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

七月 29th, 2013

让-吕克·南希

在之前的专栏里,我谈论了“历史”:也就是进步主义的单调表征或法西斯主义的神话学狂暴所附和但并不回应的历史之危机或绝境。今天,我要提出一个必不可少的推论,它必须在“日常”的观念或至少是其指引下来看待。

正是通过同日常的比照,海德格尔提出了历史的紧迫,并且,正是以他假定的前者的“非本真性”或“非本有性”为背景,他确立了一个拥有历史的民族的同样假定的“本有性”或“本真性”。但这种对日常的轻蔑态度绝不明显,因为日常性被认为建构了存在论经验,也就是强烈意义上的“生存”的前存在论根据。换言之,海德格尔并没有坚定地站在这个根据之上,而是最终把日常的共同生存颠倒为“向死而在”的孤独,以便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共通体当中克服后者。那么,就没有一种关于日常的真理本身不是日常的,因而也是平庸的、普通的、粗俗的。

但后来,不考虑海德格尔或因为海德格尔,我们目睹了某个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日常的尝试的复活,仿佛是出于这样一种只要我们开始怀疑进步主义,同样还有崇拜或灾难主义,就会被人感受到的必要性。萨特那里有这样的东西,亨利·勒斐伏尔和情境主义者那里也有,或者,它以别的方式存在于米歇尔·德·塞尔托或福柯那里。布朗肖同样沉思了日常的困难。

这个困难经由如下的事实而显现,即我们似乎总要让日常时而服从无意义的恶名,时而又为了拯救它而让它服从历史、审美甚或宗教之吸收的超意义。在如是的突发中,日常丧失了其日常性。前者甚至可以转而反对后者,要求生活进程的一种断裂,以把它转变为仪式或偏执神经症。绝大多数时候,它同样可以保持单调的平淡。我们可以像黑格尔一样说,阅读报纸就是“现代人的日常祷告”。我们可以把一个时代或地区的日常生活提升到一个伟大的历史主体之尊严的高度。我们可以像佩雷克(Perec)一样写《生活:使用者手册》,或者,无论用不用精神分析,我们还可以转变我们日常的遗忘、拖延以及向一笔意指性宝藏的滑移。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由沉闷的简单工作构成的卑微生活”的磨损,[1]它侵蚀并瓦解了例外的时刻,而没有任何拯救的希望。

但我们必须拯救日常吗?或者至少,我们必须通过把我们自己从它当中拯救出来——通过逃避它——而拯救它吗?如果这并不必要,我们又如何不以一种平凡的方式来思考它(以一种平凡的方式来思考就是不再思考)?

换言之,我们如何思考无意义,如果无意义就是建构日常之本有标志的东西?

我们知道,赫拉克利特曾邀请他的客人到他的厨房来,并坚持诸神也可以在那里被找到。如果这些话被人转述或被人发明,那是因为它们乃恒常之物的一部分——既是哲学的,也是政治的、宗教的和审美的恒常之物——由此,作为一个普遍的法则,真、善、美必须和例外,和只在至高的条件下才出现的东西的光辉相连,如此出现的东西必然导致一种惊奇,也就是一种古老的哲学美德,或者,一种被康德称作“理性之感受”的敬意。我们想要感到,我们正在赞叹一个将其自身从一般之钝浊中免除的东西的出现。某种意义上,我们有关显现的所有版本(柏拉图的理念,胡塞尔的超验性,基督教的启示)都印刻着这个至高的区分法则:事物或真理应该升起并建构一个事件,一个生成。“出显”是这个思想领域的必要性,而全部的现象学,无论多么谦逊,都在其内部包含着一种现象的储备,并且是壮观意义上的现象。

然而,日常仍处于它的“不出显”状态。更确切地说,它并不在“出显”之中作为某种隐匿之物而存在,它本身就只是这样的“不出显”而已。它构成了它不出显的展露,或者,它编织了一个不出显的纹路,而出显的东西只是这个纹路的一束短暂的火花。出显的东西同样消失了。但不出显者,就自身而言,持留——而不存在。只要我们让它——在一个思想,在一幅绘画中——出显(好比一个人常说的“日常生活的戏剧”),我们就失去了它,我们就让它作为一个事件来到面前,或者,我们就制造了一个与之相反的,暗蚀着它的事件。

但如果日常的取消标志着事件和例外,那么,日常的顽固,不是证明了事件的取消,而是证明了它被允许的唯一真实的铭写。当生活在继续——基亚罗斯塔米的影片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点[2]——并且只有当生活在继续的时候,事件才能得到铭写。直到那时,直到事后,它才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例如,有两种陪伴死者离去的方式:一种是带着对日常的怀疑和弃绝,另一种是带对日常的不断更新的肯定。我们要么绝食,要么进食;我们要么沉默,要么言说。有时两者几乎是同时的。在一些文化里,一个人返回死者的墓前准备一顿简朴的餐饭,死者也被赋予了一份食物。

同样地,日常最为本有的抵抗模式在战争或其他形式的灾难期间显露出来。我不知道我今天能否这样说,正巧一段盲目的历史在伊拉克发动了战争(在我录制这个专栏的前夕)。但我知道,日常在战争中的浮现,如果它能够浮现的话,是和战争的目标——至少是其内在的目标——最背道而驰的,因为战争说明了例外的实现,以及一种几乎等同于英雄主义豪言壮语的卓越。

或许,我们必须试着保持这样的语言,它甚至不是一种谦逊的英雄主义。因为英雄主义总宣称要睥睨命运,即便这意味着直面一种可怕的“无脸”。但日常采取了更加狭小、更加隐秘的道路,而那并不总是为了一种逃避的隐藏。

日常所隐藏的是其自身的突发或其自身的实质,正如它隐藏了一个命运或一个绝对者的突发和实质。当我们谈论“日常”的时候,我们没有成功地命名任何的本质,甚或一个代理或一个权威,更不用说一种真、一种善和一种美了。无疑发生了的,并且应该发生的事是,日常被制成了作品(fasse oeuvre),并且,通过这些作品,它转入了例外,转入了其至高的升华。这就是黑格尔如何在佛兰德的绘画中看到“生活的星期日”,这也是金汤宝,多亏了安迪·沃霍尔,如何在缪斯的庙宇中占有一席之地。无论如何,日常的突发受到了限制,因为它标志了其自身的无常。汤罐头和日子一起流逝,不论它们是否彼此相似,而它们的依次逝去把劳作引入了无作(désoeuvrement)。

日常之内,既不存在作品,也不存在事件或例外。没有任何构成律法或信仰的东西。或者,只有这些东西的最小化形式,仿佛是被浓缩或固化了。律法说“每一天都有其悲伤”,信仰说“明天是另一天”。经验主义和顺从,抑或是另类想法的一个静静的来源?这是必须被检验的东西。

有一天,悲伤甚至到了放弃对明天之等待的地步。那一天就是最日常的一天。它的悲伤一无所剩地填满了它,“另一天”,对它而言,成为了所有日子的另类,但始终——只要我们瞥见了——是和其他的任何一天一样的日子。因此,例外,它的律法和它对“至高瞬间”的信仰,都开始和日常极其古怪地混同起来了。

“出显”和“消失”相混同,或者,用一种更加微妙的方式说,它将自身展示为“从不在真理当中出现”。“不出显”被固定了。同时,在同一个瞬间,一个生命在其独一的例外中短暂地出现,并且再次融入了其他所有生命的不出显,死者的不出显和生者的不出显。我们会说,不出显的生命作为一个整体被永恒化了,但并不耀眼地显现,而且也没有取消它们的作品或真理。斯宾诺莎说,我们把我们的性格经验为永恒的存在。我们必须补充,这就是一种日常的经验,而这同时意味着,这样的经验并不对我们出显。

2003年3月28日



[1] 见保尔·瓦莱里的《智慧》(Sagesse),第一篇第八首诗第一行。(英译注)

[2] 这里指的是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的电影《生活在继续》(La vie continue),英译为“Life and Nothing More”。(英译注)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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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关键之词作为存在经由思想的创造与毁灭

七月 29th, 2013

雅贝斯

“我们匆忙地把迷人之词同关键之词混淆了。”他说。
“一个关键之词并不必然是一个迷人之词。通常,相反,它是一个未经注意的,出乎意料的词。
“为了打开一扇门,一个人必须把钥匙放入锁中。钥匙的拥有者随后做什么?他把它放到口袋里。
“我们不会要求他把钥匙展示给我们看。它的柄,杆和齿激不起我们的好奇之心。
“每一把钥匙都是为了打开一扇门,接着从视线中消失。
“我们从不执迷于一把钥匙,除非它丢失了。
“在每一篇书写中,关键之词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它是把文本向着文本,因此也向着我们打开的词。
“它不是开端之词,而是一切从中开始的词。它可以在每一篇书写的开端找到,正如它同样频繁地在每一篇书写的末尾找到,或在书写的中间,或在第一个词之后,或在最终之词的前面。
“一个人从不能肯定自己认出了它,因为它往往秘密地运作。但它的姿势明亮而清晰。
“我们徒劳地试图把它固定下来。它是文本的全部有条不紊的词语说出的那个词——但如此轻柔地说出,以至于没有人听得见它:神秘的暗语,书就立在它的背后。”

“如果关键之词不是一个词,而是所有词都能够使用的一把钥匙呢?这意味着,我们无法进入一本书,除非是同那个词达成了共谋,它持有我们所偶遇的门之钥匙:境遇的关键之词。
“那么,书写只能促进钥匙在词语中间的这种贸易。这就是我所谓的同文本的本能关系。”他还说。

“显然”,他写道,“‘蔚蓝’一词唤起了‘天空’一词,但并不揭示它。相反,‘空无’一词则能够揭示。
“若我写道,‘在它变暗之前,我灵魂的空无已是蓝色,’我便用天空的全部之所及覆盖了这个句子。”

“持有文本之钥匙的”,他还写道,“不是作家,也不是它打开以供阅读的文本。而是词语未能够囚禁的东西。
“钥匙无疑是这样的缺失,并由那些本身就背负着一种古老缺席的各式各样的词语在书本中透露:无限缺失内部的缺失。
“我们无法目睹的东西恰恰是允许我们目睹的东西。”

一切的沉默都融入了这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沉默之词的两个字:上帝。
二是无限的数字。

上帝的钥匙环就埋在文本之中。这献给词壳的神圣礼物乃是其私密而疯狂之抱负的根。

一切的思想都依赖于一把钥匙的狂想。

一个词的空间无法被人或世界封闭:它是想象的。

想象有它的界限:一个惊人的现实。

想象意味着创造更多。这个“更多”无法被指定。

想象或许只是一种抛弃了其本源之重负的思想;处在宇宙的突如其来之边缘的幻想之词的勇气。

甚至最小的卵石也充满了无限。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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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七月 28th, 2013

让-吕克·南希

在充斥了我们公共舞台多年的“公案”中,有一个本质上是哲学的公案。这就是著名的“海德格尔公案”,把它从法国知识场景的视域,或至少是后台中清除出去,似乎是极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必须注意:这不总是其他国家的情形,根本不是,它也是一个值得分析的事实。)除了致力于研究它的,同样广泛地展示并分析了文档之条目的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集,似乎还有一种让辩护者和指控者在一场无止尽的审判中相互反驳的周而复始的定期的必然性,当然,这场审判中不存在一个人可以诉诸的更高的权威。

难以阐明的事情在于,这样的必然性是一种情绪的必然性还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性。无疑,人们的语气是情绪化的,而这些情绪的来源应当接受审问。在我们看来,争辩的双方都过于强硬,以至于我们很难探究其中牵涉的动机。但基本的主题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它明显不包含别的任何东西,除了在一位哲学创造者的政治委身的基础上,对这种哲学进行合法化或去合法化。无论如何,这是争论或对峙的潜在趋势,因为争执的“公案”往往如是地显现出来。

这只是一种潜在的趋势,因为绝大多数的时候,双方都乐于分开彼此的层面并引入一些保留。但至今二十多年来,整体的结果仍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哲学家是一个纳粹分子,而他的哲学因此在各方面都遭受了实质的玷污;或者,有必要宣称他不是一个纳粹,或者,那勉强并且仅仅是一个无心的过失,如果我们想要保持一种和希腊的黎明一样纯洁的思想的完整的话,而黎明的光辉正是它重新发现的。

在我看来,这一状态下的争论本身已经暗含了一个哲学的和历史的错误,并且是时候让我们自己摆脱这个错误了,因为赌注重大。

但我不打算在不区分其论证的情况下就草率地摒弃争论的派别。的确,辩护者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某种虔诚可以让人盲目或让人陷入一种否认,根据弗洛伊德的公式,就是“哦,我知道,然而……”。相比之下,指控者以一种更加坦诚和谨慎的方式采取了话题——除了少数相当粗陋的情形。进而,引人注目的、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已在这一方产生,恰恰是因为这里原则上没有逃避分析。说了这些,我不想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更加深入的区别和划分。对此,无关个人,我要表达我的惊异:为什么要把问题和就这样一个哲学家而言如此重大的政治错误产生的理论或历史的可能性之条件分开,或者,看似分开,如果不是彻底分开的话?

(我顺便注意到,相同的问题应对卡尔·施米特提出,关于他,我们近来已经看到,他勾勒出了一桩类似的公案之序幕。这些当然是不同的例子,但它们彼此相似。)

为了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同时承认思想家的政治错误和他绝对的重要性。自此,我将在这双重的初步承认的基础上展开论证。政治的错误无可争议,而一种哲学的重要性同样不可质疑,它至少对萨特、梅洛-庞蒂、阿伦特、巴塔耶、福柯、德里达、拉康、葛兰言及其他的许多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这样的哲学如何在1933年踏上了第三帝国的道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分析集中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政治的,或不如说具有直接的政治重要性:某种关于“民族”的观念。在《存在与时间》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民族如何开始取代一种“同在”,因为“同在”迷失于无名和均质,迷失于被大卫·雷斯曼(David Reisman)随后称作“孤独大众”的无差异的群体。那么,“民族”看上去就仿佛担负着重新捕获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这种历史不同于“个体”,也就是现代世界的这些无数的、残缺的诸众的熵一般的忧郁的离散。海德格尔对历史的现代转向(建构“现代”本身的东西)——或断裂——至为敏锐,也就是这样的事实:历史遭遇了其自身的晦暗而无力返回以持续或永恒的各种形式为代表的前历史模式。(兰波,一个现代人,已经为他的时代明确地表达了对永恒的欲望。)

人们会理所当然地反驳说,法西斯主义并没有重新敞开任何的历史,而是在一场戏剧化的千禧年崇拜的不变展示中捕获了现代的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海德格尔很快就认识到这点,正如纳粹认识到他的话语难以利用一样。然而,海德格尔从不在这个继续着原初脉路的方向上停止顽固的思索。为何?一个人若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就无法摆脱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所有人都要亲自来偿付。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时代——从海德格尔到我们——没有什么思想能够重新捕获这个历史的问题,但今天,在我们身边的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看见它再次浮现并坚持着,作为“民主”或“世界”的问题,作为“事件”或遗留之物,或“革命”的问题,作为“意义”或“政治”的问题——有关我们之绝境和我们之紧迫的所有重要的能指。

所以,问题是:在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历史发生了什么?回答很简单:它转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形式。后者就这样以一种双重的倾向为特征:一方面是正义的倾向,另一方面是历史的倾向。在两者之间,有一种断裂,它或许已经随马克思在那里了。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正义是康德的,历史的黑格尔的。不仅结合不存在,就连历史也变得比黑格尔本人那里的历史更加地机械和无名。“理性的狡计”获得了自由的统治。这诚然就是构成这么多思想家之私密戏剧的东西,对这些思想家而言,马克思主义只是弯转了遭到挫败的欲望而已(本雅明和巴塔耶最为清楚地代表了这点)。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斯巴达克斯派在1919-1920年的瓦解已在历史哲学遭遇的僵局中找到了它的复像或症兆。

这也是1923年(卢卡斯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现的那一年)霍克海默尔建立机构以来,沉重地压在那些开始形成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思想之上的东西。在那些年,马尔库塞在海德格尔的监督下写他的论文《黑格尔的存在论与历史性理论》。但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的精神》已在1918年出版,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思想向度之间的比照,它们揭示了一种自主的、机械的或有机的,没有主体的进步的历史,和一个主体之假定间的对立,这个主体不仅是行动者,事实上也是历史之前行的一个此时此地的有效项。历史——作为现实化,作为事件,作为到来者和兴起者(le venir et le surveir)的历史——的确不再有任何合法的继承人。胡塞尔,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最不怀疑的人,仍在1935年的讲座中谈论理性的一种“自我实现”和一种“自我启明”作为其发展的无限运动。1935年,维特根斯坦在苏联旅行,而弗洛伊德在创作他称为一部“历史小说”的《摩西与一神教》。《文明及其不满》在1930年面世。这给出了情境的一幅标志性图像。

当然,我不希望忽视的是,还有那些选择直接斗争的人,那些被流放的人(但他们没有带着另一种历史从中回归),那些难以平息地谴责恶行的人。我恰恰要把我的结论限定在这个谴责的问题上。

谴责是必要的。但阐释也是如此。海德格尔阐释了一个难题,他全部的思想——关于“存在”“技术”或“诗”——都是同这个难题的一场斗争。这个反动分子的发自肺腑的顽固,甚或愚钝的固执,只是一种不愿在我所谓的“历史”之死结上放弃的思想之坚韧的最最可见的面孔罢了。他最终唤起了“一个神”的事实,正如我们知道的——甚至这也不能遭受毫无保留的谴责。它是对另一个绝境的简练而锐利的宣示——但关键首先在于,这个绝境或这个死结也是“我们的”的绝境和死结。这块碎片落入了我们的花园。不管它是否取悦我们,我们都关注着它,因为在这里,在我们面前,不论有没有海德格尔,历史都继续断裂并一再地发生。

2003年2月28日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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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

七月 28th, 2013

莱里斯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感受,运动,说话,而不太注意言语的奇怪之处,也就是这样的事实:言语既是共同理解的模式,也是我们私下沉思的导线。

我们的社会生存所要求的日常交流得以实施的这相同的语言,一方面,指向了外部,另一方面,则是我们远离街道的喧嚣,寻找我们最特别、最深刻之财产的时候,从旁边悄悄经过的大路。

除了被话语的各个元素当作同他人之交流的货币而占有的词语的流通价值,交换价值外,还有当我们勘探自己最秘密的沉淀并把它变形为诗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出于自己最内在的,最不公开的目的,在使用词语的过程中指派给它们的个人价值。

语言的这一双重的本质——如同这一对自相矛盾的需要:一方面要把它们推向同他人的完全交流的明媚阳光,另一方面则引诱它们进一步地坠入黑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诸多诗人为代表的痛苦的根源。一旦明白它们被如此地划分,我们就不应惊讶其中的一人时而在词语的狂流中吐露自我,如一个醉汉或入迷的女祭司,时而又在一张非人的面具后消失,如一个癫痫病人紧咬牙齿,口吐白沫地倒下。

Haut Mal, Paris: Gallimard, 1943)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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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判,驱魔

七月 27th, 2013

亨利·米肖

如果完美的和谐从年年发生的数千起事件中浮现,那会是真正非凡的。总有一些东西卡在你的喉咙里;你把它们藏在体内;它们让你疼痛。

你能够做的一件事:驱魔。

每一个情境都意味着附从,无数的附从。我还没有听说,这样的事态是完美地令人满意的,或者一个人——不论他多么地主动——能够真正有效地反抗这些附从。

你能够做的一件事:驱魔。

驱魔,一个带着攻城锤的强力的回应,是囚徒的真正的诗歌。

在苦难和痴迷的空间里,你引入了这样的欣喜,这样宏伟的、焊接着词语之锤击的暴力,以至于恶逐渐地消融了,被一种空气一般的恶魔的领域所取代:一种惊人的状态!

许多当代的诗歌,释放的诗歌,同样具有一种驱魔的效果,但那是经由遁辞的驱魔。经由我们潜意识本质的遁辞,它用一种适当的、想象的精心运作来捍卫自己:梦。经由计划的或探究的遁辞,寻求其应用的最佳时刻:正在觉醒的梦。

不仅是梦,还有一种思想的无限存在着,以便允许我们“过活”,甚至某些哲学体系本质上也是驱魔的,虽然它们认为自己完全是某种别的东西。

它们的效果同样是解放的,但它们的本质是极其不同的。

这里没有那种飞涨的驱魔的浪潮,冲动的,看似超人的。而那种在客体将被驱散(仿佛它是以电的形式呈现的)的时刻现形的炮台,也丝毫未被魔法击退。

这垂直的、爆发的向上的冲跃是存在的伟大时刻之一。对那些无视自身在不幸的依靠中生活的人而言,练习的推荐总是不够。但发动马达并不容易——只有临近绝望才能做到。

富有悟性的读者将意识到,本书开篇的诗歌并不是出于对一件事物或另一件事物的仇恨,而是为了抖落过于强大的影响。

下面的绝大多数文本某种意义上是经由遁辞的驱魔。它们的存在之理由:避开怀有敌意的世界的无所不包的力量。

声音

在那些不幸的日子里,我听到了一个声音,而我听到了:“我要降低他们,这些人,我要降低他们并且他们已被降低,虽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我要把他们降到如此之小,这样,就没有办法把男人和女人区分开,并且,他们已经不再是他们曾经的模样了,但既然他们的器官还可以相互穿透,他们就仍把自己想作不同,一个人是这样,另一个人是那样。但我要如此可怕地让他们遭受任何器官都不起作用的痛苦。我要让他们仅留骨架,在他们纯粹的骨架线上悬着他们的不幸。他们已经跑得够多了!他们还要双腿干什么?他们的运动渺小,渺小!那样会好很多。就像公园里的塑像无论发生什么都只有一个姿态,即便如此我也要让他们石化——除了更加渺小,更加渺小。”

我听到那个声音,我听到了它,我颤栗,但也不总是那样,因为我钦佩它,因为它黑暗的决定和巨大的、看似无意义的计划。那个声音只是数百个声音当中的一个,充斥着大气的顶端和底部,东方和西方,它们全都是咄咄逼人的,邪恶的,满怀怨恨的,为人允诺了一个险恶的未来。

但人,在一个地方惊慌失措,在另一个地方沉着冷静,反思并算计着,以防艰难的时世,他准备好了,虽然他往往已经看似遭受迫害并且毫无作用了。

当我听到那旨在惊吓他的仇恨和威胁的声音时,能被一块卵石绊倒的人已经行走了二十万年。

我从一片充满了光的土地上给你写信。我从斗篷和阴影的土地上给你写信。年复一年,我们一直生活在降半旗的塔上。夏日!中毒的夏日!自那时起总是同一日,顽冥的记忆之日……

上钩的鱼久久地思念着水。久久地,岂不自然?你抵达了山坡之颠,你被长矛刺中。随后,你的整个生活变了。一个瞬间在神庙的门口粉碎。

我们彼此寻求建议。我们并不知道更多。一个人并不比另一个人知道得更多。一人狂乱,另一人迷惑。我们茫然不知所措。不再有平静。智慧和灵感一样短暂。告诉我:被三支利箭射中喉部,谁会恍若无事地走动?

死亡攫住了一些人。监狱、流亡、饥饿、艰苦攫住了另一些人。抖动的巨大军刀劈开了我们,一切低劣而卑鄙的事物都从我们身上穿过。

在我们的泥土上,还有谁从心底感受欢乐的吻?

酒和自我的结合是一首诗。自我和女人的结合是一首诗。天与地的结合是一首诗,但我们听到的诗已让我们的知性麻痹。

难以忍受的悲伤中,我们的歌无法唱出。碧玉上的雕刻艺术已经止步。云朵飘逝,云朵形如岩石,云朵形如桃树,而我们,我们也如云朵一般流逝,满是受难的无用之力。

我们再也不爱白日。它嚎叫。我们再也不爱黑夜,它萦绕着忧虑。一千个可以没入的声音。却没有一个可以依靠。我们的皮肤厌恶我们苍白的面容。

无边的事件。黑夜,同样无边,但它又有何为?黑夜的群星照不亮一张床铺。那些曾经知道的人不再知道。他们同火车一起跳跃,他们同车轮一起翻滚。

“留在自身内部?”想都不要想!鹦鹉岛上没有孤立的楼房。秋日,邪恶露出它的面庞。纯洁者并不纯洁。它露出它的顽固,它的恶毒。看,一些人在喊叫,另一些则在逃离。但宏伟无处可见。

秘密的热情,真理的永别,石板的沉默,刀下鬼的尖叫,冰冻之休憩和燃烧之感受的世界是我们的世界,糊涂狗的路是我们的路。

我们无法在沉默中认出自己,我们无法在尖叫中认出自己,也无法在洞穴,或在异乡人的姿态中,认出自己。在我们周围,乡野冷漠,天空失去了目的。

我们在死亡之镜中打量自己。我们在污损的封印,流溢的鲜血,断首的浪涌之镜中打量自己,我们在屈辱的污秽之镜中打量自己。

我们返回蓝绿的春日。

迷宫

生命,一个迷宫;死亡,一个迷宫
没有尽头的迷宫,霍的大师说。
一切紧敲下去,无物释放。
自杀再次生出新的苦难。
牢笼通向牢笼
走廊通向走廊:
自认为铺开了生命之卷轴的人
什么也没有铺开。
四处无事发生
世纪,同样,活在地下,霍的大师说。

在我死后

我在死后被运走,我没被运入一个封闭的空间,而是进入以太的无边的真空。在星空中,我远没有因各个方向上目所能及的这无边的敞开而心生沮丧,我把我曾经的全部之所是,即将的全部之所是,以及我(在我内心的秘密日历上)计划成为的全部之所是,一再地聚集起来,我把全部的东西,我的善良品质,甚至我的邪恶,紧紧地握在一起,把它作为最后的壁垒,我让自己成为了一个从这一切当中诞生的贝壳。

围绕着这个以愤怒(一种不再基于血气的清洁的愤怒)为能量的核心,寒冷且完整地,我开始以一种至高的防御行动,一种终极的拒绝,扮演起豪猪。

接着,真空,真空的幼虫,已经用触角向我伸出了其柔软的囊肿,用一种可鄙的浸透威胁着我——幼虫,在进行了一些决不放弃的无效的猎食尝试后,感到惊讶,它们困惑地撤退,并从视野中消失,让这个如此值得活着的人活了下来。

因此,处于这有利地位的我,自由地动用我暂时的权力,出乎意料之胜利的欣喜,冲向了大地,重新渗入了我一动不动的身体,床单和毛毯已经幸运地防止它变冷。

在这场胜过了巨人之努力的斗争后,怀着惊讶和喜悦,还有失落,我回到了人的生命,为了是其所是,而必须被过活的狭隘而封闭的视域里。

在怪物的陪伴下

(自我的青春期开始)不久,我生来便活在怪物当中的事实就变得清楚了。很长一段时间,它们都显得可怕,随后,它们不再可怕,并且,在巨大的毒性之后,它们逐渐地衰落了。最终,它们变得毫无生气,而我也平静地生活在它们中间。

这恰好是其他未被怀疑的怪物开始形成的时候,一天,它们来到我的面前,活跃而可怕(因为如果它们到来并跃现只是为了无所事事并保持拘谨,你以为它们还会到来吗?),但在它们用黑暗填满了整个的视域后,它们开始衰落,而我平静、安详地活在它们中间,这是一件好事,尤其是从我接近如此可恨,几乎致命的存在者以来。

那些起初是如此过度的,令人厌恶的,丑陋的的存在者采取了如此美妙的轮廓,以至于若不考虑其不可能的形式,一个人几乎会把它们界定为自然的一部分。

岁月如此行事。当然。而这无所冒犯的阶段,其清晰的标志又是什么?很简单。它们再也没有眼睛。随着感知器官的消失,它们的脸——虽然拥有可怕的形式——它们的头,它们的身子,只是和大自然在岩石,卵石及其他许多领域中展示的圆锥,球体,圆柱或柱体一样地令人不安而已。

畸形脑叶

在第三次复发后,我通过内部的视觉看见我的大脑完全地黏在一起,皱巴巴的,我用肉眼看见了脑叶和中心,它们都不再运作了,而我期望看到脓包或肿瘤在那内部形成。

当我寻找一个仍然健康的脑叶时,我看到了一个,它因为其他脑叶的收缩而得以显露。它正处于其活动的顶点,并且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活动,因为它是一个畸形脑叶。我越是看着它,我就越是肯定。

它是一个畸形脑叶,由于其他脑叶的失效,时常被一种强有力的的替代行为还原为一种毫无生气的状态,它为我供应生命;但它——畸形的生命——与我的生命焊接。如今,我全部的生命,把它们固定下来总是我最大的困难。

这里,或许,就是我存在之幸存的终极尝试。我在怎样的畸形中找到支撑(又以怎样的方式!),我不敢讲述。谁曾想过生命对我是如此地宝贵?

从怪物到怪物,从毛虫到幼虫,我始终贴附着……

楼梯上的怪物

我在楼梯上遇到一个怪物。当你看着他的时候,他爬楼的艰辛让人极为心痛。

但他的双腿令人印象深刻。他甚至可以说,整个就是大腿。跖行的爪子上一双沉重的大腿。

顶部似乎看不清楚。黑暗的小嘴,黑暗或……?这个存在者没有真正的身子,只有足够柔软的,暧昧地湿润的区域,来诱惑某个怠惰之人做着美梦的阴茎。但或许那根本就不是它,这个巨大的怪物,很可能是雌雄同体的,它被碾碎,又显得凶暴,正悲惨地攀爬一道无疑不会把他带向任何地方的阶梯。(虽然我有这样的印象:他还没有开始爬多少步。)

看着它让人不安,遇到这样一个怪物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你很快就能发现,它是卑鄙的。但以何种方式——这还不能完全地确定。

其不可定义的团块上似乎负着湖泊,微型的湖泊,那抑或是眼睑,巨大的眼睑?

在医院里

剧痛。他们在医院里给了我安排了一个偏僻的房间。

那里还有一个咳嗽的妇人。

他们无疑这样预料:伴随着尖叫,我的苦痛会从我的体内拧转而出,我会摧毁病房里所有病人的安眠。

不!每天早上,我都检查我的精力,还有我痛苦的发展,我决定我要坚决地熬过今天,因为到了明天,我就会不可挽回地让自己屈服于我地狱一般的痛苦之尖叫,现在,我只能用极度的困难抑制着它,它的喷涌迫在眉睫,迫在眉睫,仿佛还未抵达。但到了第二天,我又再次抵抗那不断增长的压力,它远远超出了我自以为能够忍受的。

但为什么,哦,为什么他们要给我一个咳嗽的妇人,她把我在这痛苦的可怕侵扰中勉强维系的少有的安详时刻和小小的持续都撕裂了,并且悲惨地撕成了碎片?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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