏而言,它是同样有效的。

或许,超现实主义所表达的运动如今不再聚焦于对象。它,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在我的书里(如果我必须亲自这么说的话,因为有谁会在别处看到它呢?)。从一种把空洞的优先性赋予自身的超验对象的立场而来,那里发展了一种向内在性的转变——并且是向一切沉思之魔术的转变。这是一种更加个人的毁灭类型——它是一种更加古怪的剧变,一种对自我的无限追问。既是对自我,也是对一切事物。

(lightwhite 译)

分类目录: 论尼采 | 标签:, | 没有评论

被褫夺的样式

六月 10th, 2013

阿甘本

I

当吉奥乔·卡普罗尼(Giorgio Caproni)于1990年1月22日逝世的时候,他正在准备一部诗集,这部诗集的题目,主题内容,以及同他先前作品的关系,他已经公开或私下地,在不同的场合说过了。当卡普罗尼完成了其题为《失物》(Res amissa)一诗的最终草稿(在1987年1月2日前不久,如果不是那一天的话)[1]后,他在手稿上批注了这些话:

这首诗会是我新书(如果我成功地写下它)的带有变奏主题,就像在《K伯爵》(Conte di K.)中,主题是具有不同形式并变形的野兽(恶)。我们都被给予了某种我们将无可挽回地失去的宝贵的东西。(野兽是恶。失物是善。)

但诗的最初草稿(虽然没有标注日期,但无疑是在1986年11月初之后的某个时间,也就是卡普罗尼访问科隆的时间,它为诗人的反思提供了一个时机)已经包含了一条注释,这条注释一开始是用铅笔写的,随后紧张地换成了钢笔。它说:“我们都(不记得是从谁那里)/被赋予了某种宝贵的东西/而我们把它如此小心翼翼地藏起,以至于我们再也记不得礼物在哪里,甚至它是什么。Res amissa[失物],伯爵的反面,中心,遗失。”

随后,卡普罗尼在同多梅尼克·阿斯腾格(Domenico Astengo)的一次访谈中解释道:

一首小诗(Generalizzando,《概括》)概括地说,恰恰会是某种有关一个标题的东西,或关于缩写,或关于我正在梦想的一本书,如果我顺利地把它写出来,我会称之为《失物》。这想法来自一个十分平常的事实,需要在此花点功夫解释一下。任何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他把一个珍贵的东西如此小心地藏起来,以至于他后来不仅忘了东西的位置,还忘了对象本身的真实本质。这是一个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简单,但野心勃勃的主题,尤其是,我想,考虑到它能够生产的“变奏”。这一次的关键不再是猎寻野兽,就像《凯文许勒伯爵》(Conte di Kevenhüller)中那样,而是猎寻失去的善。一种被完全任意地(ad libitem)留给读者的善,一种——对信徒而言——可等同于恩典的善,鉴于存在着这样一种作为“允让之恩典”的东西。等同于恩典或任何类似的东西。(但我相信后者不是我的情形。)

对卡普罗尼而言,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变奏之线索或许只是他日常使用的一本参考书,帕拉齐(Palazzi)的《意大利语词典》当中的一个条目。一页草稿上的一则注释暗示了这点:“帕拉齐,允让(来自拉丁语amittere[丧失]),可以失去:允让的恩典。”这个简短的条目借以将最艰巨的神学和伦理难题引入其中的速度是令人惊异的。(但不论是谁手捧卡普罗尼的写满旁注并因频繁使用而破烂不堪的《神曲》副本,他无疑都会想象,卡普罗尼能够把多少的神学转入他自己的诗歌当中。)然而,恩典之允让的主题,最早恰恰可以在一位对卡普罗尼而言如此亲切的作者那里找到:圣奥古斯丁——在《论本性与恩典》(De natura et gratia)中,他在同伯拉纠(Pelagius)争辩的语境下讨论了这个主题。[2]伯拉纠,被教义正统推至基督教传统边缘的最令人深刻的人物之一,其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伯拉纠认为,不犯罪(impeccantia)的可能,以一种不可分离的方式(这导致奥古斯丁杜撰了形容词inamissibile[不被允让][3]),根植于人的本性,因此不需要一种隐秘恩典的介入,人性本身就是神性恩典的直接作品。带着其一如既往的敏锐,奥古斯丁觉察到了这个教义的最终后果并恐惧地从中撤退:区分人性和一种已经允许让与的恩典的不可能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罪之观念的毁灭。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一致谴责伯拉纠主义,并反对一切极端主义的趋势,保持了对恩典之介入及其本质的“允让”之特征的需要,允让就是恩典通过罪而丧失(天特会议,第六次会议,第十五章:“若某人宣称,只要人已经得到无罪的辩护,人就不可能犯罪,也不可能丧失恩典……(此人当被)逐出教门”)。

卡普罗尼的观点是一种极端的伯拉纠主义:恩典是一件被如此深刻地注入了人之本性的礼物,以至于人性无法获知它,它总已经是一个失物(res amissa),总已经不可占有了。不被允让,因为它总已经失去,并且是由于它——如同生命和人性本身——被太过私密地占有,被过于“小心翼翼(不可挽回)地掩藏起来”,而失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当卡普罗尼向阿斯腾格解释《概括》一诗中“乡愁之棘”(spina della nostalgia)的意义时,他特别指出,“这种乡愁的内容或对象就是乡愁本身”。在这里,被给予的善,事实上,并不是某种曾经为人所知并在后来被遗忘了的东西(《概括》中的“后来”[poi]不是时间的,而是纯粹逻辑的)。被人接受的礼物,毋宁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永远地遗失了。《失物》开篇(“我寻不到它的踪迹”[Non ne trovo traccia])的复指的“它”(ne)被永远地剥夺了唯一能够赋予其指称价值的被复指项。

以一种典型的姿态,卡普罗尼,把恩典和本性在失物的形象中彻底地等同起来,让西方神学和伦理学赖以为据的绝对区分变得陈旧无用——更确切地说,他把恩典和本性复杂化,并将它们错置到一个其意义发生了根本改变的领域当中。我们可以为卡普罗尼重复沃尔特·本雅明用来定义他和神学之间关系的突发念想(boutade),他把自己和神学的关系比作印台和油墨的关系:印台,显然,充满了油墨,但如果让印台来决定,那么,一滴油墨也不会留下。这就是为什么,“否定神学”的概念(诗人自己避免了对它的滥用)既无所助益,也不够充分。我们毋宁应该注意,在卡普罗尼那里,现代反神学(卡普罗尼称之为“悲情神学”)的诗歌传统达到了其极端的结果,甚至是它的崩塌。在这个传统当中(如果我们可以谈论这个传统),卡普罗尼的诗歌再现了某种类似于阿斯塔波沃(Astа́povo),即托尔斯泰病逝的那个小火车站的东西:在一场通往无处的旅程当中,同时,也在一次超越人和神的一切熟悉形象的飞行途中,一个临时的、从中无法返回的停靠站。 (more…)

分类目录: 未分类 | 标签: | 没有评论

旷野呼告

六月 9th, 2013

让-吕克·南希

随着帷幕拉开,一条狗,在远处的沉默中,独自吠叫。一头牛在哞哞。其间,狗还会叫两或三次。另一个动物,如驴子,或许会游荡着穿过舞台。

舞台是空的,被照亮并有回响。

两个人物出现。他们有不同的声音,都是男性,但一个深沉而冷静,另一个柔和、轻快,有点嘶哑。

——我想我听到了一个声音,所以我过来了。是你吗?

——我不知道。或许是吧;我似乎记得对自己说过话。但有一条狗在叫。或许那是你听到的?

——我可不会把它们混淆了!

——为什么不会?一条狗或其他动物的叫声不只是噪音。每一个动物都有一个它自己的可以识别的声音。

——你是说,那是它们的言谈方式吗?

——不!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声音和言语无关。是的,没有无声的言语,但存在着这样一种无语的声音。不只是对动物,还有我们。言语之前存在着声音。因为我知道你,当你向我走来的时候,早在我能够弄清你到底在说什么之前,我就认出了你的声音。

——当然,声音是言语的共振的一面,而话语,或意义,是其精神的一面。

——你几乎能在索绪尔那里发现某种类似的东西,如果他谈论过声音的话,虽然他没有。你几乎能在他对言语的构成元素的区分中找到声音。但那恰恰促使他把发音或音性从他对诸语言,最终是对语言的研究中,排除出去。他不是曾说

[我们听到了索绪尔在传授日内瓦讲座的课程时的声音:]

发音器官对于语言是外在的东西,正如用来转写莫尔斯电码的发报机对于这电码是外在的东西一样;而且发音,即音响形象的实施,决不会影响到系统本身。[1]

——你对这样的分析不太满意,不是吗?

——不,我不满意,而且我相信索绪尔自己也不能对它完全地满意。他无论如何太专注于他所谓的“词语的物质材料”的不可分解的统一,以及他命名的“符号系统”。[2]

——你所说,声音是语言的一部分吗?

——当然不是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的一部分,它也不能说是本有地属于言语的:这恰恰是为什么,它不应该和“发音”(多么可怖的一个词!)相混淆,因为发音不过是“表演”,就像索绪尔指出的。声音不是一种表演;它是别的东西,是在可以利用的语言和词语的言说表演的区分之前发生的东西……

——那么,就是在全部的语言之前了!

——如果你愿意,并且在概念的最严格的意义上,那无疑是正确的。但我要你理解的——并且我敢肯定索绪尔自己也几乎要理解的——是声音,作为某种完全不同于发音的东西,属于语言,恰恰因为它既先于语言,又以某种方式外在于语言。它就像语言的一个亲密的,但又外于语言本身的前奏。

——我喜欢这个。那么,再告诉我一些有关这个亲密的、外来的前奏的东西。

——很愿意,只要你听我不得不说的东西,倾听我,倾听几个别的人。例如,这一位;你能听到他吗?

[保罗·瓦莱里走上前来。他用一种极其缄默的声音说话,几乎是在喃呢。最终他的词语变得可以清楚地听到:]

……声音,一种拔高了的状态,有调的,紧张的,只由纯粹的能量构成,自由的,不可思议地强大的,可塑的……在这里,本质的东西是气流本身……声音——自由能量的演化……

——我可以很清楚地听到他,但我不能肯定我理解了。为什么你要我听他的,而不是你自己来解释呢?

——因为我们需要倾听各个声音。它们是不同的。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声音来不同地解释事物。你知道,口音只是关于它所获得的独一的东西,甚至比本身就独一无二的指纹,更不可能混淆吗?

[套上罗兰·巴特的面具,他说:]

人的声音事实上是差异的一个特殊的(逼真的)位址……

——只谈论声音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声音中谈论。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声音来谈论声音?在此,听听这一位:

[让-雅克·卢梭进来了,他宣称:]

人有三种声音:说话的声音或音节清晰的声音,唱歌的声音或有旋律的声音,威伤的声音或高昂的声音,威伤的声音是威情的语音。[3]

——如果我理解了他说的东西和你片刻前说的东西,那么,不仅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声音,而且我们所有人都有几种可能的声音。但声音本身,声音的音性,它本质的声音性,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应该和任何这些不同的声音相混淆。声音本身既不是说话,也不是歌唱,更不是发出威情的东西,即便它可以扮演这三个角色,即便它可以成为你的声音或我的声音,这个人物的声音或那个人物的声音。但我仍不十分理解它是什么样的东西。

——它是声音本身——它一个独一的东西,这并不显然。在声音中,我们其实无法说话,因为它是言语的前奏,是在一切言语的外部被听到的言语之幼童(infans),甚至是在言说的行为本身当中;的确,它比言说的行为要无限地原始,但没有一句言语不是通过声音被人听到的。

——那么,声音,就其原始的特点而言,是言语的真正的现实性,而言语本身,反过来,是语言的存在……

——不能说声音是言语的现实性;它只是一个声音,你的或我的,说话的或歌唱的,每每不同的。声音总是被分享的;某种意义上,它是分享本身。一个声音始于一个独一的存在者的堑壕。随后,伴随言语,那个存在者将注意到它同世界的联系,并把意义赋予其自身的堑壕。但在别的一切之前,伴随声音,那个存在者宣告了一种纯粹的、完全没有意义的疏离。

——每一个声音都在旷野中呼喊,如同先知的声音。而正是在被荒弃的生存之旷野中,声音成为了缺失和缺席的猎物,第一次让自己被人听到。那么,听一个女人说了什么,一位母亲: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头像被投到屏幕上,她说这些话:]

声音回应了消失了胸膛,或者当通往睡眠的道路用觉醒时分的紧张和专注填满了空虚的时候,就被触发了。声带拉长并振动以填满嘴巴和消化道的空洞(一种对饥饿的回应),以及神经系统面对睡眠时的崩溃……声音会取代空虚……肌肉的、胃的和括约肌的收缩,有时是同时,排斥了空气、食物、废品。声音源于这种对空气,对营养或废弃物质的排斥;为了发出声音,最初的洪亮的发声不仅仅源自声门,还源自一种肌肉的和有节奏的收缩的复杂现象的有声标记,也就是一种涉及整个身体的排弃。

——我不打算争辩这个。这真地不是我想要质问的声音……

——但你真地以为一种声音可以受到质疑吗?我想我要表明,声音,更确切地说,声音的无限分享,是无限增生的肯定之位点或元素,那里没有否定的空间。没有声音的辩证法,只有语言的辩证法,只有在语言当中的辩证法。

——但那个声音的领域不是充实的或统一的……

——的确,它不是。它是由声音的空隔或疏离构成的。每一个都是不同的,每一个都是由一次打断,一次敞开,一条道,一根管,一个咽喉,一个嗓门,一张嘴巴形成的,并且被这种虚无,这种发音,这种声音的挤出,所贯穿。声音在旷野中呼喊,因为声音本身就在身体的中心,在词语的外部显露的旷野。这就是声音确证或肯定的东西——并且不是在它作为一种否定之配对的直截了当的意义上。一片旷野:每一次,每一个声音,一片独一的旷野。 (more…)

分类目录: 生出在场, 缪斯 | 标签: | 没有评论

巅峰与坠落

六月 5th, 2013

巴塔耶

这里不许有任何人
尾随着你!你的
脚本身擦去了
你身后的路,在路上
写下大字:不可能!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漫游者》[1]

我想要提出的问题所面对的是关乎存在或存在者的善与恶。

善首先作为个体之善而被给出。恶似乎是一种与这个或那个被给定的个体明显背道而驰的偏好。有可能,善是对个体的尊重而恶是对他们的背离。如果这些判断有意义,那么,我就能从中得出我的感受。

相反,善涉及一种对存在者本身之利益的鄙弃。根据这个次要的观念(次要的,虽然它依旧是情感整体的一部分),恶会是个体的生存——只要生存暗示了他们的分离。

这些相互冲突的形式之间的摆荡看似简单:善会是他人的利益。

所以,有这样的可能:一切的道德都依赖于模棱两可并源自于转化。

但在进入它所提出的问题之前,我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立。

I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一切符号中最崇高的——甚至是在当下。

——1885-86年

现在,我要进行对比,不是善与恶,而是“道德的巅峰”——它有别于善——与“坠落”——它和恶无关,并且相反地,其必要性决定了善的形态——之间的对比。

巅峰符合过度,符合一种力的丰盛。它引发了悲剧强度的最大化。它和能量的无以度量的耗费有关,它是对个体存在者之整体性的违背。因此,它更接近恶而不是善。

坠落——它符合耗竭和疲乏的时刻——把一切的价值赋予一种对个体之保存和丰裕的关注。从中诞生了道德的原则。

一开始,我将表明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巅峰如何是恶的一种最极端的模棱两可的表达。

对耶稣基督的残杀是由一群恶的基督徒操办的。

它是有史以来犯下的最大的罪。

它甚至拥有一种无所限定的本质。犯罪者不仅是这出戏里的演员,因为错误在所有的人身上发展。只要某个人作了恶(我们每个人都被要求作恶),那个人就把基督放到了十字架上。

彼拉多(罗马总督)的刽子手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虽然被他们钉上十字架的上帝是作为一种牺牲(献祭)而被置于死地的。罪恶是这种牺牲的原动力,一种自亚当以来就由罪人们不断犯下的罪行。人类的生命当中所掩藏的憎恶(一切在其私密之处进行的肮脏而不可能的事情,连同它的恶臭中浓缩的恶)已经如此成功地违背了善,以至于任何靠近它的东西都是不可想象的。

对基督的残杀损害了上帝的存在。

仿佛造物不通过一道撕裂整体性的创伤,就无法和它们的创造者交流。

创伤是上帝所意向并欲望的。

造就这一创伤的人类同样有罪。

另一方面——这一点也不奇怪——罪恶就是一道撕裂每一个有罪存在之整体性的创伤。

由此,上帝(被人类的罪恶所创伤)和人类(被他们自己对上帝的罪恶所创伤),或许是痛苦地,发现了,一种似乎是其目的的统一。

如果人类保持他们自身的整体性并且不犯罪恶,那么,一方面,上帝,和另一方面,人类,就会持留在各自的孤立当中。一个让造物主和造物在其中一起流血并彼此四处撕裂的死亡之夜,在极端的耻辱中受到了挑战:这就是它们之共融(communion)的要求。

所以,“共通”——没有它,就没有任何东西为我们存在——是由罪恶来担保的。“共通”是爱,而爱污染了那些被它统一起来的人。

在十字架的高处,人类抵达了一个恶的巅峰。但正是从获得它的时候起,人类不再同上帝相分离。所以,显然,人类的“共通”是由恶担保的。没有恶,人的生存就会依靠自身,就会像一个独立的区域一样封闭起来:诚然一种“共通”的缺席——空虚的孤寂——无疑会是更大的恶。

人类的地位唤起了怜悯。

他们被迫(同不定的生存和他们自己)“共通”:“共通”的缺席(一种唯我主义的自我折回)显然招致最大的谴责。但既然“共通”若不创伤或污染我们的人性,就不能够发生,“共通”本身就是有罪的。不论善如何被建构起来,它都是个体的善——但通过想要获得它(在黑夜并且通过恶),我们被迫质问那个我们藉以寻找它的个体。

一个根本的原则被表述如下:

“共通”无法从一个完满的、完好无损的个体走向另一个个体。它要求个体(他们离散的生存本身就冒着风险)被置于死亡和虚无的极限;道德的巅峰是冒险的时刻,它是一个人自我超越之际,在虚无的极限之处,被悬置起来的存在。 (more…)

分类目录: 论尼采 | 标签:, | 没有评论

神召的观念

六月 1st, 2013

阿甘本

诗人忠于什么?这里讨论的是某种无法被固定于一个命题或被回忆为一个信仰之规约的东西。但一则誓言如何得以保存,如果它从来没有被明确地提出,甚至没有向一个人自己提出?当它确定了它在心灵当中的在场之际,它就不得不放弃心灵。

一个中世纪的术语,把新词dementicare(它正开始取代通常用法中更加字面的oblivisci)的意思,解释如下:dementicastis[遗忘]:oblivioni tradidistis[忘却传统]。被忘却者不只是被取消或撇弃了:它被交付给了遗忘。这种无法明确表达的传统之模式由荷尔德林在他对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翻译的注释中提出,他写道,神和人,“为了保持对上苍者的回忆,以全然遗忘的、不忠的形式,进行着沟通。”

对既无法被主题化,也无法用沉默简单地忽略的东西的忠诚,是一种对神圣者的背叛,在如是的背叛当中,记忆忽然像一阵旋风一样飞转,揭开了遗忘的古老的额头。这种态度,记忆和遗忘的这种反向的拥抱(它完好无损地持守着不可回忆者和不可遗忘者之间的同一),就是神召。

(lightwhite 译)

分类目录: 散文的观念 | 标签: | 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